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傅聪感染新冠去世 | 逝后被骂叛徒、英国狗的傅聪，到底做错了什么？(2)
文丨坎波斯
编辑丨雷伊斯
2020年12月28日，音乐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国伦敦去世，，享年86岁。傅聪去世的消息很快在中文互联网上刷屏。虽说死者为大，但评论区却有不少人骂傅聪“英国狗”、“叛徒”、“害死父母”。他们所针对的，是傅聪早年的两大“污点”。其一，1958年，当傅雷被划为右派时，傅聪从波兰出走英国。其二，1964年，傅聪违背对父亲的承诺，加入英国籍。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什么狗屁结论都能得出来。对傅聪的指责谩骂，一旦抛开具体的历史语境，无疑都属于“狗屁结论”。先拿“傅聪气死傅雷”这点来说，我们不妨看一看傅雷的遗书到底是怎么说的：尽管所谓XX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伟大的领导人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傅雷连用了两个“何况”。从修辞角度说，这两个何况在内容意义上是并列的。后一个何况，傅雷把自己比作旧社会的渣滓。但很明显，前文里他明确提出自己“含冤不白”，这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也构成了他自杀的真正原因。再加之傅雷生前性格耿介、暴烈，遗书中这两个“何况”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许多媒体在评论傅雷与傅聪时，只引用了前一个“何况”的内容。这种掐头去尾、脱离语境的写法，可以说是在以讹传讹，诱导读者。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傅雷的遗书足以让我们“于无声处听惊雷”，而一度行销全国的《傅雷家书》同样有着磊落下另一层难言的阴翳。毫无疑问，《傅雷家书》影响过一代人。无数人被其中涉及家庭教育、亲子关系、个人成长等积极正面的内容打动。但不要忘了，“家书抵万金”的前一句，是“烽火连三月”。收录于《傅雷家书》中的这些通信始于1954年1月18日，结束于1966年6月3日。[1]那段时间，从反右到文革，无数人沦为了历史的人质。
荒诞岁月，人是没有什么隐私的。对于被打成右派的傅雷和出走英国的傅聪而言，情况无疑更为严峻。但傅雷恰好选择了“家书”这一极具隐私性的书写方式，而且家书保存方式之完整、有序，令傅聪都大感惊讶。其中考量不言自明。傅雷知道，总有一天，这些家书，会被某些人，以某种方式看到。以1959年10月1日的家书为例，彼时因傅聪出走英国，傅雷与傅聪之间家书中断了十多个月。再次提笔，傅雷写道：“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像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当傅聪加入英国籍后，傅雷又把原因归咎到傅聪英国岳父的怂恿和压力上：“他把国籍看做一个侨民对东道国应有的感激的表示，这是我绝对不同意的！”与其说这些段落是傅雷写给儿子的家书，不如说这是他在为傅聪的爱国之心“背书”。信中每一个字，都在为傅聪留余地、留证据。傅雷家书的复杂在于，它一面作为历史证据的武器存在，另一面又承担了人伦纲常的最后防线。就后者而言，正如田壮壮在拍摄反映十年浩劫的电影《蓝风筝》中，重章叠唱地引用了一首童谣《乌鸦歌》：“乌鸦乌鸦在树上，乌鸦真能飞，乌鸦老了不能飞，围着小鸟叫，小鸟每天打食回，打食回来先喂母，自己不吃忍耐着，母亲从前喂过我。”傅聪在多年后的一次访谈中，谈到自己当年出走英国的行为时说：“我是被逼上梁山的。……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哪怕这是傅聪的借口，但在那一场场破坏人伦纲常的运动中，对于彼时才二十来岁的傅聪而言，我们为何不去追问罗素所言的“错误前提”，反倒要对历史重负下的年轻人口诛笔伐呢？除了阐述傅雷遗书与家书背后的历史语境，我还想谈两个问题：傅聪作为艺术家的身份，以及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傅聪被喻为“钢琴诗人”、“中国的肖邦”，在一次钢琴教学中，他本人也提到了自己对肖邦的爱。他说：“我喜欢幅度......肖邦用最简洁的音符，来说那么丰富的内容。这么一个伟大的宇宙在里头。”
傅聪也好，肖邦也罢，其实他们都面临艺术家如何面对复杂现实与政治的问题。作家木心曾说：波兰亡国了，你总不能让肖邦扛着钢琴上前线吧？艺术家最大的现实就是他们的艺术。对于以扩展自我心灵疆域为己任的艺术家而言，我们久举的道德大棒是否可以放一放？傅聪当年出走国外，与他的艺术追求同样密切相关。当他弹奏起肖邦的乐殇，我们不难想到乔伊斯的名言：流亡，就是我的美学。此外，傅聪还成长于一个“家暴”的环境中。纵使在傅聪成年后，傅雷对自己的教育有深切的反思，但是童年阴影往往会伴随人的一生。多年后，傅聪接受作家叶永烈的采访时提到：“人们对我父亲的品格的尊重，我很感谢。但我的父亲也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神。他也有许多缺点。包括我和我的弟弟，都有许多不对的地方。”[2]
童年经常挨打的傅聪，长大后也要面对傅雷的某种精神控制。当傅聪被问及为何父亲给他写这么多信，而他的回信却很少时，他说：“我不敢写，我只写这么少的信，只要随便说一句，一个小小的感想，就引起父亲这样的反应，如汪洋大海，源源不绝而来，我要再多写一些，那就更不得了，那就什么也不必干，钢琴也不必练，整天得写信了！”2002年，傅聪在一次电视节目中也曾提到：“有个廖冲，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性格非常纯洁直爽......她跟所有的人一样，很喜欢读家书，也被这本书感动，可是，她看了家书，对我说：‘这样的父亲怎么受得了啊！’”
可以说，从父子关系角度而言，傅聪的出走，完成的是他精神意义上的“弑父”行为。历史的人质、对艺术的追求，对家庭的反抗......审视这些复杂的背景，我们很难用当下狭隘的民族主义去审判已经逝世的傅聪。
他的逝去，如彗星划过天空。他的指尖，存在偌大的宇宙。
最后，我愿意用历史学家唐德刚的一首词，聊表对傅聪的纪念：
“孺子沿街赤足，青山为雪白头。金风如剪月如钩，记取秦淮别后。
临去且行且止，回头难拾难收。错从苦海觅温柔，曾把鲛绡湿透。”[1]《亲情与政治隐痛纠结下的傅雷家书》，郭剑敏，2017年-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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