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怎样？学术生产在多大程度上与教学有关？除教学内容的深钻新研之外，必定有一个学术生产的框架决定着教学成果的成名路径，如编辑、出版、文化与社会思潮、个人威望、学生资源等，都可能是该框架的架构之一，中国现代新闻学名著的产出路径就较好地印证了这一思考。它也为那些一生“以本（科）为（根）本”的大学教师的学术道路指明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关键词： 教材；讲义；教学；科研；新闻学；学术名著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3-0000-06

2018年迎来中国新闻教育100周年。回望100年来现代新闻教育的历程和成就，成为近两三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同时，现代中国新闻学研究与高校新闻教育如影随形，相伴100年，研究新闻教育势必牵扯新闻学术。现代大学最主要的功能是培养人才和探究学术，但是，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常常令大学的管理层和教师无所适从，以至于言行不一之事多见。目前，我国高校的本科教学在“双一流”建设中处于尴尬地位，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更显紧张。世界一流大学提供的本科教育不一定就是世界一流本科教育，世界前10名的大学并未宣称和力争构建世界一流本科教育[1]；国内相关人士对一流学科建设中本科教学的地位也莫衷一是。虽然一些知名学者反复讲“科研为了教学”[2]，但是现实越来越与之背离。两者的关系到底怎样？本文希望从新闻学讲义的学术“成名”历练这一具体切面思考这个宏大问题。

一、研究价值与研究现状

（一）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在中国新闻教育10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对新闻教育与新闻学术，既需要全面总结，更需要全新开启。其研究价值如下。

首先是学术价值。本文从大学教师的新闻学讲义与新闻学术名著产出这一历史角度总结教学与科研成功契合的观念与理论，回应大学教师教学与科研角色之间的关系，逐步弥合旧裂缝，，获得新共识。

其次是应用价值。在学科初创之时，在新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新学科、新领域需要新知识、新思维，全新信息的传授依赖大学教师的课堂表现，富有价值的讲义期待成为新意迭出的学术著作，探索从讲义到著作再到学术名著的嬗变过程，也是信息社会和“双一流”学科建设之需。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学者们研究中国新闻教育或者新闻学术的成果并不少见，但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的论著比较稀少，特别是对大学新闻教学的学术性生产潜质与推演进行思考的文献更是难觅踪迹。

1.关于新闻教育史与学术史的研究

首先，中国新闻教育史研究的较早著作《中国新闻教育史论》全面梳理了中国新闻教育80多年的流变，层层剥笋，在反复的取证核实之后确定了诸多的历史事实[3]。10年后，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从纵向梳理转向横向剖析，如《中国新闻教育的初曙》从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考察新闻在1918年形成一种专门知识的多重原因、具体经过及前后脉络[4]。接下来，《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书继续研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中国新闻教育开端和中国新闻学兴起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即四个“第一”[5]。此外，在论文方面，《上海近代新闻教育史实考辩》《民国时期新闻教育思想的多元呈现》等论文梳理了我国新闻教育的概况、特点以及全国性或区域性新闻教育发展史，详细讨论了大学新闻学课程的设置，同时，成舍我、蒋荫恩、陈望道等人的新闻教育思想被分篇或综合总结，中美新闻教育模式及其关系得到深入的比较，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新闻教育贡献被充分认识。

其次，新闻学术史研究以新闻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变为标志，李秀云在其著作《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中运用群体分析、量化分析的方法，对新闻学术研究主体与新闻学术交流平台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实现新闻学术史研究的多角度、立体化透视[6]。接着，她在《留学生与中国新闻学》一书中还突破以新闻学者及其作品内容的介绍作为行文线索的现有研究格局，分别厘清了留学生在中国新闻学的建立、外国新闻理论的引介、新闻学术交流平台的建构等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7]。而朱至刚的《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从知识史的路径》梳理、整合和揭示了在中国新闻学的生成和演化过程中，作为立场的“中国”是如何在被以前的学者认同之中，又随着情境的变化，被不断地建构和重构，进而历史地造就中国新闻学的整体面貌[8]。除这些学术史著作外，《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三卷本《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等著作从新闻学说、观念等方面回溯了既往的思想与成果；谢鼎新、姜红、曹爱民的论文《新闻成学的现代学术史语境分析》《现代中国新闻学科的合法性建构》等则分别对现代新闻学术史的语境、新闻学科建构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关系、黄天鹏的学术活动与新闻思想进行了考察。

以上研究，多数将新闻教育、新闻学术割裂开来进行讨论，从而未见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如何联系，留有空白与遗憾。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