2018年9月20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举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翟泰丰、金炳华、李冰，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李敬泽、阎晶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鲁敏等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作家颁发奖牌和证书。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各评委会负责人和部分评委参加颁奖典礼。第八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全体代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和网络作家培训班学员参加了颁奖典礼，共同见证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一盛事。

今天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今天中国的严肃文学，主要继承的仍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作家正是这个伟大传统的开创者与奠基者，国族危难之际他们奋起救亡，众生困顿之时他们智力启蒙，在铁屋子笼罩每个中国人的时代，他们愿做擎着黑暗的闸门的人。他们的为人生的文学，使得后来者不仅关注于写什么和怎么写，更会考虑为什么写的终极问题。今天的社会早已与鲁迅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中国也正在以从未有过的方式完成崛起，但鲁迅这样的作家是否已显得过时呢？换言之，新文学的思想之新，价值之新，是否就可以被替代为新媒介、新技术、新娱乐？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们这些后辈又能在哪些意义上作出一点点奉献？让新文学常新下去，我想我的同道人会比我思考得更多。

我第一次获奖时候到现在已经近40年了。获奖往往是一个年轻人文学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节点，能使年轻人上一个新的平台，给年轻人一个重要的激励，可是对于我来说更多是一种鼓励。就像是在对我说一句话：“这老头还行，还能写东西。”还有一种更美好的感觉。随着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社会经济的改变、文明的转型，商品经济、消费主义影响和挑战着我们的传统、挑战我们的文化传承的时候，我转入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时媒体特爱说一句话，说我到20世纪末完成了角色的转变，这是一个肤浅的看法。实际我并没有改变，只是从一个所有作家都有的社会良心出发，回应着时代紧迫地对知识分子所提出的要求。20多年来我没写东西，偶尔写散文，大量写的是文化普查、田野调查的档案，基本上是读者不愿意阅读的。我编写了上千万字田野档案、大量文化批评，呼唤社会的文化自觉，而慢慢与读者疏离、渐行渐远，作为一个作家心里是有点痛苦的。因为你失去了读者就失去了自己，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读者，那就是文学的悲哀。所以这次评奖对我来讲最美好的感觉是让我逐渐找回了读者。

面对波澜壮阔的新时代，需要产生足以匹敌的精品力作，而报告文学首当其冲，因为它是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唱响时代旋律的最佳题材之一，肩负着书写新时代、新世纪的重任。第一，由走近，到走进，走进火热的生活基层。报告文学作家最主要的创作工具是手、是笔、是心？不，是脚。在创作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走进生活，而不是走近生活，只有走出书斋，走出自己熟悉的舒适的生活，走进更广阔更基层的生活现场，用眼睛、用皮肤、用心灵去获取灵感和素材，才能捕捉到文学盛宴上最需要的鲜虾活鱼。

第二，由感动到感悟，感悟时代脉搏的跳动。文学总是参与时代变动、书写社会主体生活，新时代环境下，报告文学作家不仅要走进现场，勇于担承，感动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更要敏感地感悟中国故事背后的时代脉搏的跳动，聆听真理的声音，让读者在审美和愉悦的感动中能领悟什么，明白什么，进而选择什么，坚定什么。

第三，由发现到表现。表现时代中的精彩。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讲好中国故事，既要塑造时代英雄的伟大壮举，也要记录典型人物的烟火人生。真正的报告文学就是新时代的史记。

有些事物像鸟鸣那样不知不觉地存在，如果仔细听，你会觉察到，它不仅仅是回荡在山林间，而是回荡在无始无终的时间中。对于一座山林，鸟鸣千百年来从未改变，也不会从这种鸣啭中延伸出新的意义来，正是这样的发现，在改变人生的地图，并使得我的生活总是从某一个时刻重新开始。

生活的秘密总是无穷无尽，并会自然而然地被转换成情感秘密，旋律一样穿过诗行，使得眼前的风俗画面成为富有魔力的心灵回声，并赐予我们一种拯救般的抒情语调。由此，一个人写诗，可能既非在深刻思考，也非对语言的警觉与感知，而是一种古老的爱恋。爱，使他在质朴的声音中，寻找那种历久弥新的知觉，从而给所爱之物以别样的观照。我还听不懂鸟鸣之间的情感差异，甚至听不懂穿过树林的风声。生活有种严厉的幽默，类似写作者的孤独。诗，只能在精神领域深处寻求那异样的东西。当诗人直面其所处的时代和精神，挖掘并整理它们，他会意识到，这事儿，的确不能交给其他人来处理。

因此，沙漏的意思是，我们渴望留存的，可能是首先要被漏掉的。它像细沙一样通过时间的窄门，漏到了另一个地方，仿佛那里是时间之外的某个地方，它停在那里，等候回来，等候重新对生活进行更有价值的介入。这也正是诗歌存在的理由。

必须承认在前些年的奔走中，无论是穷途还是歧路，我无数次想起过鲁迅先生说过的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因此我对那些城市的遭逢都充满感激，我对在那些遭逢里重新调节、重新验证的字词充满了感激。尘沙和雪山，情谊和恩典，这些字词和他们站立的地方不再单单是我的想象之物，我想，我的确是用自己的身体重新踏足过了他们，丈量过了他们，他们令我的身体长出了新的筋骨，由此得以重新做人。因此，不能背叛他们。他们正是我在《山河袈裟》的自序里写过的那些人，他们是门卫和小贩，是修伞的和补锅的，在许多时候，他们也是失败的，是穷愁病苦，我曾经以为我不是他们，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他们，因此我将持续地辨认出他们。我们所在的中国是孔雀东南飞的中国，是桃园三结义的中国，无论时代的河流流淌得多么迅猛，我相信，刘关张的后裔，白娘子的化身，依然行走在我们身边。如果你依然想要在笔下顽固地存留一个中国，你就得和他们滴血认亲。

毋庸讳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关于文学的共识已然断裂的时代，人们在不加辨析的多元主义话语中各执其词，莫衷一是，这当然是文学的民主与自由的显现，但同时也意味着某种坚定而高尚的价值观的涣散。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动而又生机勃勃的大时代，个体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必然要面对的是昨日之我和今日之我的交战，有无胆识突破既定思想的牢笼，如何冲决固有话语的网罗，而理论评论在这种文学语境中又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无疑值得每一个从业者深思。

一个有责任与担当的文学研究者应该对自己作为“历史中间物”的身份有着清醒和自觉，这会让我们摆脱关于写作不朽的虚妄和永世长存的幻想，而投身到当时当地的生活之中，从而导引我们将目光与情感始终锚定在时代、人民、社会与心灵之上，以鲁迅的名义回到鲁迅又走出鲁迅，将自己的批评与理论建基于历史的洞察和现实的实践之中，并指向于未来的行动。这是雅正的新文学理想，它讲述民众的故事，修复内心的创伤，体贴灵魂的幽微，弥合民族的认同，进而建构文化的自信，重构我们的文学生活。虽然每个渺小的个体都如同风中微火，不能妄言能够为文学做出多大的贡献，只能以萤光之小黾勉自身，但如果偶尔光光相应，照亮他人，则善莫大焉。

获奖虽不在期盼之中，但仍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次我们四位都是从拉丁语系的语言将一部作品翻译为中文，说到我们的共同点，说实在翻译工作是个人的事情，要紧紧抓住作品本来的意义和其他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要想到译本的读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起到桥梁或说摆渡人的作用。若把翻译比作种田，我们可以说，作为翻译者，读原著，读相关资料，读文字，读字典，查网络，一字一句地敲键盘、爬格子翻译，与作家通电邮、提问、请教，这些都是像农民一样在选种、播种、耕耘、栽培。而译本通过编辑、出版人的努力获得出版，正是庄稼的收获。至于跟文学奖挂上钩，这已经是收获之外的意外。从我个人来说，做文学翻译前后算来也有三十多年。前几天，《中华读书报》的记者采访我，问我，我们这一代翻译工作者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中起了什么作用？我说，大概是承上启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