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小日本”？中日=华夷？中国从未正视过日本？
由于近代东亚世界的剧烈变迁和八十年前的那场侵略战争，日本成为许多中国人绕不开的一个谈论对象。
我们仍然像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那样震惊并渴望理解明治日本的开化进步何以可能，同时，经历了战争创伤的我们也十分警惕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的再度抬头，日本政局的风吹草动都可以挑动国人的神经。
也正因如此，我们对日本的关注和了解始终被无法悬置的民族主义框架所限。当我们只从近代历史中去把握日本的时候，我们必定只会看到一个片面的日本，它既可能功利地等同于一个易于复制的变法样本，又可能在自我膨胀中，化作华夏中心论调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浪漫与一厢情愿。
本期Naive咖啡馆邀请到了日本姬路独协大学人间社会学群教授石晓军，从漫长又重要的古代中日交往史中试图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日本，厘清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种种认知偏差。
日本姬路独协大学人间社会学群教授
主要研究中日关系史
著有《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
《〈点石斋画报〉所见到的明治日本》
《隋唐外务官僚研究》等
本期你将听到
4:50 改革开放初期，学生只功利地对近代日本历史感兴趣，漠视古代的中日交往
7:48 “小日本”“一衣带水”等描述所反映出来的认识偏差，为什么说日本“既不小，也不近”?
12:35 我们只知道汉字由中国传入日本，却不知道日本也为汉字贡献良多
18:56 华夏夷狄观念下，中国如何看待日本，日本又如何看待中国?
24:02 早在隋朝，日本便表现出谋求与中华王朝对等地位的政治意识？
36:15 三世纪至清末，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几近停滞，官修史书中对日本的描述只是“后书抄前书”
44:50 唐朝并非中日交往顶峰，江户时期才是中国文化在日本大规模普及的黄金时代
56:54 国学、汉学、兰学，日本社会内部的思想激荡：日本的世界观如何开始走出“中国的巨影”?
1:05:17 中国和日本都能从彼此身上看到自己的镜像，怎样在中日关系史中把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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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石晓军
《日本的世界观》马里乌斯·詹森
《分身：新日本论》李永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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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とんほ（红蜻蜓）-ハンハート ハンハート
Bossa Antigua-Paul Desmond
01 真“小日本”？
郝汉：新冠肺炎爆发初期，日本捐赠物资时的一个寄语叫做“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当时在国内引起了很多震动，这句诗让我们感动于一种国际主义情怀的同时，也让我们想到了日本和汉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其实就构成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中日关系的问题。石老师，您为什么会对中日关系的交往这么有兴趣，研究这么多年？
石晓军：我对中日关系史，尤其是两国的相互认识史的兴趣，大概要追溯到80年代前期。当时我在国内读硕士，专业方向本来是日本古代史，当时受日文研究资料方面的一些限制，所以后来就根据导师的意见，改为研究古代中日关系史。硕士毕业以后，我曾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书，教授的课程之一就是日本史。
我记得第一次上日本史课的时候，我对当时选课的历史系三年级同学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大家感兴趣的地方，大部分同学表示只对日本的近现代史感兴趣，有的同学甚至提出，只有日本近代以后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其他的可以少讲或者不讲。后来连续几届同学都有这种倾向。我当时作为一个日本史研究的从业者，无论从日本史自身的发展演变来看，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当然无法认同这种看法。
但是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后来我就开始考虑这些问题。我发现这个不是80年代的事，也不是70年代，也不是90年代，而是在漫长的中日接触交往史或者是在中国历史上，国人一直对日本十分漠视，而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偏见及认识误区。
这个问题这个不光是对日本，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对整个域外都是如此，这种潜移默化的流风余韵一直影响到了今天。大概在80年代后期，我开始陆续地写了一些文章。90年代初、1992年的时候，我已经到了日本，在这些文章基础上，就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
8~9世纪日本关于遣唐使的绘画
郝汉：石老师，您讲我们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和认知，似乎总是有一些错位，或者有一些非常聚焦的关注，比如说关注近现代史，但是有哪些常见的这种彼此认识上的偏差呢？
石晓军：说起中日之间这些认识的问题，不好一概而论。一般来说，大体上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来考虑：
第一个是官方认识，即政府的认识及其言论；第二个是专业研究者的认识；第三个是新闻媒介，以及由其主导的舆论认识；第四个是民众之间的相互认识、相互印象。这四种认识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但大体上是从1-4的顺序、即从上往下的影响。多年来我们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民众之间的相互认识、相互印象，实际上这是所有的认识的一个基础。我在这里主要想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
说起中日之间的误会和刻板印象，涉及到方方面面。比较常见的：双方都以自己的价值观为标准看待对方。因为人种、文字相近，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一定会和自己的想法是接近或者是一样的。同样一句话，如果出自于欧美人之口和出自于日本人之口，对中国人的感受是不同的，在日本也是这样的。这方面例子太多了，好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举一个一般老百姓容易产生的错觉的例子。一般国人对日本大体上有两个基本印象：一个是日本很小，包括民间说“小日本”也有这方面的含义；第二个是日本很近，经常会用一些词来形容日本很近，比如一衣带水、一苇可航。
如果我们跳出来，换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一些问题。比如，在欧亚大陆的两边有两个岛国，日本和英国。国人很少会用“小”来形容英国，一般说“大英帝国”，但是就面积而言，日本大概接近38万平方公里，英国只有24万平方公里；就人口来说，日本是1亿2000多万，而英国则只有日本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日本面积要比英国要大得多，人口也要多得多。就和大陆的距离而言，英吉利海峡最宽的地方大概不到200公里，最窄的地方、多佛尔海峡就30多公里，但是从长崎到上海就算近了，这个距离也在七八百公里以上。所以说，日本的面积既不小，而且从日本列岛到中国大陆的距离其实也并不近。咱们国人老说日本小、日本近，就是一种大家容易产生的错觉。从古至今，就中日两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言，不管是奈良、京都到长安、洛阳，还是北京到东京，，地理上的距离都有数千公里。
另外，我再给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日本现在使用汉字是由中国传入的，因此，凡是提到汉字与汉字文化，国人都有一种固定的印象，认为肯定是中国对日本有影响，从来没有想到日本会影响中国。实际上，即使是作为汉字的发源地，日本创制的许多汉字词汇也给了汉语很大的影响。
兰学者宇田川榕庵
我们现在使用最频繁的双音节词，也就是二字词，其实有很多来自于日本。早在80年代初的时候，上海曾经出过一本《汉语外来词词典》，是当时著名语言学者高名凯、刘正埮等人编写的。在那个词典收录的汉语中的外来词，来自日本的词汇至少超过800多个，而且都是常用词。
尽管现在看来其中的一些词需要进一步斟酌、研究，这也是目前中日语言交流史研究界最热门的课题之一。但是我们通常使用的，比方哲学、科学、进化，这些词都是日本造的。顺便说一句，这几个词其实就是我现在奉职的姬路独协大学的前身“独协学校”第一代校长、著名哲学家西周(にし あまね）以及创立者之一的加藤弘之等人创制的。另外，今天是理想国来采访，其实“理想”这个词似乎也是来自于日本。
另外，有人认为“咖啡”也来自日本，日语中用“珈琲”表示咖啡。在江户时代后期，有一个有名的兰学者叫宇田川榕庵，在他编纂的《兰和对译词典》中就用“珈琲”这两个字来表示“Koffie”。为什么使用这两个字呢？据说宇田川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字，是因为考虑到“珈”是古代妇女用的头发簪子，而“琲”则是连接发簪的串珠。他认为这很像咖啡豆及其树枝的样子，所以就用这两个词来表示。后来到了汉语中，汉语对译属于音译词，就把它加了口字旁。
02 中国的巨影
郝汉：“小日本”这个词其实可以联想到《日本的世界观》（理想国出版）中提到的“中国的巨影”。作者讲，日本的传统世界观笼罩在中国的巨影之下。对日本而言，古典时代，中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18世纪的法国，它是唯一经久不衰的文化巨人。
他们会在某种程度上内化成中国人，就像我们国人自己的一种特别坚定的文化自信。我们会认为“日本之小”，在于它是华夏体系之下的一个很小的地方。东亚世界体系的华夷观念，对我们对这种“小日本”看法的影响是挺深远的。这其实也涉及到古代中国和日本关系的问题。
鉴真第六次东渡图
石晓军：是的，您刚开始提到的，包括疫情刚开始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当时国人，甚至包括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都感觉到惊叹和震撼。实际上和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也有关联。这些古诗文，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日本并不很生僻，它是来源于鉴真的传记《唐大和尚东征传》，而鉴真对日本而言是一个文化的恩人，所以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鉴真的，但是在国内知道的人就比较少了。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句话也不是出自于中国人，而是出自于当时奈良时代的日本人之手。从这件事里边还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国人感觉到很惊诧，不少人说日本人为什么也会以中国古典形态撰写诗文呢？其实，这些问题印证了一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情况是中日之间长期以来交流的结晶。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和日本对于汉字以及用汉字书写古典诗文的共享、共鸣程度之深，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谈论话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今年年初，理想国出版的美国学者詹森的《日本的世界观》，他提到了中国的巨影，确实是如此，尤其是在近代以前的漫长时期，中国对日本的影响简直太大了，无处不有。换句话来说的话，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中国也就意味着整个世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
詹森这本书理想国今年在国内推出了中文版，但实际上这本书1980年就出版了，1982年日译本就出来了。
顺便说一句，这本书在国内叫做《日本的世界观》，它原书的名字是“日本与世界”，副标题是“200年的转变”，也就是讲江户时代晚期到现在200多年日本对外看法的转变。因为我关心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上的相互认识问题，所以我很早就看到了这本书，这本书对我启发也很大。
“中国的巨影”是对近代之前的中日关系一个很好的概括。可以这样说，在西欧、北美的势力大规模进入东亚之前，中国是日本唯一的外来影响。不仅是中国自身的文化源源不断地进入了日本，而且包括不是产生于中国的文化，比如佛教、欧亚大陆中西部的一些文化，也都是通过中国进入日本的。
[美]马里乌斯·詹森《日本的世界观》
大家知道，日本有个正仓院保留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非常珍贵，不光是中国隋唐时代传到日本的东西，还包括欧亚大陆中部以及西部的东西。所以说，当时的中国对日本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而且这个时期非常之长，长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经常说，中日交往2000年，我们可以确认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有2000年，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
当时日本没有文字，之所以我们现在能确认这个史实，材料全部是中国方面的资料，比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我们称为正史的史书。这些史书都大量记载了日本的情况。那么，我们至少现在可以确认的是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已经纳入了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圈里。
说到这里顺便还要说一句，当时日本不仅没有文字，“日本”这个名称、国号也还没有出现。日本的国号一般公认是在公元8世纪出现的，所以当时中国史书中都是以“倭”、“倭国”这样来表述的。为了谈话方便，我在这里一律用“日本”来称呼。
03 中日＝华夷？
郝汉：古代的夷狄观念下，我们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而日本是夷狄的位置。有一个细节，在公元607年的时候，日本特使小野妹子到隋朝，当时文字记录特别有意思，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句话道出了日本特使“两个天子并立”的表述。
这对我既有的对日本的认识上有一个冲击：那不是夷狄观念下的中日关系吗？怎么日本特使会有“两个天子并立”的表述呢？这点是不是国人对古代中日交往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呢？日本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想要和中华王朝对等的政治意志，但这个东西长久的被我们忽略了？包括近代以来，我们长久地回避它、忽略它，刻意不去了解它。这方面石晓军老师有没有可以给我们上上课的？
小野妹子（约565-625）日本飞鸟时期的政治家
石晓军：这个问题是我的老本行，和前面说的问题有关联。我最早研究古代的部分就是从这个地方入手的，涉及到古代的中国对外关系、对外指导思想的一个问题。要谈到这个问题的话，首先有一个问题需要稍微厘清一下，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是最早四大文明之一，至少在欧亚大陆东部来说是最早发达起来的文明，一直是周围国家学习的榜样。
在这种情况下，就自然的形成了一种，不仅是统治者，而且一般民众也认为“我是天下文化的中心，我拥有优越的文化”。作为统治者来说，他也要把这种东西固化起来，至少从汉代开始就陆续通过册封、羁縻等方式给中原王朝周围的一些小国或者是区域政权的领袖爵位，一直到隋唐明清，王也好、侯也好，或者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建立起一种册封关系，册封关系是相互的、有义务的，通过这个把周围一些国家从政治上也纳入自己的范围之内，力图建立一个以中国皇帝为顶点，同心圆式的这样一个天下帝国。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这其实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在某些时期已经接近实现，在很多时期实际上离目标还很遥远。但是历代中国王朝则一直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在华夷观念之下，一直是这样想的。这在中原王朝以及历代中国人看来，似乎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我是先进地区，你来朝贡，大概是这样的，老百姓也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文化和政治虽然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从古代日本的角度来看，古代日本一直非常憧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方法来汲取中国文化，但他又绝不愿意在政治上也沦为中国王朝的附庸，也不愿意在政治的高压下被动地接受文化，所以只要有条件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定的反弹。
您提到的日本遣隋使携带的国书里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出天子无恙”，其具体记载是在《隋书·倭国传》里边。《隋书 ·倭国传》的这个记载很有意思。根据这个记载来看，隋炀帝看了以后很不高兴，就給主管外事的人说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这种东西。过去很长时间，尤其是战前日本，日本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很多人就认为，“日出处”高于“日没处”，反映了当时日本与隋朝的关系。
大概是30多年前了，我就这个问题做过一番考察，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在日本的《日本史研究》上发表了。我不同意当时一些学者主张的说是日出处、日没处有高低、优劣之分，而认为这只是个东西地理方位的代名词而已。那么，隋炀帝为什么不高兴呢？不高兴就在于“天子”。在中国华夷思想主导下的天下观念看来，天子只能有一个，所以不能容忍其他人使用天子这个词。这个插曲正好反映了当时日本统治者对中国王朝的一种心态，即便就当时的力量对比来说他完全做不到，但是他要做出这种谋求对等的试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电影《妖猫传》阿部宽饰阿倍仲麻吕
郝汉：我们好像回避了这一点，或者说心理上不愿意面对这件事情，历史教材上也不讲这个事情，文化上优越感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会刻意地回避这个历史事实。
石晓军：不光是这个问题，到了后来也是这样。大家现在一般提到中日的文化接触、中日关系都会马上联想到遣唐使。遣唐使这个规模大了，从630年到894年，200多年日本一直在坚持向中国派遣唐使，一共任命了20次，平均一次是四五百人。当然不是20次都到了中国，如果20次都到了中国就是近万人，而且全是当时的精英人物。
日本不遗余力地在学习中国，当时遣唐使派遣非常危险。现在从中国到日本两三个小时就飞过来了，从上海到大阪坐船四五十个小时也就到了。但是在遣唐使时代，最短的记录大概要七八天，而且是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因为一旦遇到暴风、巨浪等，就可能会葬身海底。当时日本是以举国之力来学习，所以才能全方位地导入了唐朝的各种制度：政治制度、官僚体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制度，包括都城制度、土地租税制度，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都是来自于唐朝。
但同时，其始终对唐朝有戒备心理，保持距离。在这些方面有很多表现，国人可以说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些方面的问题。
04 谁在创造日本
郝汉：我们在创造日本，我们在看见一个我们想看到的日本，因为它其实是我们自己心理的一种投射，我们希望看到这样，我们才会越去关注这方面的部分。
石晓军：对，确实是这样的。您刚才提到詹森的书，里面讲了一个例子：15世纪的时候，日本有一出能剧，就是谣曲，叫《白乐天》，就是白居易。日本人从遣唐使时代以后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白居易，相对于李白、杜甫来说，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所以白居易的诗在日本被大量广泛地阅读。但是日本人在爱戴白居易的同时，在能剧里又表现出一种戒备、对白居易为象征的中国文化产生抵触的情绪。
1898年月冈耕渔绘《白乐天》，戴面具者为白居易
除了这个例子以外，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还提到一个例子：12世纪的时候，日本有一幅很著名的美术作品，叫做《吉备大臣入唐绘卷》，这种绘卷是一个主题的连续画作。这里提到的吉备大臣就是曾经两次到唐朝的吉备真备。第一次他是作为留学生，当时名字还叫做下道真备，第二次是三十多年后又作为遣唐使副使到唐朝。他回日本后，最后官至右大臣，所以在日本，人们又叫他吉备大臣。
《吉备大臣入唐绘卷》内容描绘的是吉备真备如何与阿倍仲麻吕的亡灵（阿倍仲麻吕是死在了中国，从19岁到70岁）联手起来破解唐朝的一些鸿儒出的难题，并且最终战胜了唐朝围棋国手的故事。当然这些并没有任何史实根据，完全属于演义故事。但透过这个故事，却反映出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戒备以及对抗的心态。这个也很自然，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愿意被另一种强大的文化完全同化，它必然在吸取的同时要坚持自己的东西。
这些问题是不是我们以前都比较忽视？我前面也提到，我比较系统地考察了历史上中国对日本的认识问题，19世纪中晚期以前，中国对日本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官方认识，体现在中国正史里边。中国正史都是官修史书，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即前四史，一直到后来的《明史》，这些都是官修史书。官修史书有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天下观问题。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文化的中心，周围都是蛮夷戎狄，日本是属于东夷了，在周围的蛮夷戎狄之中最不起眼的岛夷之一。
《吉备大臣入唐绘卷》局部
郝汉：您提过，从公元3世纪到清朝末年，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几乎是停滞的，停滞在这样一个概念里面：蛮夷戎狄特别落后，并不是文化的中心。清末的时候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就反映了那种认知的停滞，日本已经明治维新了，但国人还是以高高在上的文明中心的眼光看待日本，之后才被迫开始正视日本、被迫开始接受这种现实。
石晓军：对，确实是这样。在古代中国天下观之下，编撰正史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人往往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中国的正史在写自己王朝史实的时候，也记录外国的情况，具体表现的就是《四夷传》，后来叫《外国传》。日本的情况也是这样，早期称为《倭国传》《倭人传》《倭国传》，后来称为《日本传》。
中国最早开始记录日本可以确认的是《三国志》。《三国志》里边的《魏志·倭人传》，是公元3世纪前后的东西。当时，可以说中国人是最了解日本的，因为日本当时没有文字，所以他比日本的记录还要早得多。从那以后，历代的正史虽然都保留了这个传统，但是基本上是后边的书抄前面的书，表面上好像是对日本很关心，但实质上你仔细看一下它的内容就知道，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应付差事嘛，大部分都是千篇一律的，承袭前代的知识，包括偏见在内，当然也有个别的新的知见，但其中充斥着许多偏见与误解。
我举几个例子，《后汉书》里边也有《倭国传》，它基本上全是抄的《魏志·倭人传》。《后汉书》怎么抄《三国志》呢？后汉在前三国在后，但是《三国志》成书比《后汉书》早。后面南史、北史的《倭国传》抄的是宋齐梁陈的《宋书》以及《隋书·倭国传》的内容。
还有一个也很有意思，古代中国对日本的记载中，除了文字记载以外还有形象的记载。有一个东西保留了下来，这就是《职贡图》。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最早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元帝时代的东西，不是原物，是北宋时期复制的，但是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原貌。梁元帝时期绘制的一个《职贡图》留下了部分残卷，这个残卷里保留了一个“倭国使像”，是5世纪时期的日本使节像。这幅《职贡图》除了图以外，旁边有文字，而文字记载的部分，几乎是和3世纪时候的《魏志·倭人传》里的内容一样。
我再举一个例子，隋唐历来被认为是古代中日交流的黄金时代了。《旧唐书》里同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但如果仔细看一下就可以知道，作者并不太清楚倭国和日本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实际上是不关心的。到了宋元以后，基本上都是不关心的。唯一的关心的时代是明朝。明朝出现了倭寇的问题，才临时抱佛脚，出现了好多介绍日本的书，但那些书大部分也是东拼西凑。
《职贡图》局部
试举一例，当时影响很大的一本书叫《日本考略》。而这个《日本考略》在谈及日本疆域政区情况时，就几乎原封不动地抄录《魏传·倭人传》，把《魏传·倭人传》提及的公元三世纪前后日本列岛内的瀚海、末户、伊都国等国名也当作现存的政区。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不仅如此，一但压力一过，便立刻偃旗息鼓，不再谋求进一步的了解，从先秦至清代，这种状况大体上贯穿了整个前近代时期。所以那种认为“历史上中国一直很重视日本，而且非常了解日本”的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
05 江户时代的中国崇拜
郝汉：其实还有一个时代，特别值得让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江户时代（1603-1868）。老师讲过江户时期日本对中国文化认同是特别强，包括当时他们的政治制度。江户时代也是日本走向近代、走向变革的一个很关键的铺垫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他追求独特性和对中国文化强烈认同之间会不会也有一些张力？
石晓军：中国文化在江户时代的普及情况，我在以前的小书里边谈到过，而关于这方面也有不少专论、专著，已经有详实的研究。大家至少在研究界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中国文化在日本最普及、最发展的时期应该就是江户时代，这和一般的传统想法是似乎有些不太一样。一般只要谈到中日文化交流，大家马上想起来的是7世纪到9世纪的隋唐时代，也就是日本的奈良时代、平安时代，或者说是日本的遣唐使时代。但是其实呢，无论从规模、深入程度、普及程度来讲，江户时代都远远的超过了以前的各个时代。
提到江户时代，稍微了解日本史的都知道江户时代开始不久，德川幕府就宣布了锁国令，实行闭关锁国。这个闭关锁国严禁日本人出海，到海外去；外国人原则上也不能到日本。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中国人可以到日本，以及欧洲的荷兰人可以到日本。到日本也不是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能到长崎，通过长崎进行通商，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中国文化在江户时代普及的一个前提。
为什么中国可以到日本？至少从三世纪以后，经过四、五世纪，尤其到七、八、九世纪，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影响日本，对日本来说中国就意味着整个世界，所以中国人可以来。这时候刚好中国也出现了变动，就是明清交替。清朝建立以后，很快就废除了明朝的海禁政策，所以中国沿海的渔民也可以出海了。在17世纪以后，大量的中国商船驶往日本。我在日本的恩师大庭修教授有一部很有名的著作，就是关于江户时代接受中国文化的研究，后来该书获得了日本学士院奖。在大庭老师的著作中，就专门研究过这一方面的情况。
德川家康 像
举几个例子来说，清朝解除海禁政策的当年，1685年，中国商船就有85艘商船到了长崎。接着后来每年递增，几年之后就翻倍，这些中国商船在日本被称为唐船。唐船到日本长崎每次都会带去大量的中国物品，里边有一个东西非常值得注意，这就是书籍。几乎每次到日本长崎的中国商船都要把中国出版的书运到日本来，这种书在日本被称为汉籍。这些汉籍大量地传入了日本，可以说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从《十三经注疏》、《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大藏经》等大部头书籍，到一般个人的诗文集、小说、戏曲等众多的中国典籍，都是通过中国商船运到日本的。
1826年的时候，有一个清朝到日本的人叫朱柳桥，他在笔记里写道：“我邦典籍虽丰，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就是说中国的典籍虽然丰富，但是这些年来装运到长崎已经十之七八。可见日本输入的中国书籍很多。那为什么中国商船每次要带书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有销路，因为日方需要。那么日本为什么需要呢？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德川幕府非常尊崇、倡导儒学。德川幕府建立之后，第一代将军是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就聘请了当时日本的一个大儒叫林罗山，聘请林罗山为幕府的大学头。大学头主管文化教育，主持文教大政。接着又建立了汤岛圣堂，到过东京的都知道，汤岛圣堂现在还在，是祭孔的。而且确定朱子学为幕府的官学，又在江户城里设立了一个由幕府直接管辖的最高学府，专门学习研究儒学，名字叫昌平黉（音红），也叫昌平坂学问所。
第二个原因，不仅最高层倡导，地方也积极响应。日本江户时代是在幕藩体制之下，地方有很多比现在的县还要小的藩。当时大部分藩里边都设立了藩校或者藩学，即藩里边的最高学府。藩校可以说是公立的，教育方针是文武兼备，但是以文为主，主要学习的内容是四书五经、清朝以前的中国正史，包括《十八史略》等通俗史书，以及唐诗宋词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民间私塾，私塾的教科书也主要是中国的典籍。说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中国商人每次要大量的贩运书籍了。实际上每次商船运到长崎的书都到不了这些藩校、私塾的学生手中，也分不过来，光上层，即皇室、幕府的公卿大名，这些人只要一听说长崎又进书了就会马上去选购。不够怎么办呢？不够幕府还要专门设立专门机构翻刻中国典籍。
这些刻印的、翻刻的汉籍里边，还包括很多普及读物。比如清初颁行过一个专讲忠孝节义的普及读物《六谕衍义》，是小孩读的书。传到日本以后，幕府也很快把它翻刻，并且倡导民间私刻，定为民间习字学习的一个范本。另外像清代的《朱子家训》也是这样。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江户时代日本对于中国书籍的喜爱和大量的需求的情况。
在这种影响之下，江户时代的大部分日本学者，尤其是研究儒学的人，都能直接用中国古典文体写作、著书立说，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后来有一些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写的著作又传到中国，被当时很多中国文人误认为是中国学者写的。国内也出版过一些书，我的朋友王宝平教授曾经主编过一本书，叫做《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其中所收录的日本人的汉文著作大部分出自江户时代文人之手。这些都反映出江户时代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一点对后来的影响也很大。
内藤湖南（1866-1934）
整个江户时代一直到明治时代以后，包括大正时代，甚至包括昭和时代的前期（大正时代基本上和民国是同一年，即1912年开始，昭和时代开始是1925年），当时无论是否研究中国，日本学者、作家、文人其实都有很高的汉学素养。当时很有名的、研究中国史的著名学者内藤湖南，他就写了一手漂亮的汉文文章，这些大部分都收录在《内藤湖南全集》之中。除了他们以外，一些研究西方、留学西方的文人中间，也有不少人写一手漂亮的汉诗、汉文，像夏目漱石的汉诗就写得很好。江户时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程度，可能很多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所以说江户时代是日本文化大规模普及的时期。
06 从崇拜到轻蔑
郝汉：江户时代这种特别深远的、大规模的中国文化普及，在不久之后的明治日本开始遭受了一些挑战，甚至是毁灭性的挑战。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由极度的尊崇走向极度的轻蔑，会不会内在有一些张力和矛盾呢？
石晓军：这一点仍然和江户时代有关。我刚才讲了江户时代实际上是中国文化非常普及的一个时代。我补充一下刚才说的，奈良、平安时代也很普及，但主要是上层，皇室、贵族，而江户时代，民间这些读私塾的也都接触到了中国典籍。
但是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般讲到江户时代的学问，除了汉学之外，还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国学”，一个叫做“兰学”（到江户时代末期又变成了“洋学”），三者并存并立。关于在江户时代汉学、国学、兰学-洋学的变化以及互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是理解近代日本整个走向的一个很重要的关节点。
汉学，或者称为儒学，是长期以来中国传到日本的思想及学问体系。“国学”则是对于汉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不满，从而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批判发展起来的思想及学问体系。
此外，刚才提到日本江户时代锁国以后，只有两个国家的商船可以进入日本，一个是中国，一个是荷兰，所谓“兰学”就是来自荷兰的学问，或者说是通过荷兰进入日本的欧洲学术文化的一个总称，到了江户时代，它形成了一个体系，被称为兰学。到了江户时代后期，又逐渐被“洋学”一词所取代。
我刚才已经提到，“国学”是出于对于汉学占主要地位的一种反弹，这个并不是产生于江户时代，江户时代之前就有，但到了江户时代发展得更快，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国学大家，诸如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等。他们主要研究日本的古典，力图通过这样来取代儒学的地位。他们认为来自于外来的这些所谓“佛心”、“唐心”、“汉意”等都是受到歪曲的一些东西，只有日本古典里体现的“大和心”才是纯朴的“真心”。简单说来，国学的基本思想是要抵制、批判汉学。国学的兴起以后，对于江户时代的日本思想界起到一种作用，就是不要盲目的崇拜中国。但是反过来，同时又造成了视野比较狭隘的日本中心主义。
兰学者翻译的西方科学实验
至于“兰学”就是西方的学问。江户时代有很多人从事西方的学问研究，被称为“兰学者”，詹森的《日本的世界观》里边提到的一个人物叫杉田玄白就是兰学者之一。他最早从荷兰文翻译医学书籍《解体新书》，他翻译的《解体新书》出来以后，使当时的日本人感觉到很震惊。为什么会感到震惊呢？
第一，他们开始意识到长期接受的汉学、即中国的学问只不过是学问之一而已。兰学中像《解体新书》这样的书籍里很多人体解剖图，其精准、详实，不仅让兰学者，也让其他日本知识人感觉到惊叹不已。兰学的精确性、实用性和形而上的汉学就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兰学对日本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给日本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让当时的日本人知道天外有天，不光只是汉学。
同时兰学也直接对汉学的主流地位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也给国学提供了批判汉学的材料，使得国学对汉学的一些质疑和批评得到了一些佐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兰学、国学它应该是推动了日本江户时代思想界的变革，而且揭示了一个转换方向的合理性。这也可以说是日本的知识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世界的一个开端。
我补充一点，汉学、兰学、国学这种互相角力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另外一个方面，汉学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起到了一种桥梁和手段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杉田玄白翻译《解体新书》，他实际是翻译成了汉文，就是中国的古典文体，换句话来说，不懂日语的人只要懂古汉语的人就可以看懂。为什么他翻译成这样呢，反过来也佐证了我刚才说的，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普及程度。当时只要是读过书的人，受过系统教育的人，都具有汉学背景，都可以阅读甚至写作汉文。所以，当时的很多翻译西方的东西是用汉文这种形式翻译的。当时日本人撰写的很多关于兰学以及后来洋学，即西方学问的书籍，也不少都是用汉文来撰写的。
07 中日互为分身
郝汉：李永晶老师的书《分身：新日本论》里提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说日本其实是中国的一个分身，我们却总是将日本视之为他者的这样一个形象去看待日本，所以导致我们对日本的认识有一些片面，我们没办法在中日交往的这种幽微、复杂的关系中把握、认识到一个真实的日本。您对中国日本互相映照这个观点赞同吗？或者说您对这一方面有什么看法吗？
石晓军：可能是疫情的关系，我目前还没有机会拜读这本书，所以我不敢妄加评论。不过对于您提到说，他书中重点谈的日本是中国的一个分身，这种看法我是赞同的。我没看李永晶先生的书，我不知道他讲过没讲过，如果要让我来说的话，应该是中日之间互为分身。这个分身如同照镜子一样，中日在彼此身上都可以看到自己或者自己的影子。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概括，叫做镜像。
大家知道，人并不能直接看见自己的，只能通过镜子等反射体来看见自己，一般人们都认为镜子里面的影像就是自己，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一点，就是镜子里边反射出来的自己也是通过他者的视点所见到的自己。无论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对于日本来说，实际上是互为镜像，互为分身。
提到这里，我想起一个问题，日本有一个著名的研究者叫竹内好，竹内好的中国研究在中国也很有名，他的一些主要著作都翻译成中文了，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而竹内好的方法论实际上正是通过中国来看日本。换句话说，他是把中国作为日本的一个镜像，这个是我们观察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角度。那么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现在谈论日本的这个话题，那么观察、认识了解日本，实际上也是通过日本来看中国，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我们思考中日相互认识应该值得注意的地方。
往期回顾
看见真正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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