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钰是我国第一个留德女博士，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啃”下来一本德语讲义，最终在江苏省考了第一名。当时，江苏一共有两个人考取了留学资格。1979年韦钰被派往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进修，后来又攻读博士学位，并且拿到了洪堡奖学金。毕业后她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

1984年，韦钰在南京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东南大学）创立了生物医学工程系，1986年担任南京工学院校长；1993年被任命为国家教育委员会（1998年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

2002年卸任教育部副部长后，韦钰又回校开展前沿科学研究，带领研究团队开始在神经科学的基础上研究人的发展规律。2004年获得联合国特殊贡献奖。2006年10月18日，法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儿童科普教育奖“PURKWA”奖的颁奖仪式上宣布，韦钰成为该院2006年度的两个获奖人之一。

“我之所以会有一些成就，是因为历史把舞台给了我。其实，我的老同学里有很多比我更优秀的人，只是我把握住的机遇更多，更珍惜更努力。”

此前，韦钰女士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如今家长育儿理念上的一些误区。比如“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韦钰看来，并不等于提前学习这样简单，而是要根据儿童脑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适时地对其进行开发、教育。此外，韦钰还呼吁改变现有分科制度的教育模式，着重培养孩子解决综合问题的能力。否则，30年后，我们的孩子将不能从事大部分的工作。

下面，让我们详细来看看韦钰当初的回答：

记者：2002年卸任教育部副部长后，您又回校开展前沿科学研究，带领研究团队开始在神经科学的基础上研究人的发展规律。您为什么会关注这一领域？

韦钰：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神经教育学的目的是教育，并不是从事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而是从事转化研究，是将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实践中。

我之所以关注神经科学，是因为事实证明“神经科学”对教育有着重大的影响，这将对于我国调整早期教育政策有积极地作用。只有了解脑神经科学、了解儿童脑发展的规律与特点、了解儿童是如何学习的，才能找出科学的早期教养方法和途径。

我们必须重视早期教育，这是对的。但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绝不是指让孩子早些认字、背诗、读英语，更不是把小学的课程提前教给幼儿，这绝对是个误区。我们要根据儿童脑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适时地对其进行开发、教育。

我认为神经教育学的出现有助于我们接近人脑的发展规律，在实证基础上来研究人的发展，从而研究教育规律。作为灵魂的工程师，教育实质上就是在建构人的脑。对教育者而言，正确地认识脑的发展规律，才能知道如何正确地“因脑施教”。

另外，我认为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因素是实证性教育研究方法的确立。这也是让我自2002年卸任后回到科学研究前沿，探索脑神经科学的一个原因。我国的教育应进入实证性研究的新阶段了。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来就像从事医疗的医生，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智慧和经验，但这些仅是来自个人的智慧，而不是基于现代实证科学的研究。

记者：您曾提出，中国教育应该基于实证的西医式科学研究，为什么？

韦钰：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医学和教育学这两门学科的相近性，这两个领域和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它们服务的直接对象是人。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领域的工作主要也是靠人与人进行面对面交流来实施的。

医学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生在大约200年以前，它的核心因素是引入了现代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吸收了生物、物理、化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手段，保障了医学研究的系统性开展。有了比较可靠的评测方法和仪器，来自医学实证研究的知识和经验才能够积累和传播。医学在此基础上得以迅速发展，人类因此而大大受益。

教育学相对于医学来说，由于涉及的研究对象是坐落在脑中的、发展变化着的心智，因而更为复杂。

从医学现代化进程中可以明晰，个案创造的实际经验很难发展成系统的、可靠的科学概念，没有统一的科学概念和知识体系，知识就很难积累和继承，也无法通过现代的学校系统予以传播。

所以，要通过对教育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归纳出教育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因此，我一直倡导进行基于实证的教育研究。

记者：您不止一次地呼吁要在教育领域科普脑科学，您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件事情？

韦钰：脑科学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成果转换太需要普及。我是以一名普通高校教师的身份来做脑科学的科普的。脑的建构是基因和后天经历不断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有些区域突触的优化主要取决于幼儿早期的经验；成人的大脑突触要少于儿童，减少的过程也是塑造脑的过程等。实际上，儿童早期教育的加强就是脑神经学家们提出来的。但是，现在能够真正在脑科学方面培训教师、真正能编教材的人才太稀缺，必须要发动脑科学领域更多的科学家加入到科普行列。

同时，很有必要纠正目前社会上关于脑发育的偏见和被过度消费歪曲的内容。社会上流传的很多说法都是对脑科学的误解：如幼儿记忆力最佳，越早背书记得越清楚；要求幼儿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要样样学、样样精等等。

这些论调在社会上泛滥，可见我们的科普面临多么紧迫的局面。更有甚者，现在已经有很多科学仪器进了课堂，监控孩子大脑的动态数据，甚至利用相关数据与公司合作，在没有科学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去影响孩子的脑，这样做是很糟糕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好孩子的隐私。

记者：您也曾提出，脑科学科普要抵达每位教师和家长，为什么？对于幼儿的早期教育有何意义？

韦钰：儿童的早期发展，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重要得多，要对家长科普脑科学。因为家庭的教养环境是儿童出生后接触到的第一个“学校”，家庭的影响和责任是不可替代的。

我在多年前曾编著了《0～3岁孩子家庭教育的8个关键点》一书，帮助广大家长科学引导幼儿的生长。科学证明，0-3岁是大脑发展的最关键时期，大脑容量在5岁时已经发育了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