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留学已经成为年轻人求学道路上的一个普遍选择。但当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留学对于大多数的大学生来说，还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那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能出国留学的佼佼者们，现在过得好吗？选择海归或者留在国外的他们，又分别发展得怎么样呢？我们和其中的三位聊了聊：
我在1988年的时候，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主攻“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文化学”。我应该算是最早留学的那一批人，但其实在出去之前，我本人对此一点不知情，可以说这个留学名额，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本身是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的，毕业之后在艺术科技研究所研究舞美这块的工作，也帮着做一些日语翻译，互通有无的工作。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号召中国学生走出国门，向发达国家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背景。我们跟日本的文部省有留学生互派协议，那一年全国有58个留日名额，文化部正好有一个公派名额。他们就开始找：这个人，首先必须是党员，其次必须是学习科学技术的岗位，再然后必须懂日语。整个考察过程都是保密的，直到最后领导才找你谈话，问你：有这样一个留学机会，你愿不愿意去？我当然是愿意的。这在当时来说是多好的机会啊！尤其是对一个学日语的人来说，所以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当时我已经42岁了，家里有老有小，这一走就是两年，其实对家庭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我实在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再加上公派留学，学费基本是国家教委出，日本的文部省也会给你发一些类似留学生津贴，能基本满足生活需要吧。那时候也是日本经济最好的时候，物价是真的高。一碗面要人民币四十元，我在国内一个月工资也就五十五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自己煮白米饭就咸菜吃。公派留学生原则上是不允许打工的，但我还是会在课余时间或者晚上，去打工补贴一下生活。90年毕业的时候，日本那边有挽留我，想让我继续呆在日本做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签证部也多给我签了一年的时间，但我本身是公派，还是想要学成归国，就没有留下。7月我带着当时流行的四大件：电视机、电冰箱、自行车、录音机，从香港转机回了北京。回来之后，要说海归的身份给我带了很大的优势，其实也没有，因为那个年代，包括当时的单位，调动是很难的。加上离开两年，原来的岗位被人替代，我就到了文化旅行社工作。后来开始自己主动兼职，到文化部下面影视部做日本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比如帮忙翻译电影电视，或者有日本客人访华我去作陪。日本人很喜欢拍纪录片，当时他们对中国文化也很好奇，后来我就协助日本电视台拍摄了一部故事片《秦始皇与吕布韦》和《大京九铁路》等四部记录片及一部音乐剧艺术《徐福东渡》。我还接待过索尼创始人井深大先生，他是我早稻田大学的前辈，也是我的榜样。他来中国数次都是我陪同的，当时我国科技发展比较落后，我还请求他捐一些电脑过来，这么请求了两年，他终于捐了一百台。后来我去了几十次日本，也看着日本日新月异的变化，但能感觉到这个国家始终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他们始终将发展科技为第一要务。所以我也希望现在年轻的孩子们，能继续赴日学习，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后回国，发展中华民族，报效祖国。那时候我是省交响乐团的团员，除了唱歌也在教学。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团的演出开始急剧减少，我自己的孩子又很小，工资就两三百块，一边是工作上有些空虚，一边是生活上有些吃力，我就重新思考了自己想要的方向，觉得还是想要更往教育的方向发展。当时我虽然是副教授级，但学历只有本科，所以思来想去还是想要深造一下。那个时代自费留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首先金钱上就是一大笔开支——你甚至还需要交五万块的保证金才能出去，所以从有留学的念头到真的出国，我也花了三年。其次我自己还有团里的工作，最后也是在我的努力下，向团里请了一年的学习假，走公派自费留学，98年终于去了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进修声乐与教育。学音乐的人肯定都知道这个学校是顶尖的，我选择这里除了专业原因，还因为当时我有个同学在法国，也是因为有同学的帮助，我才能顺利得到法国签证。我还记得当时北京飞巴黎的单程机票就要7000块，还有行李限额，超出的重量还得额外花钱。为了省钱我是坐火车去的巴黎，从满洲里出境，途径俄罗斯、波兰，一路几经波折，补办了数次签证，花了十八天才到巴黎。留学当然非常不容易。当时我在国内学的法语书都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可想而知我的法语有多差。好在法国的华人圈还是非常友好，我去了没多久正好赶上98年抗震救灾，然后就跟着当地侨联一起义演募捐了，那次之后法国华人圈很多人都知道我了，直到20年后再回去还有人能认出我来。学习之余我也会帮助当地华人家庭补习中文，替大使馆、侨联演出以及组织演出，一个月也能挣到5000块人民币，自给自足是足够了。我一共请了两次1年的学习假。00年拿到博士文凭之后，其实也是想过留在巴黎的，当时我还考上了巴黎歌剧院，但我对自己的法语比较没底气，加上进去之后得合唱，我以前可一直都是独唱的，真不愿意合唱，最后就没去。但你要靠唱歌，在法国是真养不活自己。要说法国的艺术家是真的多，也是真的穷。我认识好几个得过国家金奖的画家朋友，都得在蒙马特高地给人画画赚钱。而且我心里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成为大学教授，这一点在法国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现的——法国教师资格证特别难考，更别提我法语不行了。所以我后来就回国回归乐团了。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团也还是那样，演出特别少，你每天不工作没事干也比较闲。但03年我评上了国家一级演员，级别也升到了正教授；再加上当时的留法背景非常少见，就开始有许多高校请我去教学。北京的很多高校我都去教过，像今年一直都是网课，期末作业都只能我伴奏学生唱歌就完事儿。这段留学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美好也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因为在那里学到了世界上的先进声乐技术，而且是去了巴黎，我才知道，原来你个人可以这么重要。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多出去看一看、学一学的，但我自己孩子，可能是看了我留学之后，觉得留学太苦了，就根本没去。我当年是第一批自费去美国的留学生，在我们那个年代，出国是多数大学生人生道路的首选，能出去的人都是学霸中的学霸。和现在不一样，当时要拿到美国签证是非常困难的，并不是拿到了学校录取通知书、甚至全额奖学金就行，没有人有把握一定能过，概率就像是中彩票一样。我当时有六个学校的offer，前人告诉我沿海大城市的学校签证比较难过，我就选择了中北部城市克利夫兰的州立大学。和我一批进去签证的有两个同学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他们都没过。我觉得能过签证主要是因为我的担保人很好。是我舅公杨忠道，他时任藤校宾大数学系的主任，是一个相当有名的科学家，在拓扑学领域里和丘成桐是齐名的，签证官觉得我是正儿八经去读书的。第二是因为我的托福、GRE成绩比较好，英语口语也不错，我外婆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我从小就跟她生活在一起，时常会说英文。当年有很多人签证签了三次都被拒签，他们就选择留在中国了，而他们在中国发展也非常好，因为正好赶上了国内经济腾飞的三十年。我们只是看到了不同的风景，大家生活得都很好。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特别从外表来看，美国并没什么震撼我的。特别我是从上海过去的，到的是美国的二线城市克利夫兰，更觉得也没什么特别surprise的地方。而且在那个年代，凡是和美国有关的书，大家都很感兴趣，所以我在出国前就对美国有很多了解了。我上的第一节专业课那个老师是从东欧来的，口音特别重。我们那个时候学的英语都是书面英语，好似中央台说的中文，所以听带口音的一些专业知识，还是觉得蛮难的。另一方面，我最开始学的是机械工程，但我们那个时候和美国同学的水平差得太远了，人家已经在用电脑了，我们还在用手制图，一学期之后我转系修了一学年传媒硕士课程，随后去到纽约从零开始学了计算机，最后94年拿到了电脑科学硕士文凭，闯入了华尔街。之后一边工作，一边进修金融课程，几年后，转入了投行主业。在我们那个年代，至少来自上海的留学生基本都不愿意回国，因为上海人私下觉得只有在国外混不下去了才回国。我们就算要海归，也想要混到一定的地位，才会考虑回去。很多都是在美国的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再被派回北京或者上海的branch，拿双份工资，以及各种补贴。留美工作最难的地方是如何拿到绿卡，我当年曾去美联储面试，他们都准备给我offer了，然后在background checking的时候，发现我不是美国公民，甚至没有绿卡，就拒绝了我。我身边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对我来说，留在美国最痛苦的部分可能是，在华尔街工作并不是我的初心，做的事情也并不是我最想做的事情，看着金融机构割他人韭菜、剪散户羊毛，这不符合我的三观。所以从2006年开始，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也在国内出版了小说来揭秘华尔街。这对我来说既实现儿时当作家的梦想，，也算是一种忏悔吧，因为我觉得我在华尔街就好像是“为虎作伥”。和很多第一代留学生不同，我回国的频率很高，从2010年开始就每年回国至少一次，在国内也有很多项目：上央视及地方卫视的一些节目、在各种报刊杂志开专栏、在国内出版各种图书，包括长篇小说，现在还参与了小说的影视改编项目，这也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并没有离开中国，我出国三十年，说中文也不太会掺杂英文。我做项目也都是和国内的“后浪”接触，90后甚至95后。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现在应该在中国的，因为我本来从今年开始决定每年至少回国两次，而且每次在国内待的时间也会蛮长的。我写东西都是写给国内的人看的，所以我也要去了解大家在说些什么，在聊什么梗，所以基本你们说的梗我都能听懂，也都能接。当然，我不后悔来北美，我相信90%的第一代留学生都不后悔这个决定，就像我说的，大家只是在路上看到了不同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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