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020年即将结束，最近出现了很多自发的回顾和总结，包括很多流行语和关键词，比如“打工人”、“凡尔赛文学”、“爷青结”。对于这特殊的一年，你有什么观察和总结？

梁永安：如果用一个词总结过去这一年，我想到的是“锐化”。今年，中国社会的锐化程度比以前更高，热点事件把前些年潜在的对立性释放了出来。在疫情的阴影下，大家的生存感也显露出来，出现了“打工人”这样的流行词。

我觉得“打工人”这个词很好。我们以前经常说“打工”，它只是在指涉工作本身。但现在把“人”字加上，就不是简单地加一个字那么简单，而是变成对自身的一种定义，对自己的社会属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积极地看，这就像是对自己存在价值的疑问。

再比如说“凡尔赛文学”。以前，很多人也会做出类似的炫耀行为，但不会特别扎眼。今年情况不一样了，经历了疫情这种关乎生死的磨难，还有失业和停工等，人们的内心有所沉淀，会去思考生活和生命，它的价值落点究竟在哪里。所以那些虚浮的东西，一下子就变得可笑起来了。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一年对年轻人的意义更大一些，特别是90后和00后。可能每代人都要经历一次大的磨难，这次来得比较早。这些在相对繁荣平稳时期长大的年轻人，突然知道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安全，也终于意识到该珍惜什么。

这一年对年轻一代来说，难得的是一种公共意识的建立。我们以前经常会更注重个体那种小我的发展，现在，他们对于现代社会中的那种价值和责任，会有全新的体会。这种公共性是我们的社会比较缺乏的。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矛盾也凸显出来，但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位置有了更深的感受。我们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超过了所有人的积累，迫切需要把不同人的经验给激发出来，变成一种社会共同构建的东西。新冠疫情，网络空间，都提供了这种机会，虽然我们也看到了撕裂和争吵。目前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平视时代”。

问：不管是您开设的大学课程，还是最近在西瓜视频等平台上的热点现象解读，都以切近年轻人的视角展开。为什么会如此关注年轻人？

梁永安：房子、车子、就业，这些青年所焦虑的问题背后，其实是时代性的矛盾。从1978年算起，中国在短短40年间经历了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的转换。整个国家的城市化程度从四十年前的16%，到现在百分之六十多的城市人口，这是很大的质变，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过程，我们很难找到类似的参照物。

一般来说，很多年轻人的祖辈还是农民，思维方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中年这一代是在工业化时代，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工业国，工业产值在全球占的比例已经很大。现在的90后，新的一代又不一样了。前面的形态还没消逝，后面的形态已经出现，形成一种共存叠加的状态，问题也重叠在一起。

我曾经去过广东中山，还有山东烟台那边，可以看到海边的那些渔船。以前祖辈那一代划的还是木船，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就变成几家人合股，买一条大钢板船，开到南太平洋都可以。大型的渔业处理船开过去，捕到的鱼马上就可以加工。到了现在，渔业进一步发展，年轻人从事深海养殖，跟科研单位合作搞海底牧场，这就到了后工业时代。

问：今年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单身式恋爱”，指的是那种既处于恋爱中、又保持自我独立的情感状态。你在西瓜视频录制的视频里也提到现在年轻人的一个特征是“高流动低情感”。据你观察，当代年轻人在爱情上有哪些困难和问题？

梁永安：年轻人所有的难处里面，爱情是最难的。因为有选择的自由，自由就是最大的压力。我们现在的社会，最大的文明就是个人在恋爱婚姻上的自主权。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本事把你绑着去结婚。所有说迫于家庭等外部压力，其实还是自己缺乏力量。

我觉得年轻人在爱情上最大的困难是，在彼此的成长过程中，如何与对方找到一种“共在”。现在的问题是，每个人对自己的情感需求都有很强烈的感觉，但是对对方的需求呢？这种感觉不能光靠道德的闪念，更要有一种对对方价值的理解。这种价值不是你个人对我好不好，而是要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比如说社会价值。

现在的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发展特别迅速。以前女性的一生是从这个家到那个家，但现在女性获得了自己的职业，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都有了。相比之下，男性进步是比较慢的，男性要适应女性的变化，比如分担家务，对他来说，就成了巨大的压力。但话说回来，女性现在压力也很大，因为她自己承担的负担太重了，既要去工作，又要按照传统的期待去承担家庭劳动。

问：今天中国年轻人面临的爱情问题本质究竟是什么？

梁永安：在现在的爱情关系中，女性的很多正常要求，对男性来说，有点像欧洲中世纪时期。那时候是长子继承制，其他儿子就靠自己，有的做生意，有的做骑士。所以他们普遍到35岁左右才结婚，一定要等到对女性有一个成家的保障。为什么当时的女性一定要向男性要一个钻石，因为钻石很贵，这个男人这辈子基本上没有本事再买一颗了。

话说回来，年轻人的这种爱情困境跟我们所处的社会转型期有很大关系。以前计划经济时代，无论是教育还是就业，大家排队就好了。经过40年的发展，整个社会机制还在转换，种种形态和观念相互叠加，压力也全部转移到个人头上，年轻人是左右为难，上下为难，几头受夹击。

虽然存在观念的叠加，但还是缺乏价值的交互，或者说一种真正的对话和多样性。这种发展往往是板块式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人们的观念中还夹杂着农业模式的传统思维。在这种模式和共性的推动之下，男性一定要买房，才能成家立业。如果转型完成，在现代意识之下，家庭由男女共同来建构，通过两个家的力量来供一套房，这样还可以维持一个基本的共同生活。

根据统计，中国的年轻人拥有自己第一套房子的平均年龄是26岁。你看数据，发达国家买房子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大10岁，毕业以后，先去租房，到了35岁左右，靠存钱和贷款，买个小房子，也不像我们这样大搞装修。

问：年轻人普遍觉得生活很严酷，在晦暗的低谷里，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向上攀援的绳索。如果社会结构和阶层流动缺乏变化，年轻人还有可能依靠个体的努力找到出路吗？

梁永安：我认为，一个人要有一个稳定的精神中轴，直接的社会经验毕竟只占这个中轴的少数，主要还是来自间接经验。在信息传播极为发达的今天，需要一个人有特别好的学习性。

比如说读书。读书不只是为了构建知识体系，也是一种心智训练，很多年轻人缺这样的修炼。在系统阅读的过程里，你其实是在构造自己的一个精神空间，同时也在了解自己在历史中的方位。我们应该知道自己身处在一个什么类型的社会里面，知道这个社会在当下的阶段和状态下，在文化上有什么矛盾；在经济生活层面，它处于什么状态。曾经有过一个统计，文革之后，高等院校里，知识分子自杀最少的地方是历史系。他知道这一切会结束的。

其次，年轻人要跟世界形成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我特别喜欢劳动中的人，劳动跟我们说的“打工”含义还不太一样。一开始也许是简单劳动，通过自己的学习，变成高级劳动，从一个非专业人，变成一个专业劳动者，我觉得这是一种有建设性的生活。

问：这样的感受跟你的个人经历有关系吗？你的青春时代是如何度过的？

梁永安：我年轻的时候，曾在云南插队，我们是最后一拨下乡的知青，在那里度过了两年时间。当地原本种甘蔗，后来根据政策，又开始种棉花。

当时给了我们一亩半的地，在上面种菜，每天劳动，挣工分。那里地处热带，秧苗种下去之后不能浇水，否则会蒸死，大家只能晚上提着水桶去浇。那时候还年轻，没什么经验，看着秧苗种下去，蔫蔫的，后来稳住了，经过了一个月时间，终于开出了一朵小花，那种劳动的感觉是后来的城市生活无法给与的。

我们当时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傣族村寨，上面是雪山，下面就是怒江。一到春天，可以看到满山的映山红。那种自然的状态，还有生命本身的力量，都让人印象深刻。我当时有一个感觉，人就是在这个地表上，浅浅的一道铅笔痕。

现在我的有些学生也会选择去支教，包括云南、宁夏等等。有的人选择支教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些功利心，因为这可能跟保研有关系，也会涉及一些相应的待遇。但是他们去了之后，跟当地的那些孩子建立情感，那时候才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衡量的，那是从内心里建设出来的一些东西。

问：从青年说开去，你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会一直进行视频创作吗？

梁永安：现阶段我在做的工作，就是把视野放宽，去探究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最近我在准备一个系列课程，梳理1850年到1950年的欧美文学作品。一般来说，每隔10年，就有出现新的问题和命题，所以我准备每隔10年选两个作家和代表作品。做这件事，是因为人家在现代化这件事上，已经先做了几百年，中国完全可以从世界视野里面去获得一个参照物。

比如麦尔维尔写的《白鲸》，这部小说讲的是人的扩张，以及对欲望的征服，最后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除此课程，我还在准备一个系列访谈书籍，主题是文明变迁中的国人。访谈从浙江东极岛开始，一直往西走，横跨安徽、湖北、重庆、四川，最后到西藏。我想要了解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三代人，这种文明的转换发生在四十年里，落在家庭层面，一定有很多冲突和困难。但是中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历史转型。或者说，这样的变革历史由每个家庭里的三代人来具体地承担了。

在做这个访谈的过程中，我还是会继续用录制视频的形式，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告诉大家。因为在这个过程里，我也能学到很多。一个人不光要看理论，看历史，还要看生活。生活本身会教育人，我希望去看到更多的人，乃至千家万户，在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是如何生活的。

有时我也会在视频平台看其他人的生活。比如沿海地带的人们，他们经常趁着落潮的时候，跑到海滩，拿着抽水机，把海滩上岩石坑里的水都抽掉，没有跑掉的鱼，很新鲜，很心动。他们拿起那个东西，很高兴，不是说这个多美，这个多好看，而是可以卖200一斤。这是这个时代的劳动。你能在这些视频里看到最地表的生活，我觉得，最地表的部分才是历史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