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

每每走过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大门，静静矗立在一旁的“两问石”总是让人不经意间停下脚步，细细品味，深深思考。

1936年秋天，浙大校长竺可桢在开学典礼上向新生提出了这两个简单但意味深长的问题，这也就是著名的“竺可桢二问”。正是竺可桢执掌浙大的13年期间，浙大整体办学水平大大提高，学风踏实，师生成果众多，学校也发展成为全国著名大学之一。而竺可桢提出并践行的求是精神更是成为浙大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代代相传。

竺可桢题写的“求是精神”

求是精神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作是浙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9月27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到浙大为在杭高校大学生作报告。他满怀深情地说：“作为浙江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求是精神是百余年浙江大学的办学理念，是浙大人‘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的崇高精神的高度概括。求是精神不仅是浙江大学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全省教育科技战线的工作者以及全省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发展阶段，要进一步发扬、光大求是精神。”

1890年，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户米商之家。竺可桢从小就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在入学澄衷学堂后不久，他就在自己床边贴上一张纸条，上书“醒来即起”四字。从此，“醒来即起”成为竺可桢求学的座右铭，激励着他更加勤奋、刻苦地学习。

1910年9月，作为第二批庚款留学生，竺可桢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邮轮。8年之后，已经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的竺可桢，，拒绝了美国多所高校的邀请，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归国的轮船。

立者第1排左5为竺可桢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气象学博士，竺可桢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广设测候所、收回天气预报“主权”……回国后的竺可桢为我国近现代气象事业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成为近代中国“问天”第一人。

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这正是竺可桢的理想，再苦再难也无所畏惧。然而，从1936年开始他最主要的工作，不再是气象研究。在多次请辞之后，抱着“振兴浙江省文化教育事业”的考虑，竺可桢正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一职，从一个科学家成为了一个教育家，以振兴文化教育事业来报国。

1936年4月，正式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的竺可桢

抗战爆发后，面对着战火中岌岌可危的学校，竺可桢决定带领全校1000多名师生走上“西迁”之路。初迁浙江於潜、建德，继迁江西吉安与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浙大长达2600多公里的西迁路径与红军长征路径前半段基本吻合，这一壮举，被誉为“一支文军”的长征。

“为一校之长，不止要对学生负责，更要对国之教育负责。”在竺可桢的带领下，浙大搬到哪里，“图书馆”和“实验室”就用双肩挑到哪里。庙宇、祠堂做教室，自己开荒种菜，无论条件如何简陋，竺可桢从不耽搁第一时间开堂上课。于是，一篇篇高质量的论文在中国的山沟中完成，发表在《自然》等世界顶尖期刊上，浙江大学也因此声名鹊起，被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为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就是在西迁的颠沛流离中，“求是”校训诞生了。

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在广西宜山主持召开校务会议。在他的倡议下，会议确定了“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

竺可桢发表在校刊上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

之后，竺可桢在历次演讲中反复强调：“求是精神”就是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理”的精神，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

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深刻理解求是的内涵，他不厌其烦地跟同学们说：“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竺可桢不仅是“求是”精神的积极倡导者，也是一生笃行“求是”精神的楷模。

比如在用人方面，竺可桢唯才是举，用人唯贤，没有门户之见。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浙大聚集了一大批当时各领域的精英知识分子。王淦昌来浙大任教时只有29岁。竺可桢亲自陪他参观校园，还设家宴款待他。“在黔北浙大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科研思想特别活跃、成就较多、最值得追忆的时光之一。”正是在那段时间，王淦昌培养了程开甲、谢学锦等一批著名学生。

可以说，竺可桢以求是精神和人格魅力网罗了一大批名师大家，包括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贝时璋、谈家桢、蔡邦华、梅光迪、张其昀等，很多老师都在浙大期间取得了丰硕的教学科研成果。

浙江大学部分教师马一浮（右7）、梅光迪（右8）、张其昀（右5）、祝文白（右3）、王驾吾（右2）、陈训慈（右1）等在浙大图书馆前合影（1938年摄于江西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