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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改革实验40年

2018-09-30 23:01栏目:教学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教育篇

编者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进入新时代,中国教育要建设教育强国,不断走向世界教育的中心。借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机,我们约请专家梳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走过的不平凡历程,总结其间的规律,以增强教育改革的文化自信,提振向世界教育中心进发的信心。

无论是优先发展教育、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还是培育学生具有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格,都不能离开教育自身的探索与创新。在我国,教育改革与教育实验总是密切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教育改革中,人们总是愿意将教育实验(试验)视为教育改革的先导,即通过试点探寻典型经验,然后在大面积推广中达成教育改革。

追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实验的历程,不仅能够看到改革创新方面的明显成就,还能发现一条从移植模仿到探索求新的演变脉络。

40年演进脉络 从模仿到创新,教育实验热潮唤醒教育改革的科学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微观、严格规范的教学实验,还是较为宏观的实验研究,都推动着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回溯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实验,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时期。

承先启后的“复兴期”

所谓承先,是指继承了20世纪上半叶我国教育实验在方法论上“移植、改造、融合、创新”的特点。启后,则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实验走过了从移植模仿到探索求新的历程。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之后,中国的中小学教学工作走上正轨,经过短暂的教学规范重建,很快转到对质量和效益的高度关注。首先是教育理论和教学法的移植,如苏联赞科夫等的发展性教学思想、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理论、阿莫纳什维利等的合作教育学思想,美国布鲁纳的结构课程理论、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奥苏贝尔的有意义言语学习理论、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理论,德国瓦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理论等,先后由学者译介过来,对中国的教育教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发现法、暗示教学法,还有美国学者兰本达的“探究研讨法”等,在实践界都有不少模仿式的实验。李吉林的“小学语文情境教学实验”等也开始出现。

在这一时期,20世纪40年代前中国第一股教育实验热浪中,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俞子夷、廖世承、李廉方、雷沛鸿等人的教育实验,其历史地位都得到了重新评价,为客观、正确地研究中国教育实验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俞子夷、李廉方等人的教学法实验等,具有科学研究性质,以探索教育自身的内部规律为目的。陈鹤琴的“活教育”实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实验等,则主要在学校乃至社会教育整体变革层面力图体现科学的思想和精神。

践行致知的“繁盛期”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了教育改革实验的第二个大繁荣时期。1988年徐晓锋、刘芳编的《教育教学改革新篇》中收入了大约40项实验,1990年刘舒生等编的《教学法大全》在新教学法篇目下收入了170多种。实际数量远不止这些。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与中小学合作进行的中小学教育整体(综合)改革实验,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充分挖掘儿童少年智慧潜力的教改实验”,丁义诚等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李吉林的“小学语文情境教学实验”,马芯兰的“改革小学数学教材教法,调整知识结构,培养能力实验”,赵宋光的“综合构建小学数学教学新体系实验”以及北京景山学校以学制改革为龙头的多项改革实验等,百花齐放,蔚为大观。

实践的革新尝试刺激了人们的理论需求,国内一些有志于教育实验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的研究者自动聚集起来展开学术性研讨,从1988年的武汉会议开始,连续五年在南通、天津、峨眉山、兰州等地举行了有关实验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先后开展了“教育实验的理论与实践”“教育实验评价”“教育实验的设计”等主题争鸣。其中,教育实验的内涵和性质成为一个被反复提及却难以达成共识的焦点问题。

静水深流的“反思期”

在1988年至1993年间的教育实验理论争鸣热潮之后,理性探讨和实验方法引导的实践也在持续进行。人们出于反思实验和改进实验的迫切需要,在探讨教育实验评价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教育实验的科学化问题,并对教育实验的科学规范等基本理论问题作了大量分析和探讨,内容还涉及整体改革实验的深化问题。

行动研究进入教育研究方法论视野之后,打破了教育学术期刊中实验研究一枝独秀的格局,扩展了理论研讨的范围,更关注行动研究中理论与实践互相结合、循环转化原理以及行动研究与实验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比较。

殊途同向的“再兴期”

教育实验的“再兴期”伴随新世纪而来,伴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而生,且在城市化进程加剧、教育问题变得复杂、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的诉求日益强烈及教育综合改革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得到助推。

所谓殊途,是指包括教育实验在内的各种质性的、量化的以及定性定量混合的研究方式并驾齐驱,各显优势和特长,协力推进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同向,则是各种方法路径共同指向的是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深度或广度,提升教育发展的质量和教育改革的影响力。除了传统的教育实验研究和随后出现的行动研究、叙事探究这几大“主力”研究方法,还有基于大数据和新的智能技术、旨在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研究,基于证据的(循证的)教育教学决策研究,基于调研或数据库资源分析的指数研究等,也都加入研究方法行列,在科学精神引领下汇成教育改革研究再出发的洪流。

40年重要变化与成就 回应时代教育需求,教育实验广度与深度不断推进

40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实验呈现出新的特点。

从注重效率到关注公平

较早出现的学科教学实验,以通过调整学科体系实现教学效率提高为主要特征。如马芯兰、李吉林为解决小学数学、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问题,将沿用多年且基本是线性展开的统编教材顺序打乱,按照新的逻辑方式重新编排教材,创造新的课型和教学方式,开展了颇有影响的教材教法实验,如数学按同类题型,语文按相同相近主题、题材或体裁。其中,马芯兰的实验达到了三年教完小学五年制教材全部内容的效果。赵宋光更是运用哲学、美学、完形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以综合建构的方式,如学习“3”的“操作完形”时,采用心想数、口念诀、手翻牌这种“镶嵌式”建构方式学习,开展了小学数学教学新体系实验,学生能在两年半时间内学完小学六年的数学教材。面对小学数学学习效率的飞速提高,一些研究者甚至开始思考是否从三年级起开设数学,以免数学的单科突进导致小学课程体系结构失调。顾冷沅的初中数学“尝试指导,效果回授”教学实验,大面积提高初中学生数学成绩的实验,收到了区域性大面积转变学科后进生的成效。

这些实验都旨在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关注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旨在通过结构性改变教学活动来增大其整体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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