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少年》里的那棵树和那张脸(2)
「新的东西」
拍《棒！少年》，我们是没有调研期的，前一天去爱心棒球基地看了看，第二天就去拍摄了。
当时，我们正好在北京拍另一个片子，快拍完了，人和设备都在北京。有一位公司同事跟前国家棒球队队长孙岭峰认识，就说顺便去看一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孙岭峰曾带领中国棒球队拿到了第八名，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退役后，他在2015年创立了这个爱心棒球基地，希望帮助一些处在困境中的少年通过棒球来改变命运。
我们去的时候，基地还在北京昌平的郊区。基地不大，前面是生活区，中间是饭堂，往后走穿过一个小门，就到后院，有一个长条形的场地，不是一个标准的棒球场地，但地上铺着毯子，就当棒球场用了。
孩子们正在训练，每个人都穿着一身棒球服，很精神。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都会觉得棒球是一项中产运动，所以当时你很难将眼前的这些孩子和贫困联系起来，但他们大多数都是「事实孤儿」，要么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要么父亲或者母亲已经过世了。
作为一个公益项目，爱心棒球基地招收球员的标准很简单——家庭贫困，年龄在7至12岁之间，身体健康，能够达到平均身高，沙包能扔得远。但实际上，因为这些孩子都来自贫困家庭，营养状况也不好，所以很多孩子的体质都达不到同龄孩子的水平。
在场边，孙岭峰挨个给我们介绍每一个孩子的情况，但当时我们还不太能对得上号。后来中场休息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围着教练在玩耍，我注意到一个小朋友静静地坐在休息区的破沙发里，玩着一个黄色的小恐龙。他的眼神非常忧郁，有一种莫名的伤感，感觉心里藏着很多事，那个眼神非常打动我，让我觉得很揪心——这个孩子就是小双。
小双
小双出生之前爸爸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妈妈生下他和双胞胎哥哥之后就走了。家里人原本是想把小双送人的，但因为他生下来太小了，脑袋只有拳头那么大，在保温箱里待了好几个月，就把他哥哥送走了。小双先是被他大伯养着，大伯去世了被送到了姑姑家，几年后，姑姑也去世了，他又被送到了二伯家。2015年，孙岭峰去接他的时候，他抱着电线杆哭闹着不愿意走，还踹孙岭峰，当时，他以为是他二伯不要他了。
到基地后，小双很长时间都不吃不喝，也不跟人交流，可以说这个孩子在十岁以前，就经历了很多人要用七八十年才能经历的事情。
对这些小朋友来说，从家乡走出来，到北京学习棒球，未来的可能性是成立的。不管是日后进国家队还是进入大学，以后做棒球运动员，或者棒球教练，这条路径是通的。同时基地也是一个社会切面，是一个切口，一群没有退路的孩子，走进体育这样一个残酷的不是输就是赢的领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教育与成长、乡村与城市等等。
但这次拍摄，我并不想只是发现问题、呈现问题，我想把问题变成背景，去记录一些人是如何解决问题的——这也是我想尝试的新的东西。
家
我们拍摄的时候，基地有15个7到12岁的男孩子。
孩子们每天早上大概7点起床，8点去上文化课。基地离学校很近，走路就几分钟。中午回来，下午训练，训练完晚上写作业。
平时，负责孩子们训练的是张锦新，他是孙岭峰的教练，孩子们都叫他「师爷」。师爷以前是丰台棒校的校长，教了40多年棒球，曾经四次带领中国少年棒球队获得世界冠军，50%的国家棒球队队员都跟着他学过棒球。
基地里做饭的是李师傅，孩子们每顿饭至少有三个菜，每天都有肉，很注意荤素搭配。孩子们每天都要喝牛奶，下午训练到五六点，每人一包牛奶，喝完之后再练一会儿。基地还有一位李阿姨，主要负责洗衣服，天天洗，因为小朋友训练的话衣服很容易脏，一天一换。
郭忠健老师是基地的志愿者，他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主管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成绩，每天吃完晚饭把小朋友集中起来一起写作业，然后给小朋友补课，补英语，补语文，抽查作业。他还在宿舍里弄了一个小教室，有个小黑板。他有自己的公司，是做环保设备的，公司已经运转起来了，他作为老板时间也比较自由。
我问过他，你来这儿家人有什么想法？他说他爸爸有点不太理解，觉得搞公益是人家政府或者相关的部门的事，你去搞算啥？但郭老师更多的是有一种情结，他原来是清华大学棒垒球队的队长，从小就学，他想要把有限的生命消耗到愿意消耗的地方。
我们拍摄的时间很长，每个月都会去一次，一次去15天。
其实，当你开始慢慢去接触这些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吸引你的并不是这些小孩子处在怎样的困境中，而是你能看到人在这种情况下呈现的那种状态。
除了小双，很多小朋友都令我印象深刻。比如李海鑫，他年龄最小，情商最高，跟师爷关系最好。
李海鑫的身世也很让人心疼，他爸爸20岁的时候在一个私人金矿发生意外，掉进了30米深的矿井，全身很多部位粉碎性骨折。出院之后不能干太重的体力活，但他之后一直在建筑工地打工，想支撑一家人生活。每次李海鑫回家，他爸爸都非常开心，他希望李海鑫能够通过棒球改变命运，不要像他自己一样。
在基地，李海鑫每天跟师爷逗乐，马屁拍得很准确。刚去拍的时候，我看到他跟师爷在一块儿，师爷正在抽烟，对他说：「你快点长大吧，长得太慢了。」意思是说李海鑫整天嘻嘻哈哈不好好训练。李海鑫就说，「师爷你快抽烟吧，你抽完烟我就长大了。」意思就是你快闭嘴吧，别说了，抽完之后等着你跟我玩呢。他可以用很天真的话给师爷怼回去，怼得师爷还挺开心。
师爷是北京人，平时住在基地，一两个月回一次家。他喜欢唱歌，有智能手机，全民K歌，除了这个饭堂里有一个电视，可以选歌，弄一个话筒就能唱。平时吃完饭没事的时候，师爷就带着小朋友集中在一起唱K。师爷喜欢唱红歌，，教小朋友唱很多红歌，还有《酒干倘卖无》。总之，师爷在的时候，小朋友们都唱红歌，师爷一走就唱什么的都有，各种流行歌，师爷回来时，再换成《酒干倘卖无》。
比起其他季节，基地的冬天会难熬一些。孩子们的宿舍没有暖气，开空调温度还是不太行，很多时候小孩们就两个人一块睡，这样暖和一点。所以每天找谁睡觉就是一个挺大的事，大家要讨论一下。有时候，李海鑫一晚上得问10个人，要不要跟我睡。
过年的时候，孩子们一般都会留在基地，因为有的小孩能被接回去，但有些小孩回不去，孙教练和师爷不想让大家心理上有落差，就大家一起过完年再回老家——其实，来了北京之后，孩子们都把棒球基地当成了家。
闯入者
最开始我们是按照群像的方式拍摄，大范围地拍摄人物。但是跟拍了很多孩子之后，我们发现，这个群体已经有了相对稳定的规则和秩序，缺少一个类似闯入者的可以串起所有人的角色。
所以我们不停地跟教练说，你们去接新的小朋友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们。但去接马虎那次时间太紧了，我们没赶上，就没有拍到去接马虎。
等到我们去基地见到马虎时，就觉得我们的另一个主要人物终于出现了。
刚到基地一两天，马虎就把基地搞得鸡飞狗跳。所有人都围着他转，不拍他他也过来找我们，拽着你问这问那，展示自己的各种技能，倒立、翻跟头，拿着我们拍摄用的挑杆蹭鼻涕，一会儿就和小朋友打起来了，一会儿又把人家弄哭了。
马虎来自宁夏的西海固，他告诉我们在宁夏老家的时候，自己的外号叫「游侠」。他三个月大的时候，妈妈跟爸爸打架之后就离家出走了，爸爸常年在外靠卖羊肉串为生，很少回家，他跟着奶奶长大。
他跟我们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他爸爸突然带了一个女人和小男孩回来，第二天，这三个人骑着摩托出去玩了，留马虎自己在家里饿了一天。爸爸回来后跟马虎说，「下次也带你去。」但马虎说他再也不去了。后来，爸爸又外出打工了，那个女人有一天也带着小男孩走了，当时，奶奶在新疆的姑姑家，马虎就一个人在家里饿了三天，奶奶回来之后才吃上饭。
所以，马虎很能吃。刚到基地的时候，一顿能吃三碗米饭，甚至会把自己吃吐。我们经常看到他挺着一个圆圆的肚子在训练场上跑。
他喜欢当老大，享受那种被别人尊敬也保护别人的感觉。但在基地，只有球打得好的人才能当老大。但他不好好训练，其他队员都不服他，他当不了老大就很失落，还跟我说，「这里的社会太大了。」
其实，马虎是一个很善良很柔软的小孩，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有一次，他跟小双闹矛盾，跟小双说，「你爸爸挂在那了。」被小双打了一顿。他跑去跟郭老师告状，被郭老师教训了一顿。郭老师跟他说了小双家里的事，他的神色就变了，觉得自己做错了。
有一次，别的小朋友去上海参加活动了，留他在基地里，他就在那儿跟两个小朋友互相跑闹，追着追着突然返回来，自己对着摄像机表演，还说了一句话，「我叫马虎，来自十字路口，走丢了，被爱心棒球基金会的人捡到了。」
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说过，从外表看起来，马虎好像是一个坏孩子，但那只是他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脆弱的一面，他只想让别人感受到他的强壮，像一个刺猬似的，谁也别接近我，我很厉害。
有一次，马虎在宿舍的走廊里跟小朋友打闹，其实是因为他很怕黑，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觉，但他宿舍的小朋友都不想跟他睡，都走了，他叫人家回去，人家不去，他就生气了。住在上铺的时候，晚上睡觉前，他还经常用一个安全带绑在床的两边，然后抱着「大白」玩偶睡觉。
为了弄清楚他们成长的环境背景，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思考和行为逻辑，我们还去了孩子们的家乡拍摄。
在西海固，我们见到了马虎的爸爸。他十七八岁就有了马虎，年轻时候爱流浪，在外面卖烧烤，很少回家。他其实也想回宁夏，在老家开个烧烤店或者其他的，但是回不来。作为留守儿童的上一代，这些爸爸们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困境，他不得不出去打工，解决一家人的生计问题，又要考虑到小孩的教育和陪伴。
马虎内心里其实会怨自己的爸爸，他会说，「我不恨我妈，我恨我爸，这都是他闹成的。」但当他爸爸打开短视频软件放音乐的时候，他又很开心地跑过去跳《摩托摇》。他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攻击性很强，但另一方面又很脆弱和柔软。
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采访小朋友，一般是小朋友们都走了，我们让其中的一位留下来，在场边做采访。这对小朋友们来说，像是一个仪式，是从内心里面接受我们的仪式。
马虎最喜欢我们把他留下来，因为这样他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吃拉面。他最喜欢吃拉面，一次可以吃两碗。有一天下午，我们让他留下来了，那天太阳很好，能够照到脸上，在场边坐着聊完之后，他又开始各种表演，跳舞，翻跟头。天黑了，他边玩边往回走，从场地回宿舍，边走边唱歌，那天，他唱的是，「妈妈呀，妈妈呀，我想你，你走后的天空一直下着雨……」
来处与归处
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我哭过两次，这在过去的拍摄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其中一次哭是拍小双时，他讲出身世的时候。
采访小双我们尝试了两次，第一次让小双上午留在宿舍，我跟他说你今天上午别去球场训练了，陪几个哥哥在这儿玩，他说好，就坐下来，聊他小时候的生活。但小朋友很难进入那个状态，一会儿做鬼脸，一会儿睡觉，一会儿又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我们摄影师都等睡着了，等了两个小时还不行，只好算了。
过了一两天之后，我让他跟李海鑫两个人留下来。因为李海鑫跟他很熟，他俩有亲戚关系，两家离得不远，都在涞源。按照辈分的话，李海鑫应该叫小双舅舅。李海鑫在的时候，好像小双更能打开自己。他们俩躺在床上乱闹，互相打架，扔枕头，小双就面对着镜头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我刚出生的时候，妈妈跑了，我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家里养我们俩养不起，就想把我送走，但是我生下来太小了，别人都不要我，后来就换走了我哥哥，留下了我。本来家里人说要把我埋了，我大伯没让，我差点被埋了。」
和同伴聊起身世的小双
还有一次是小朋友们去美国参加比赛。
去美国比赛之前，基地面临拆迁，小朋友们都很难受，马虎一直在抹眼泪。师爷就安慰他们说，去美国之后好好比赛，拿一个名次回来比什么都重要。虽然是安慰，实际上孩子们的压力都很大。
在美国正式比赛的时候，队长大宝、马虎，还有好几个队员都超龄了，胳膊受伤的小双成了主力。孩子们前三局的表现都非常好，一直1比0领先。到第四局的时候，小双的投球失误让对方连续回本垒得分，孩子们尽了全力，但还是输了。
比赛结束之后，小双在场边大哭，马虎捧着一盒汉堡和薯条安慰他，他一边哭一遍喊着说，「没有机会了，机会只有一次！」当时，我也在哭，只不过摄像机都把我给挡住了。
从美国回来之后，拍摄就基本结束了，我也开始了剪片。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的消息说，小双离开基地回家了，因为他二伯得了胃癌，小双不想让别人说他是白眼狼，也不想失去二伯，他就想回去照顾二伯。
之前拍摄的时候，我见过小双的二伯，有一个养女，他没结婚的时候在外面打工，在火车站的垃圾堆捡到的一个女婴，就捡回来让小双的奶奶养着了。后来这个养女长大后去读艺术学校，学费很贵，二伯需要去打工赚女儿的学费，小双如果在家的话他没办法出去打工。所以就把小双送去了棒球基地。
孙岭峰教练很想把小双接回来，但他突发心梗住院做了手术，出院休养了一段时间后就想要去处理小双的这件事，我就又跟着他去了一次小双家。
那一次，小双的态度非常坚决，不肯回基地，还跟他二伯发了很大的脾气。老实讲，当时的我并不是特别能够理解小双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放弃棒球回家。但今年疫情期间，我想通了这件事。
我开始拍《棒！少年》的时候，我儿子3岁，现在，他已经快6岁了。因为我经常出差，所以很少陪他，我也觉得他不太需要我，只需要妈妈。今年疫情期间，他一直待在家里，我和我爱人只好轮流照顾他。照顾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变得需要我了，我也有了做父亲的感觉。
我更加理解了一件事，小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亲情的陪伴。马虎和小双，他们问题的根源，都是亲情的缺失造成了极度的不安全感。小双之所以坚定地留在老家，是因为他从小经历了太多的变故，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去，亲情是他内心最需要的。
这种因为曾经缺失而极度不安全的感觉，是我没有体会过的。我虽然也在农村长大，但和其他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不同，在我家里，有父母早上4点多起来给做饭。小时候，我看那些小孩吃方便面，特别羡慕，觉得他们太幸福了，因为方便面在当时是高端消费品。
但其实我在成长的不同时期敢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考大学也好，当无业游民也好，不上班也好，专门拍片子也好，都是因为自己的那种安全感很厚重，我知道我后面有来自家人的支持。因为父母都在身边，我感受的是传统的乡村，人们一心一意在地里干活，亲戚就住在附近，生活是很完整的。而对于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生活是破碎的，是空的。
感觉自己理解了小双之后，我也调整了片子的结尾。原本，我是用马虎唱张震岳的《再见》作为结尾的，但后来，我把小双在村里那棵大树下跟二伯招手，说「你不要丢下我」的画面放在了全片的结尾。
在片子里面，那棵树出现了三次，那是一棵很高大的松柏，它长得很慢，已经有几百年树龄了。其实，在很多的北方农村都有一棵树，一棵神奇的树，这棵树跟你的家乡会有一种牵连。我觉得它是家庭、家乡在人的内心里的坐标系一样的东西，标注着你的来处。
这和棒球也很像。棒球的本垒也叫「家垒」，小孩子训练的时候，会一直喊「回家垒，家垒」，因为根据规则，跑一圈，回家垒一次，就得一分，因此，最终都需要回本垒，都需要回家。
其实拍纪录片更多的也是解决我自身的问题。我怎么去理解我的过往，去理解我的祖辈，去理解我走出去的那个地方。但最终需要解决的都是一个心灵归处的问题——我们的家到底在哪里。
小双的家乡跟那棵树是联系在一起的，不管他出生的那个地方，或者他的亲人能够给他带来什么，那是他可以自由呼吸、大声呐喊的地方，那是属于他的世界。
成长
《棒！少年》的后期，我们做了差不多一年半。那段时间，我每天从上午十点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二点，剪了至少 40版，其中有两个镜头是始终保留的，一个是马虎唱《摩托摇》的片段，另一个是小双插松枝的片段。
那次是我们跟着小双回老家，在一个山头，他围着一棵大树一圈圈地转，过了一会儿不知从哪儿找出一撮松枝，试图插进大树的孔里，插的过程中掉了好几次，但我们一直在拍，拍到他把那撮松枝放进去为止。
拍摄的最初，我曾经希望能把孩子们拍成一个传奇，就是他们很厉害很牛，最后拿到了世界第一第二，这让我们一度很着急。天天盼着马虎能学会控制自己，但他总是说得比做得好。我们也希望小双能更坚强勇敢一些，但他还是动不动就闹情绪哭鼻子。我们也想让李海鑫能不要那么贪玩，但他每天都在玩，一下午能抓一百多只蜗牛，然后把他们排成一排。
其实在成长这件事上，心急是不行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长大了，变得不单纯了，成年人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得有结果，付出就是为了收获，训练了就得赢，我们给了孩子太多的期待。
师爷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教育小孩不能急，而是要将一件事一盯到底，一直盯着，一些改变就会慢慢发生。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美国输球小双大哭那次，我就能感觉到他们一下子长大了。
师爷这个人很有意思，平时他都不理我的，前两天晚上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吓了一跳。他说他看了一些报道，其中有一篇讲到他们带队去日本参加比赛，孙岭峰捡了个钱包，没有放到自己口袋里，给了日本司机。师爷说这个信息不对，不是交给日本司机，是交给日本陪同。那篇报道里还写了「中日友好比赛」，这个也不对，是北京跟日本友好城市的比赛。师爷以为这个稿子是我写的，让我赶快去对接修改一下。
他现在还在基地带孩子们。这些年，基地几经辗转最后搬到了通州，新的场地很大，训练不成问题。孩子们的人数也从15人增加到了60人，其中还有25个从大凉山接来的女孩子。
马虎变高变瘦了，更能吃了，一顿能吃一百多个水饺。他身上那种野性不是完全消失了，只是知道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场合应该做什么，能把自己控制住了，跟别人沟通也从「你」改成「您」了。在西宁First影展跟观众互动的时候，他看到影片里的自己说，「我现在已经变了。」但后来又觉得很羡慕小时候的自己。
小双前不久也归队了。但可能因为回去之后营养不好，他基本没长个，以前比他矮的队员现在都比他高了。从年龄上来讲，他应该分在U15组（12岁以上，15岁以下），但现在只能跟着U12组（10岁以上，12岁以下）一块训练。
其实，《棒！少年》不是一个体育类的纪录片，而是一个一群孩子在某一个环境里面生活的和生存的故事。我非常希望能把他们拍到18岁，继续记录他们的成长——在「一席」演讲时，我引用了赫尔佐格的一句话：「你带来一个鸡蛋的故事只是大家都能看到的事实，但你带来一个破壳而出的鸡的故事，这就是关于生命的故事。」
我想让自己的片子被更多的人看到，我想呈现希望，因为，大家都太需要希望了。我也真心地希望棒球可以带给他们快乐，弥补内心的缺失，让他们获得生存的能力和尊严，有更多的人帮助和关照他们的成长。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