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春找不到她的高音了
文｜三三
编辑｜姚璐
失声
唱歌、说话，青春姐声音都是沉沉的，如果有声波显示一定是一根长「———」，少有刺尖，还带着一点磁性，像蚕吃着叶子的沙沙声。青春姐叫王青春，是一名家政工。2020年9月，青春姐要去录一张专辑《生命相遇》。公益组织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承包了制作，专辑里都是家政工们自己写的歌。
戴上耳麦，青春姐感觉自己成歌手了，她学明星拿着劲儿——一般都是闭着眼唱的。
录音到一半，歌词正「越过高山，穿过河流。」这是《生命相遇》的副歌。只要比平时说话声往上拔一厘米高就能够到的调子，青春姐卡住了，怎么也越不过这「一厘米高山」。录音师在钢琴上起着调，拽着、拖着，但声音还是像个陀螺原地打转。
她感到高音是嗓子里的一片禁区，一踏进去「嗓子发涩，干疼，像着火了一样」。平时唱《甜蜜蜜》都费着劲，这些句句像登《青藏高原》。录音师告诉她，因为长期没有大声说过话，高音部从未被开发过，她的这部分功能丧失了。
这天的录制，从早上5点起床，到最后回家，过了15个小时。中间录音师建议，换个人录吧，几位大姐练了很久，很有自信。青春姐不想放弃，最后10首歌里，她只录了一首，是调子低低的、「说着话就能唱完」的《真心的爱》。
青春姐40岁，在北京做了6年家政工，换了三四家雇主。观察她的笑，和别人的不大一样。在一些毫无必要发笑的场合，或者面对一个不那么好打交道的人，这个笑会浮现。
两根法令纹撑开，中间门牙稍长像兔儿那么亲切，脖子往后退像赶走一只停在额头上的蚊子，怯怯的，又憨得很。对话的人只要是慢慢吞吞不张口，马上地，她笑先挂上来。这个笑带着一种语言，我可不是个麻烦人，我先向你示好。
青春姐笑的时候很多，雇主数落她碗不干净，她笑笑，再洗。其实碗是特殊玻璃的，水一沾上就变成渍，谁洗都一样。有位雇主要求她时刻跟着最淘气的小儿子，小人儿滑着滑板发射出去了，大人斥她愣着干嘛，她马上追，边笑边追。
笑里大部分的情绪她都熟悉，有时是陪笑、苦笑、是不得不笑，唯独少有真正地笑——只有在雇主家一个人干活时。那时厨房里空气都轻盈了，手机里放着一点音乐。她也不用耳麦，耳朵不得劲，胀得慌。她听的都是老歌，《小芳》，这都属于1996年了。《一封家书》，更老。新歌她一个不会，跟不上潮流。奇怪的是，每次听音乐，心情一下就能好。
手机放在兜里这样听，那边门铃一响，这边就赶紧摁掉。她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是自动的。始终是警惕着点什么。她知道人家也没说，就怕要是真说到了戳到心，她脸上又挂不住，「那我得要克制，尽量不要让人家说不好，时刻就得做到最好。」
2014年刚来北京时，很多时候就是没有做到最好，吃亏。第一次被辞退是来北京的第7天，晚上八点，第一位女雇主说，不用你了。当时这家小孩发着烧，年轻的妈妈正心急，仗着年长几岁，青春姐想劝，按农村家里那一套，「打针吃药也就这样，多能慢慢挺过来。」结果她摸索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家政公司。走之前，雇主把她的箱子在地上打开，检查了一遍。
回到家政公司，地上已经躺着上百位大姐，贴在一起不够翻身，被子经手的人太多，每一床上都有经血点子，就这样也得抢，她来得太迟，被子分完了。她穿上最厚的衣服还是冷。她第一次感到，自己成了比流浪人还低的人。自那以后，她很怕黑，一黑天必须回家，「光怕丢了」。
再找到工作后，她没跟人犟过，更不用说大声说话了，一切在一个憨厚的笑里包圆吞下。
练习
什么才算是高档小区？在北京的小区里流转几年后，青春姐有了一些心得。比如她现在服务的小区，真正有钱人在小区都遇不着，开着车，哗啦地下车库出去了。溜狗的，和路上的每一位物业、门卫打着招呼，熟门熟路的，不用说肯定是阿姨。
遛狗的时间是固定的。早上七点，中午是两点，晚上是九点，每次半小时。作为遛狗大队的一员，她不愿意往人多的地方凑。为了9月份顺利录上专辑，她只有在这点缝隙里，她才能透出水面，把自己声音的闸门拉开，把高音拔一拔。
中午遇上天气不错，一出门她就打开手机小声放歌，一首《真心的爱》被切得细细碎碎，若隐若现，一路她也只敢跟着哼，遇到人就自动收声，她老怕别人笑话唱不好。一直要走到小区北门，那里不常开，找到一块幽静的草地，她敢才让声音都跑出来。
工作时的青春姐总在说一个字，憋。原本她就不爱说话，在农村老家时也没有起过高调子，家里四姊妹，她是容易被忘记的那个老二。她脸皮薄，没多大委屈，别人话说得大声点，眼泪就滚下来了。她也见不得人吵架，害怕，远远地躲了。因为听话、老实，家里活都是她干。初中毕业后，家里多不出一分钱能让她再读一年高中。
害羞、常不自信，在雇主家，她更不敢说话了。如果给大城市的家庭做解剖，能清楚看见家政工和雇主中间横着一堵墙，这是由财富、见识、阶层等等围囿成的壁垒。家政工们接收不到非常丰富的信息，很容易陷入一种自卑和压抑的情绪中。
她记得在第二家女主人用度十分阔绰，人很有距离，一般不和她沟通，交流词语浓缩在，该买菜了，该接小孩了，把这几个屋收拾收拾。她形容是对方一句不说就可以把人钉住，动弹不了——「你说什么，人家也没在意，那还说吗。」
范雨素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育儿嫂，她也参加过鸿雁的活动。在家政公司听人聊天，她感觉有些事情不是雇主的原因，大姐们也有原因，「人家给个眼神就敏感了，还挣人家钱，人家还天天看你眼色呀，你出来挣钱了，天天那么敏感干嘛呢？」
住在客厅的那段时间，她都没给儿子打过电话，休息一天时在外面打才拨，一星期一次。此外她越来越敏感，觉得这个屋檐下，一出什么事都能扯到自己，是自己做得不对，比如给小孩喂饭，孩子挑这不吃那不吃，她觉得是不是自己菜做不好。
这天，在小区的草坪上，一条小路把绿色割开，路扫得挺干净，青春姐就坐在小路上。两边都是草，经常会刮来一丝丝风，她心情特别放松。
一开始她学着狗喘气，这是从别人那里学的练声动作，专针对气不够用。这边狗已松开绳子，牠在一旁静静听着。
手机里的歌叫《真心的爱》，「忙碌无规律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无形的压力/都忍耐着忍耐着。肩负的责任/时刻担心并紧张着/酸甜苦辣的心声/谁能理解」。
青春姐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心声，特别是唱到「忙忙碌碌的一天，无规律的时间」，就感觉这些时间都去哪了，这时她老会想起家，惦记着孩子，想到陪不了老人，感觉心里空落落的。放声把这一首喊完，两次顶多了，她就喊狗的名字，起身要回了。练完歌后两天里，她的嗓子都发痒，好像是拉裂的口子在结痂。
存在感
录完专辑，知道自己的声音缺了一块，青春姐不好受。10月底，马上迎来鸿雁组织一个重要的艺术节「百手撑家」，一场由家政工作主角的歌舞演出，青春姐想在演出前这一个月里把高音找回一点点。
近两年里，她只去过一次KTV，和鸿雁的姐妹一起。全程她不开口，在沙发上当歌迷。今年鸿雁为阿姨们找了一位声乐老师，让大家去皮村上课。那天下大雨，倒地铁得2个多小时，最后到场的只有五个人，青春姐是其中之一。
如此认真地对待一件事，对青春姐来说，上一件事还是做饭。仔细看家政工们的手艺，每个人都有一个绝活，这是能在一个家庭扎下来的秘密。有人最擅长的是土豆丝，细细快快地切丝下锅，在一切都看似平平无奇时，在锅里搁一点芹菜丝。吃水果，就是吃一个橘子也要架摆盘，有时是个歪歪的笑脸，中间一颗小西红柿点着。家政工做饭，做得都是十二分精细。
但在工作场里，她们很少能听到表扬，赞美的品类也单一，大多是，「好吃」「干净」。那次青春姐处理一个猪肚，雇主老太太让她刮干净，每次老太太都是硬刮，黏黏糊糊，让人一下没有食欲。她想了一个法，把猪肚煮了，脏东西不用刮就哗哗下来。老太太夸她，「怎么这么聪明。」这句话她一直记到现在。
家政工这个职业，做到头是啥，梅若时常在想。她是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创办人，2015年开始观察研究家政工群体。大姐们的工作性质不好界定，发生在私人空间，如果在办公室，还有工作规范和晋升空间。家务劳动，在传统社会里面不被认可，女人的家务劳动怎么可能算GDP呢。
被遮蔽在私人领域，主流里看不见她们的劳动。她们沉默得像砌筑田地的石坎，没有抽枝发芽的风光，但抽掉他们，田地即可崩坍。范语素曾谈到，家政工被人看到听见是很难的事。所以每次她接受采访都很大声语速很快，就是渴望有存在感，渴望被认可。
音乐课上，老师从哆来咪发开始教，怎么呼吸，什么是音阶。歌词音准一个字一个字抠。大家围成一个扇形，面对着黑板。上面教一句，五个人一一唱一遍。
青春姐最害羞，不能面对着老师唱，她一个人唱时，就转头与黑板背对着。但她感觉自己很兴奋，「像小孩第一次学唱歌一样。」哆来咪发里，她回忆起很多往事，小学时她还是「起歌员」呢，还被当作文艺积极份子。说到这里，她笑了。把微倾的身子，往回直了一直。
检验
10月31日下午，在北京后山艺术空间，属于家政工的演唱会开始了。这次表演和很多演出都不同，台上的女人不比美也不比艳，表情甚至不知怎么摆，有时眼珠也会不住地转看旁人。她们不习惯招摇夺目，穿的都是简单的T恤，唱歌时她们不会笑，没有任何手上的动作，两手直直垂着。唱歌声音听得出平时说话的质地，温柔的、低沉的。全程没有任何宏大的词语，没有昂扬的表达。
青春姐明显五官伸展开，拧紧五官的那个螺丝松开了，眉头也是真正的笑，而不是之前「那个笑」。
场下的大姐们，像是经历课间放飞的时刻。有大姐穿着极亮的玫红色毛衣，水壶和包包也是玫红的。两两一起，大声聊着上周爬过的香山。脖子的筋又疼了。有时她们露出天然的幽默，这边问你属什么，那边答，齐天大圣。有位大姐感叹，在这里大家都一样的人，不用再看人脸活着了。
过去给这些家政工去发传单，梅若说根本不用去问，只要看脸就行，非常低沉的、愁苦的脸。刚来参加社群活动，她们大多不敢说话，担心被骗。说话也像自言自语，「为啥，万一说多了，说给自个儿听的，也不尴尬。」她们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主场需要说话。语言多半是，嗯啊，，好的，是的。
这一行很少有人是主动选择，都是命运把她们放逐至此。青春姐觉得只要是出来的都是有苦的。她一直记得2014年她打出发来北京前，大嫂和她讲的一句话，一心想着赚钱才能待得下去。她的丈夫是个木匠，被人骗走20万项目钱。追债人上门来，只能让她也出去赚钱还帐，那时小儿子刚刚3岁。丈夫赚钱心切，又被拽到一个漩涡，进入另一个骗局，这几年才存下的一点钱。而家里的大伯、公公相继查出癌症，钱被顶急用，她形容这几年是人在泥沼里打滚向前。
梅若发现，很多姐妹做这份工作，都是因为遇到困难得不到任何支持。有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才30出头，在顺义做家政。初中时她不想读书，没有人告诉她，不读书以后会怎么样。18岁，她想要嫁给一个小学同学，问过父亲，即刻就同意了。婚后生了一个孩子，丈夫很快开始赌博。
当了家政工之后，鸿雁有位小陈姐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18年前和一个北京十八里店的男人谈恋爱，那时她刚到北京，为防止她不想回来，来之前父母在家乡给她定下一门亲。后来父亲亲自来北京求她回去，甚至快要给她跪下。如今十八里店拆迁，拆迁户身价不得了。第二次是在一位大学教授家做工，教授让她考会计，可以安排工作，那时她24岁，生了一个小孩，当时她想的是，如果自己去考会计，和丈夫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以后小孩就没有爸爸了。十年后，她老公突然去世了。而当年另一个一起的家政工考上了会计，命运从此不同。
青春姐想不清命运这些事情，她的愿望很简单，一家人在一块。但始终就是聚少离多，「我是一个妈妈，我有两个娃娃/一个长在城市，霓虹闪闪车灯亮/一个生在家乡，星星点灯蛐蛐唱」。每次听到《鸿雁妈妈》，她都会掉眼泪。她揪心自己的儿子，全由婆婆代管，老人骨股头坏死，能给孩子做个饭，能穿干净上学就不错，学习一点管不了，儿子字比蟑螂爬还难看。屯子里有一个小学，从去年儿子班一共就剩三个学生，人家都上县城里上去了，儿子是这三人中一位。
在台上开始唱，「一个喊我阿姨，陪伴TA许多时光/一个十月怀胎，一岁大狠心离家/一个前途无量，人生舞台多宽广/一个升学无望，学费压疼我肩膀。」
青春姐紧张得手心能攥出水，握住旁边的姐妹。第一句话没有跟上节奏，磕了一下，还是那个蚕吃叶子的声音，「不能唱高音就不唱呗」，她事后谈到，把原因归于练习的机会太少太少。伴奏逼近，台上的她，把声音融进一片温柔的合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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