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女诗人爆冷拿诺奖，却只配用“安全”来形容？

|作者：陈娟

|编辑：咖喱

|编审：苏苏

在连续多天的猜想、八卦之后，77岁的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爆冷”摘得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对很多中国读者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她的获奖，击败了很多赔率榜上的大热选手，比如米兰·昆德拉、阿特伍德，还有万年陪跑的村上春树等。

连格丽克本人也没料到。据BBC报道，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马特·马尔姆表示，在北美凌晨收到获奖消息时，格丽克对此“感到惊讶和高兴”。

尽管在意料之外，但另一方面，这样的选择也兑现了诺贝尔文学奖自身的承诺：逐渐淡化“以欧洲为中心，以男性为中心”的评奖标准。

格丽克正好符合这一“承诺”，一位来自美国的女作家。唯一让人意外的是，她是一个小众诗人。

1989年1月31日，格丽克在纽约做了一场演讲，主题是“诗人之教育”。在演讲中，她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追溯自己“何以成为诗人”。

格丽克的诗人气质源于她充满文艺气息的家族氛围。

从匈牙利移民到美国的祖父母对格丽克的影响很深。在她的记忆中，祖父对故乡土地始终怀有一种深沉的爱，祖母则经常怀里揣着一本诗集。

到了父母这一辈，文学依然是这个家族的主旋律。她的父亲有志于成为一名作家，只是因为难以“忍受各种形式的失败”，最终放弃理想，投身商界。母亲毕业于名媛辈出的卫斯理女子学院，是一个文艺爱好者。

“妹妹和我在每一种天赋上都得到了鼓励。如果我们哼个不停，父母就带我们上音乐课；如果我们蹦蹦跳跳，就会被带去学跳舞……母亲很早就开始教我们念书。”格丽克回忆说。

·年轻时的格丽克。

在这样的教育中，格丽克把童年活成了“别人家的孩子”：不到三岁时，她就已经熟悉希腊神话；四五岁时，她就开始读威廉·布莱克的诗《黑人小男孩》，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剧《辛白林》的选段等；五六岁时，她已经开始写诗了。

她最早的诗作都与童年记忆有关，比如：

父母是她最忠实的读者，母亲还常常扮演“裁判”的角色，给她的诗打分，并做出中肯的评价和建议。

“我想完成我自己的句子。我完全沉迷于母亲的赞同，想在她评价甚高的某件事情上表现出色。”格丽克说，当同伴都在快乐地玩耍时，她绞尽脑汁写诗。

有一段时期，她也曾在写诗和绘画间徘徊。

10岁那年，她彻底放弃了绘画，“认识到自己正处于对画布的想象的尽头……发现视觉艺术是一种不太亲切的语言”，最终立下了志向：成为一个诗人。

每个伟大的诗人必定有过极其痛苦而残酷的人生。格丽克也不例外，年幼便开始写诗的她，逐渐变得敏感而忧郁。

青春期时，她一度陷入迷茫，只会用一个“不”字反抗外界。读到高中时，她开始效仿圣女贞德的苦行，进行长期严格的节食，将精神与肉体隔离，用自我意识与父母之命对抗，最终患上了厌食症。

格丽克的体重一天天下降，慢慢地，她意识到“不是灵魂优越于肉体，而是灵魂依赖于肉体”。

在临近高中毕业的那年秋天，格丽克不得已开始求助心理医生，甚至因此辍学。此后近7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在与自己的心理问题作斗争，高中读了几次才读完。

1963年，格丽克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加入诗歌班正式开始学习写诗。两年后，她遇到了自己的伯乐——著名诗人斯坦利·库尼茨（2000年“美国桂冠诗人”称号获得者）。

在斯坦利·库尼茨的影响下，格丽克的性格发生了很大转变，从恃才傲物转向谦逊克制，也学会了从人生经历中汲取灵感。

她早期的作品大多受自己曾患上心理问题和厌食症的影响，比如《头生子》《沼泽地上的房屋》《下降的形象》等，多以心理分析的角度远远地审视个人生活体验。

·2016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为格丽克颁发2015年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此后的人生中，格丽克从没缺少过作品素材，死亡和失去一直伴随着她的生活。

1980年，格丽克在佛蒙特州的小屋遭遇了一场大火，屋子被焚烧殆尽。1985年，她遭受了死亡的打击——父亲去世。这一年，她在一篇随笔里说自己是一个“梦中人和观看者”，是一个“沉迷于丧失”的作者。

父亲去世7年后，她创作了《野鸢尾》寄托对父亲的哀思。正是这部作品帮她拿到了1993年的普利策诗歌奖，让她的声誉开始走向海外。

自此，，格丽克的创作渐入佳境。

2003年8月28日，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格丽克“美国桂冠诗人”称号，让她成为第12位获此殊荣的诗人。

·格丽克

近年来，格丽克一边在耶鲁大学教书，一边写诗，佳作不断，但悲观依然是她大部分诗作的底色。

“我要告诉你些事情：每天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

格丽克的诗句悲观至极，让她诗集的中文译者柳向阳感到震惊。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仅仅两行字，已经让人震惊于她的疼痛……这样的诗像锥子扎人，扎在心上。”

格丽克获奖的消息公布后，相比去年而言，文学界、媒体界都较为平静。至今，人们还记得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彼得·汉德克时，此起彼伏的骂声和争议声。

今年，中外媒体报道中出现的最多的字眼之一是——“safe（安全）”。

两年前的丑闻人们还没有忘记。当时，与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相关成员关系密切的克洛德·阿诺特的性侵丑闻曝光，最终导致学院的18名成员中有6人宣布辞职，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暂停颁奖。

因此，《纽约时报》表示：“鉴于最近发生的争议，许多观察家都希望今年的奖项能够获得无争议的选择。”瑞典一家报纸的文化编辑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瑞典学院知道他们再也承受不起丑闻。”

为何颁给格丽克是安全的呢？

首先，她是一位英语系、非欧洲区的作家。自2017年开始，诺奖已经连续3年颁给了欧洲作家，分别是石黑一雄、托卡尔丘克和彼得·汉德克，如果再颁给欧洲作家的话，诺贝尔文学奖就打破了自己“促进性别平衡和地域平衡”的承诺。

其次，诺奖这两年对性别平衡异常重视。2018年的丑闻之后，诺奖评委经历了大洗牌，新增了不少女院士。而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女作家托卡尔丘克，2019年是男作家彼得·汉德克，从性别平衡上考虑，今年最大可能性也是女性。

再次，虽然对中国读者来说，格丽克有些陌生，但在美国，她早已是宗师级别的诗人——她是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等奖项获得者，其诗歌成就甚至被认为超过鲍勃·迪伦。

·对中国读者来说，格丽克有些陌生，仅有两本中文诗集被引进出版。

其实，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近几年来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

“如果非要有一个趋势的话，那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即得主越来越陌生。”译林出版社综合编辑部主任王理行说，这种陌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不那么“主流”，甚至有些小众。

比如2018年的托卡尔丘克，在波兰广为人知，但因为波兰语限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不算太广，在中国只有两部小说被翻译引进出版。而今年的格丽克，也被诗人欧阳江河认为是“一个略有点流行的学院派的小众诗人”。

“不管怎样，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捍卫了文学的荣誉。”有文学评论家指出，如果说有人失望和反对，那么恰好证明“它在这个时代中捍卫了某种格格不入的东西——真正的文学性”。

这种文学性，就诗歌而言更为重要。在所有出版的图书类别中，诗集的销量从绝对值上来说是最低的一类。如今，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诗人，对诗人本身和诗歌爱好者来说是一种鼓励，对这个缺乏诗意的现代社会更是一种鼓励：幸好，这个世界还有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