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拾荒者：赚一点在城市生存的权利
人们热衷于为舞台中央的故事立传，两位社会学研究者则把目光投向了边缘，他们花了数年，为城市拾荒者写了本书。
2018年9月，作者之一张劼颖站在演讲台上，回忆自己曾与拾荒者密切接触的经历。“他们在哪儿生活？他们从哪儿来？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之前从来没有追问过。”张劼颖对记者说。这位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学者感慨，“对在城市中生活着的人来说，拾荒者这个群体仿佛总能在需要时出现，在不需要时消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2007年，张劼颖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门抵达位于北京五环外城乡接合部的冷水村。她坐在沿街搭出来的棚子里，和外乡来的建筑工人聊着天，一个中年男人蹬着三轮车从她眼前经过，车斗里堆满了“垃圾”。
此后，她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胡嘉明教授一起，慢慢走近拾荒者这个“每天帮助城市排废，却不受关注”的群体。她们跟拾荒者密切接触了3年，，在田野调查结束之后，也一直关注着这个群体。
最终，两位研究者写出了一本《废品生活》。
一样和不一样
张劼颖记得，拾荒者通常几户共住一个院子，一家不超过10平方米。每个大院共享一个水龙头，房间门口支出小棚子当厨房，搁着小炉子烧水做饭。
马大姐家大铁门外挂着木牌，写着“废品收购站”。她家租了个整院，一年6000元租金。张劼颖走进这个院子时，看到瓶子、塑料袋之类的回收物品分类码放着，堆得高高的。
屋里很干净，墙角有个合金脸盆架，搁着水和香皂，马大姐洗手洗得很频繁。
她1993年跟丈夫一起进了城，两口子在火车站待了五天五夜，只花了5元钱，每天分吃一个1元钱的面包。他们四处打零工，攒起第一个500元，买了三轮车，成为拾荒者。
2007年马大姐40来岁，会和当时20来岁的张劼颖聊“闺蜜之间的话题”，比如孩子、老公、父母。
另一个会跟张劼颖聊女性话题的人同样40来岁，张劼颖只知道她来自陕西，叫她老乡大姐。
老乡大姐文着半永久的眼线，梳齐刘海，穿紧身裤，脚踩高跟鞋咯噔咯噔穿过堆着废品的大院。张劼颖从没见她穿重样儿的衣服，两人闲聊的话题还添上了化妆品，话题最终落到了城里和乡下的天气对皮肤影响的差别上。
“他们和我们没那么不一样。”张劼颖说。
但他们没几个人坐过地铁和公交车，也没人踏足过这城市著名的旅游景点。
这些人偶尔凑在一起读收来的旧报纸。张劼颖发现，他们不大关注明星和娱乐新闻。时政类的消息倒是会看，但还是更关心和生活有关的事。年纪轻的喜欢说些创业话题，年长的，会拉着张劼颖谈论子女教育。不止一人问张劼颖：“能不能跟我家孩子聊聊？”
没人提过具体的要求，比如介绍学习方法或列一份书目。他们只是想有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让自家娃接触一下。
那段时间，张劼颖添加了好几个孩子的联系方式，有的在父母身边，有的在老家，但QQ对话框除了问好，就只剩一片空白。“那些孩子也并不是真的想跟你聊。”这是张劼颖多年后的感慨。
来自四川仪陇的小张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小张的儿子“在垃圾堆中长大”，不到1岁就坐在父亲收垃圾的三轮车里来回摇晃，大一点开始在院子里疯玩，“把垃圾场当作游乐园”，“台秤是他的秋千，货架是他的滑梯”。孩子性格开朗，长到3岁也没生过什么病。
当时的张劼颖很疑惑，“这么脏的环境能育儿吗”，母亲没有产检过，孩子也没有打过预防针。11年之后她的想法变了，“我自己有孩子之后，才发现他们的选择其实已经是当下最好的了。母子不用被迫分离，尤其是孩子那么小。”
小张家的孩子最后还是送回了老家，老乡大姐留在老家的儿女，反倒接来身边。屋里多了两个小孩，她“开朗了许多，话也多了”，就连对张劼颖的态度都不一样了。
赚一点在这个城市生存的权利
小张在中专学的是粮食调度，还没毕业，粮站就都不存在了。他退了学，去北方的大城市闯荡，最终投奔了拾荒的姐姐，跟着入了行。
小张原本每天要赶去一个离他住处四五公里的高档小区，帮着物业把小区的垃圾装进环卫部门的垃圾车里，其中可回收的部分归他。这个活儿是他每月花几十元跟物业承包来的。比起到处翻垃圾箱，“包小区”的收入要稳定一些。
这个80后的年轻人一直想着转行，他曾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老家打工、开店，临走前向张劼颖道别：“以后就不回来了。”
但他还是回来了，老婆生了二孩，他需要賺更多钱，回到原先的小区继续收垃圾，这次，物业没跟他要钱。
原来，他走以后，小区还得调人一大早去装运垃圾，物业人手紧张，又不愿专门花钱雇人。只要小张肯回来，每天早上继续帮他们搬运装车就可以了。
后来她辗转听说，小张跟人合买了车，开始从回收中心收垃圾。
开废品回收中心的王超进城10年了。他记得小时候，学校老师吓唬学生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不好好学习，长大了收破烂、扫大街”。
2005年王超17岁，在他的家乡，很多人进了城，以收废品为生。有个做这行的朋友叫王超去帮忙，他还纳闷，“收这个也能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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