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的制造业集聚地，每逢春节过后，都面临着不小的“用工荒”，收入低、不自由是年轻人不愿意进厂的最主要的原因。如今，工厂又要面临着一个新的竞争对手：互联网行业催生的新型服务业，正在抢走他们的工人……
　　
　　自由、钱多
　　
　　离开工厂9个月后，梁多像依然能够清晰回忆当初在工厂做工时的场景。
　　
　　2015年刚进工厂时，他被派在生产线的最前端，那是整条生产线上对速度要求最高的地方，如果做得慢，就会拖慢后面的速度。很多年轻的新员工都会被安排在那里锻炼。熬过去了，就能适应后面的工作，熬不过去，就只能另谋出路。
　　
　　梁多像每天早上7点起床，7点半打卡，工作到11点45分，中间休息1小时45分钟，再工作到下午6点。实际上，经常会加班到8点。他的那个工种是坐着工作的，因此他每天最期盼的是中午在食堂吃饭时能够站一会儿。
　　
　　梁多像在工厂打工时，新兴的互联网公司正在催生大批门槛低但收入并不低的工种一开滴滴、送外卖、送快递、做代驾。
　　
　　时间自由，是那些新工种最主要的标签。无论是骑手，还是司机，都是在为自己打工，外卖、网约车平台，对他们并没有太强的约束力。根据美团的报告，离开上一份工作和选择做骑手，最主要的因素都是时间灵活性。
　　
　　收入高，是另一个诱惑。只要够勤快。在一二线城市，外卖、快递小哥的月均收入在5000元以上，滴滴司机的月均收入在7000元以上，代驾的收入在10000元以上。相对来说，工厂的收入多在3500元到5500元之间。
　　
　　不对等的工资收入
　　
　　24岁的重庆小伙刘勇，变换的工作地点就像在地图上兜了个大圈。17岁那年，高中读了一半，他就辍学跑到新疆学修车，短暂回到重庆后，又直奔郑州的富士康，成为苹果手机流水线上的一名质检工人。2017年，刘勇受够了富士康那种不自由的工作状态，就南下到东莞，在一家五金工厂上班。
　　
　　工作半年后，他离开东莞来到惠州，彻底告别制造业，在一家物流公司做事。有一次收货时，他把一件据说成本价要一万多元的工业用胶弄丢了，幸亏后来又找到了，但依然被罚了500块钱。2019年初，他离开惠州，来到广州，做了外卖骑手。
　　
　　由于没有太高门槛，外卖骑手这个新工种正在接纳一批流动打工群体，只要有辆电动车，办一张健康证，能用手机，会使用导航，就可以上岗接单。当然，如果要做专职骑手的话，需要跟一些骑手站点签署劳务合同。
　　
　　除了外卖骑手之外，网约车司机、代驾等互联网催生出来的新工种，也在吸纳不少产业工人转型，甚至也吸引了不少管理者、白领。
　　
　　42岁的外卖骑手易山曾经是国企员工，还创过业做过老板；在广州珠江新城做代驾的吴师傅，2002年从广东药学院毕业，曾经在世界五百强的外资药企做医药代表，后来做过医药批发的生意，2017年开始做代驾；在广州天河北商场做代驾的钟师傅，曾经开过肥料厂，2018年年底工厂倒闭后，做了代驾。
　　
　　“这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潘毅表示，服务行业能够提供更高的收入，就会吸引更多的人进来。在过去二十多年，潘毅一直在研究中国的产业工人群体。
　　
　　根据潘毅的研究，服务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已经超过了制造业所能提供的岗位，制造业提供的岗位约占35%，而服务业提供的岗位则有40%。在她看来，制造业如果想要留下更多的人才，可能需要付出更高的工资。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说起给工人们涨工资，佛山某家电加工厂的招聘负责人张文杰皱起了眉。他算了一笔账，一个工人到手工资是3500元，但是工厂实际上至少要付出5000元，这其中包括450元的餐补、680元的各类保险、免费的宿舍、无法计算出来的培训费用，未来公司还要为工人办公积金。
　　
　　相对来说，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他们所获得的高工资，主要由消费者来支付，比如，外卖小哥送一单快递5块钱，这5块钱就是消费者叫外卖时所附加的费用。他们的收入再高，对于平台公司来说，并不会直接造成人工成本的压力。
　　
　　仍未消失的“光环”
　　
　　“产业工人转向服务业”，这并非是一个新课题。2011年，，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曾说过，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传统产能的退出，将会导致产业工人向服务业转型。
　　
　　如今，这些互联网公司催生出来的服务行业，正在加速这种转型，中国的产业工人也正在从“工厂挑工人”向“工人选工厂”转变。
　　
　　事实上，一些大的制造业工厂已经加大了自动化，用机器来代替人工，从而减少对人工的依赖。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小型公司，依然依靠庞大的、流动的劳动群体在维持着生产，他们将继续面临着人工成本不断增加的压力。
　　
　　但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中小制造企业还没有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
　　
　　“我们工厂里很多离开的工人，下一站几乎还是工厂，很少听说有去送外卖的。”张文杰的工厂要雇佣七八百名产业工人。他分析，工厂招募的工人大多是18～45岁之间，其中主力是30～40岁之间，这些人有家室，更喜欢工厂的稳定性。而外卖骑手的年龄在18～28岁之间，这些人正好是工厂里流动性比较大的群体。
　　
　　“真的有那么高的收入吗？反正我是不信。”1998年出生的陈铭一脸不屑，他不认为送外卖比在工厂里挣得多。他认为工厂是年轻人步入社会最好的落脚点，一个拖着行李连房租都付不起的年轻人，只要找到一家工厂，就能获得免费的食堂、宿舍。
　　
　　陈铭不相信，并非没有道理。不是所有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都能挣到七八千块钱，新手们、懒惰一点的以及那些做兼职的，很多人到手也就一两千塊钱。
　　
　　陈铭自己心里也有一笔账，如果送外卖一个月6000元，租房子400元，吃饭700元，到手其实也就5000元。而在工厂，管吃管住，还不用风吹日晒，工作时间长了，当上组长甚至拉长（负责生产线运作的管理人员），工资就可以达到6000多元。
　　
　　易山说服自己安心地做一个外卖骑手的时候，也用了很长时间。
　　
　　刚开始选择送外卖，主要是想从头开始，有个临时赚钱的地方。但是有一次回到老家，朋友们在一起聚餐，当别人知道他是送外卖的时候，他能明显感觉到并不友好的目光。
　　
　　即便是收入少一点，但在他的那些朋友们看来，在工厂里做高级技工、做师傅，才是一个更有前途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