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莫舟

“别人都说重男轻女，我偏要重女轻男。”小时候，我常常听到妈妈这样对周围的邻居说。

这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非常罕见。晚我3年出生的弟弟，在爷爷奶奶眼里是块宝，有什么好吃的都先给他，他闹脾气时，奶奶及时揽过去抱着哄着。相反，妈妈对我很好，她很少教训我。她总是表扬我：“我的囡囡最听话，她做什么事情都不用我们吩咐的，从来也不跟我顶嘴，不像那个讨债鬼，没有一天让我安心的。”

她嘴里的“讨债鬼”是弟弟。我听多了妈妈夸我的话，便愈发领了恩，要做个听话的、一个不用父母——尤其是妈妈——操心的孩子。于是，我做了在弟弟出生后乖乖地去和外婆住的女儿；在父母吵架时，守在妈妈身边听她哭诉的女儿；从小到大学习成绩好让她脸上有光的女儿。

的确，弟弟要麻烦许多。在刚刚被送去上学时，妈妈前脚出了学校，他后脚就跟着跑了出来。即使在他逐渐适应了学校之后，也会在课间逃出自己的教室，跑到同在一个学校、高他三个年级的我的教室里来跟我挤在一起。从前的老师都是邻近村子里的，和我们的父母都认识，见到这样的情况也并不阻止，只是摇头叹息：“这个小鬼，不是读书的料。”

弟弟的一年级，有大半儿是在我的教室过的。妈妈虽然嘴上唠叨“这个没出息的”，心里却并不当回事。在学校里，我照顾着弟弟；上学放学时，我也带着弟弟。下大雨的日子，我们俩共用一把雨伞。我右手撑着伞，左手护着弟弟的肩膀，一同走在从学校到家的四五里的路上。走到家，妈妈看着湿漉漉的我们俩，欣慰地笑，还夸我“到底是姐姐，懂得照顾弟弟”。

父母给我和弟弟分别取名“舟”和“帆”，是希望我们同舟同济的。

我也视照顾弟弟为自己的责任。尤其是后来，我一路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脱离了土地，不再依靠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时，弟弟却因为少年时贪欢，父母又未能加以正确的引导，他读完初中就不再上学，靠在本城的小工厂里打工打发时间。

从十几岁到二十出头的那些年里，弟弟没少找我要钱。虽说他吃住都在家里，但是小工厂里打工的工资最多千把来块，根本不够他花。有几年摩托车流行，他便要求家里买摩托车；又有几年，他染上了赌瘾，卷入了高利贷。父母全年辛苦劳作获得的钱被他花掉了大部分，他还瞒着父母时不时来找我借钱，有时要一两千，有时要上万的。虽说是借，实际上是要，我既不要求他写借条，心里也不期望他会还。在弟弟嘴里，虽也是说借，但是根本没想过要还的，找自己姐姐拿钱，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甚至，在弟弟结婚后的第二年，他的妻子也找我“借钱”，并通过妈妈要求我给她买指定的手机。我很愤怒，反问妈妈：“换作是你，你会找我姑姑借钱，还要求她们给你买这买那吗？”妈妈无语，只是大声地叹息。过几天，妈妈又小心地来劝我：“你要是不答应他们，他俩又要在家里吵得不得安宁呀。再说了，你和安一天赚的钱，比他们一个月赚的都多。”说着说着，她又开始哭起来，边哭边抱怨：“我以为家里花光了这几年的积蓄给他结了婚就安定了，想不到还是这样。”

我见不得妈妈的眼泪，尽管自己百般不情愿，还是转了弟媳要的钱，买了她想要的手机。当然，这样的钱，我从自己的收入中出，绝不告诉安——我当时的男友、后来的外国先生。

父母、弟弟弟媳把我当成金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找了一个外国男友。

自从我工作之后，除了弟弟隔三差五地来找我“借钱”之外，爸爸每年来要求我支持他当时在家里建的养殖场。爸爸平时从不打电话给我，一旦接到他的电话，我不用接也知道他是来要求我转钱的。

“你这两天转两万到你妈的工行账户上。”他从来不说废话。

“好的。”我也从不知道怎么跟爸爸说废话。

有一次，爸爸打来电话时，我正好手头紧，便跟他直说了。他不假思索地说：“你让外国佬想下办法。”

于是，我唯一能说的话又剩下“好的”两字。爸爸从来就是一字千金的人，不轻易开口，一旦开口，便不容我反驳。

找外国佬想下办法不是不能的，但不是万能的。我不愿意被他看作“淘金女孩”。我受过高等教育，有自己的谋生能力，更何况，我以为从小我的父母就教育过我要独立自强呢。

“我父亲的养殖场需要现金周转，我手头上的钱不够，你能不能先借给我两万？”我跟安解释，那时虽然我俩住在一起，但是在财务问题上，我俩各自为阵。

安对于中国父母会要求成年的孩子给钱这事有所耳闻，也不多加过问，当天就把钱转给了我，我第二天转到了妈妈的账户上去，就像爸爸吩咐的那样。

这大概给了父母误解，以为的确随时可以从安这里取钱的。更何况，他们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等着安用大额的金钱来换取。

早在弟弟先于我结婚的时候，父母从他们辛劳多年的积蓄中拿出了八万八给同在农村的弟媳家送了彩礼，而弟媳父母全部收下，几乎未准备任何嫁妆。弟弟愤怒地诘问：“你们家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

轮到我和安办婚礼时，父母要求安送礼金和礼物。我和安商量，由他出钱给父母和弟弟买礼物，我从自己账户上转出九万块给父母。父母虽说对钱的金额不甚满意，却也帮我们在老家张罗了婚宴。宴席后，父母收下了所有亲戚送的红包，妈妈给我一个红漆米斗，算是给我的结婚礼物。

后来听妈妈说，她问了爸爸要不要把亲戚送的红包钱给我，爸爸说：“不用了，反正他们每年也要给我们钱，转来转去还麻烦。她不会介意的。”

我结婚后的几年，妈妈偶尔过来帮我带孩子。安在她的生日送上了花，她接过去，并不满意，嘴里嘟哝着：“真是浪费，还不如给钱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妈妈会突然说起邻村某个人家的女儿嫁了外国人，这外国人给小舅子买了车；也会时不时地突然叹气起来，问：“是不是外国人都是这么自私小气的？”在女儿渐渐长大时，她会故意向女儿讨要某样东西，若是女儿不肯给，她会说：“像你爸的，这么小气！”

我乍一听到，很是震惊。原来这个一直夸我的妈妈，会这样来讽刺我所选择嫁的人。可是我是个不会顶嘴的女儿，我吞下了妈妈说的话，转个身当作没听到。

大约两年半前，爸爸决定将家里原先的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拆掉重建。按说，他在年轻时已经给自己造过一次房子，这次造新房应该是由弟弟发起才是，然而，弟弟虽然成了家有了孩子，他并没有独立成一户，爸爸依然是法律意义上的户主，也是实际的一家之主。

当时爸爸经营着一片几百头猪的养殖场，弟弟也在养殖场上帮忙干活。爸爸一个月给弟弟一千块钱零花钱，爸爸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家里所有大的开销都需要经过他的手。类似的安排，我在回家和妈妈聊天时才知道。爸爸既不跟我商量、也不知会我，没准他甚至没跟妈妈商量过。不过，妈妈显然对这样的安排满意，“你弟弟现在乖多了。”她说。

爸爸是否和弟弟商量，我并不知道。爸爸一手存下来的钱，最终是要给弟弟造房子的，这是我知道的。

“现在你们姐弟俩都成家了，只剩下造新房这件大事了。”妈妈时不时地会跟我唠叨。

我不置可否，因为清楚一旦开始造房子，爸爸来找我要钱是迟早的事。

那是十月的一个周五傍晚，我和安以及女儿刚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做饭，妈妈来电了。我稍微有点吃惊，妈妈通常在周六或周日才会给我打电话的。我站在门口接了电话，妈妈问过我是否吃饭，随后她说“你爸有事找你”。

我迅速心跳加速，我一直忧虑着的事情果然来了。尽管之前我预想了很多种对付这一情况的说辞，却还是不知所措，恨不得在妈妈把电话给爸爸的这间隙里把电话挂了。

“家里造房子，钱不够了，要你们先转一些来。”电话那头传来了爸爸的声音，似乎他说话的时候带着笑，他的声音听起来比我熟悉的要柔和些。

“爸爸，我觉得这次不应该我们出钱。”纠结中，我竟然说出了这句话。

“找你们拿点钱怎么这么难！”爸爸怔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我会拒绝，很快他吼了起来，“算了算了！”

“爸爸，你听我说，我们也刚买了房子刚装修完，花了不少钱......”我试图解释，却很快听到“啪”的一声，手机被重重地撂在桌上的声音。

我站在原地，脑子嗡嗡响，电话里又传来妈妈的声音：“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要是中国女婿，那是一定要给家里造房子的。”

我被噎住了。

我原地站住，愣了许久，千头万绪纠缠在一起塞满了脑子。

爸爸就是这样：斩钉截铁、说一不二。无论我在成年后的生活中多么自信，在他面前，我还是那个被他大喝一声就不敢出大气的小女孩，他是不容置疑的家长。他说不许哭，我就得把眼泪吞下去；他说不许大声说话，我就得把嘴巴闭上；他说寄钱来，我就得马上转过去。妈妈呢，我以为她疼惜我，以为我和她是在爸爸的威严之下相依为命的闺蜜，她却转身站了爸爸的队。

安笑嘻嘻地走过来，正要跟我商量周末的安排——原本，我们打算参加他公司组织的游艇活动。他一见我站在门口，像失了魂的样子，就知道出问题了。

“你怎么了？”他问。

“我爸爸找我们要钱，支持他们造房子。”我说，“我拒绝了。”

“Well…”他well了好一会儿，补充说，“你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造房子不是紧急情况，更何况他们本来就应该根据自己的财力做好预算。我想他们从一开始就打过我们的主意，既然要我们出钱，他们应该事先跟我们商量。”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爸做事的方式。”

“那我们也不是他们的银行。”

“我知道，不过你这么说，对我一点也不起安慰的作用。”安的最后一句话火上加油，我更恼了，趁机把矛头指向他。

“嗨，你做得没错，听着，你的家庭在这里，是我们。”他试图安慰我，“对了，这个时候，你父母和弟弟造房子缺钱，应该去找你的弟媳要才对啊！那是他们的家庭，你可是嫁出去的女儿，不是吗？”

是呀，我是嫁出去的女儿，但是那又怎样？！我暗自想，并没说出来。安说得不无道理，可是在亲情面前，哪有道理存在的份儿？

我长长地叹气。当时多想也无益，理智告诉我不能把火发到安身上。反正话已经说出去了，我暂时不打算为了父母高兴而委屈了自己。

第二天，我们按照原计划去海边乘游艇出海。那日天空阴沉，当游艇远离海岸时，我站到甲板上，海风夹着潮湿的海水，吹起我的头发，吹得满脸都是。我拨开头发望向漫天厚厚的云层，一丝丝的阳光用力地穿过云层洒向海面，船身随着波浪荡漾，身后传来安和女儿以及他的同事的小孩在船舱内玩耍的笑声。可是，这些都安慰不了我。我漂在海上，心被晃得发慌，脑子就像天空，团了许多层乌云。

在父母和弟弟过上好生活之前，我有权过我想要的生活吗？父母要是预见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女儿会拒绝出资帮助弟弟造房子，当年他们还会支持我去读大学吗？

晃悠在层层卷起的波浪上，我望向泛白的海的深处，试图寻找答案。

或许我不该只自顾自地过自己的生活，我应该打电话问问爸爸他要多少钱，然后如数给他。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

“不，你自己不会好过，”另一个声音跳出来，“你为什么害怕说‘不’？你为什么总是妥协的那个？”

因为我害怕冲突。从未跟父母顶过嘴的我，在第一次和爸爸说了“不”之后，如临深渊。一方面，我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无颜面对父母；另一面，我又埋怨他们，将我置于进退两难之境。

我决定暂时不给妈妈打电话，一来我的确不知道打了电话要说什么，二来我真的有些生气。我一直以为跟妈妈关系亲近，她总是在人前说我的好，我以为她会和我站在一起，谁知他们才是同一条战线的，我是嫁出去的女儿。

这一年的下半年，我和妈妈没怎么直接通过电话。女儿还是会按时打给外婆，我听到妈妈在电话那头问“你妈妈在干嘛？”时，才勉强接过手机不痛不痒地说几句自己的近况。我一直回避问她房子的事情。

接近年底的时候，弟媳生了二胎，是个女婴。妈妈一大早打电话给我报信，这个女孩的降生令全家欣喜，一时间他们似乎“原谅”了我这个不给弟弟出钱造房子的女儿。

这个女孩上面已经有一个大她8岁的哥哥。但愿这个女孩不用“听话”。我暗自希望。

我在微信上给弟弟发了给孩子的红包，他不作任何表示地收下了。这是我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我给新生儿包红包也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任何感谢。

过了一段时间，弟弟在微信上发了信息说，房子快建好了，目前在装修，厨房里还缺一套煤气灶、油烟机和消毒碗柜，他手头有点紧，希望我能借钱给他周转一下。

“我送你一套。”看到这条信息时，我仿佛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迫不及待地回了他。回完信息，我马上在网上订了一套，直接送到父母家。

当我告诉安这件事情时，他问我：“你为当时拒绝给你父母钱很内疚吗？”

“有点，毕竟我们的生活更容易。父母一直让我读书读到硕士，他们完全可以不这么做的。我弟弟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你不能这么想，你弟弟的生活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你并不能为他的生活负责。你有权过你的生活，你要负责的是你自己的生活和家庭。”

次年初秋，新房落成。妈妈不计前嫌地邀请我们一家回去庆祝。

“我们要包多少红包？”安问我。他果然是这么多年在中国被训练出来的。

“塞到红包里塞不进为止，要让我爸妈一看就知道是个大红包。”我回答他。

新房大得远远超过了我和安的想象。爸爸不仅把自己的房子和相连的爷爷的老房子拆了，还额外花了五万块买了隔着一条弄堂的二爷爷家的老屋，整栋房子占地200平米，上下共三层，半层车库和地下室。

站在空旷的装着水晶吊灯的大客厅里，安调侃说：“这真是一座宫殿啊，相比之下，咱们住的可是乡下小木屋，咱们才需要经济援助呢。”

很显然，这栋拥有十几个卧室的房子超过了实际需要。这是父母的面子。对于他们，有意义的生活是有面子的生活，房子内部的舒适远不如房子外面的气派来得重要；孩子们关起门过得好不好，远不如孩子的外在表现是否让他们脸上有光重要。

人来人往前来向父母祝贺，一个个嘴里说着：“孩子们有出息，你们享福了。”爸妈笑呵呵地应着，不作任何否认。此刻，他们很有面子。

一旁的我听着又生出愧疚来。不过，这一次，我决定与这愧疚感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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