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呼小实施了两年多的PDC教育改革已经在老师和学生身上看到了变化。6年级5班班主任刘立军在去年母亲节时，受PDC理念的启发，让学生运用刚刚学到的数学中“比”的知识，为妈妈设计一双高跟鞋。活动的效果令刘立军喜出望外。学生们热情高涨，拿出了很多造型漂亮的高跟鞋设计图。“在数学课上，我告诉他们，人的腿长与身高的比要达到0.618的黄金比例才比较和谐优雅，所以他们回家就拿皮尺量出妈妈的身高和腿长，再根据比例算出高跟鞋的高度。这个活动对他们来说非常有趣，同时也强化了数学知识。”

　　“这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教育改革。在人工智能即将实现的未来，学校将发生巨大变化。过去，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传授知识，但是今天，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太多了，学校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教授学生知识，更多是教会孩子们生存能力、生活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与适应社会的能力。”马骏表示。

　　在一次旨在解决北京停车难的“为北京的车辆寻找一个家”PDC项目中，4年级学生们在调研了北京的停车情况后，在统计报告中做出了“饼状图”。马骏看到了就感到有些奇怪。因为4年级的数学才只学到了柱状图，还没有学饼状图。“我就问他们，这个饼状图你们是在哪里学的啊？孩子们就说，他们在网上看到了，觉得饼状图反映问题更一目了然，就自学了一下，很容易就学会了。”

　　马骏表示，无论是项目教学还是现象教学，都需要优秀的全科老师，而这，正是眼下他们推行PDC时遇到的潜在困难。“芬兰的小学老师都是硕士学历，他们没有统一教材，都是根据大纲要求学生达到的能力目标自己编写教材、研发课程，同年级每个班的教材可能都不一样。但在中国，小学教师拥有硕士学位的比率不高，更重要的是常年分科教学，老师跨学科教学的能力有待提高。”

　　项目教学在中国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国情的不同。无论是芬兰还是美国的学校，都是小班教学，一个班最多不超过30人，这能保证在项目中，老师的精力能顾及到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学生都能真正参与进来。但在人口数量全球第一的中国，即使是在北京的重点小学，很多班级的人数都超过30人。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特级教师吴正宪表示，目前，国内全科教师师资力量不足，国内老师还是以分科、分类教学为主，项目教学对教师的综合能力要求很高，因此对教师的培训迫在眉睫。其次，要想进一步推行PDC教育，就需要加强对学生评价制度的改革，不能只用分数这种定性定量的考核机制。

　　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学院杰出教授赵勇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PBL是最早起源于医学院的一种教学模式，而后扩展到基础教育领域的。目前，美国国内对于PBL教学也有诸多讨论。比如，PBL是否能够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不是流于形式，其次，在项目活动中能否很好地融合进知识，从而避免使项目学习沦为实际意义不大的课外活动。此外，“一些非常简单的概念也许更适合课堂教授，而非用项目让学习复杂化。”

　　根据赵勇的介绍，目前，各国对基础教育的探讨是一个相互学习和借鉴的过程，实际上，中国的教育也受到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追捧与模仿。然而，如果不能够学到对方的文化，任何盲目借鉴教育政策、教育策略或者教学实践的尝试都会注定失败。然而，文化的移植却不在一朝一夕，这方面的尝试也往往不尽如人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降临的时代，无论是美国、芬兰，还是中国，都应当坐下来好好想想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该如何创新，而不是互相拷贝。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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