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洋人的世界十分遥远，独自在我自己的中国小宇宙里安身立命”

1620-1960年，西方人以唯我独尊之姿来到中国。

史景迁在《改变中国》一书中，描写了十六位西方顾问：傅兰雅和丁韪良坚忍不拔，汤若望、李泰国及托德精力充沛，胡美和鲍罗廷洞察敏锐，戈登和史迪威精明干练，赫德和魏德迈善于组织，南怀仁和伯驾匠心独运，华尔和陈纳德勇气卓绝，白求恩无私奉献。

他们把一生的精华贡献给了中国，但他们个性中的负面特质，也惹得中国人在不同阶段抗拒西方人，“他们的生涯虽横跨三个世纪，，但是所积淀的生命历程却有着惊人的延续性。他们经历了类似的亢奋和危险，怀抱类似的情怀，承受类似的挫折，但他们时而耿直，时而迂回以对之。他们剖白自己的灵魂，在行为中映射出他们的时代，但如此一来也突显了中国固有的基本价值观。”（史景迁）

今天，如果中西双方都对自己有新的了解，至少还有机会不让由来已久的误认再度发生。

等于承认他在中国的这些年是个挫败

像丁韪良这样的人虽遭受重重挫折，但在中国仍不改其志，颇有建树，这是因为他深信自己做的是大事。然而，在这领域里还有另一种人，他们但求成就一番个人事业，觉得在中国的生活令人生厌，充满失望。一心想在中国功成名就的傅兰雅就是如此。

傅兰雅

傅兰雅幼时在英格兰，便承袭了双亲的中国梦。他的父亲是个穷牧师，很喜欢听返乡的传教士、商贾讲故事，傅兰雅注意到这一点，自己对中国向西方开放也深感兴趣。傅兰雅回忆：“父亲总是倾其全力慷慨解囊，母亲一度还得以大米为主食。”儿子做着相同的梦：“小时候最让我高兴的是，读着有关中国的书籍。写作文时，我总是以中国为题材。其实，我一心向往中国，以至于同学给我取了个‘亲中傅’（Chin-chong Fy-ung）的绰号。”

傅兰雅选读的学校，“学生多为贫民子弟”，他们的家庭大都没钱，傅兰雅只能凭空建高楼。“我在海斯（Hythe）的布鲁理（Brewery）当童工，帮人擦鞋擦靴，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决心要全力以赴，排除万难；每天清晨，我在清洗台阶时，总是想要把每一步视为登天的垫脚石。”傅兰雅得了一笔政府的奖学金，助他离开海斯，到了伦敦的海博理师范学院（Highbury Training College）。

1860年，傅兰雅自海博理师范学院毕业，觅得香港一所小型教会学校校长的职务，这所教会学校设立的宗旨乃是培养中国孩童当新教传教士。二十二岁的傅兰雅满怀希望于1861年抵达香港，但是，他与中国人的接触让他大失所望：“中国人的个性不在乎感受。他们遇事能推则推，除非是有利可图。他们不想知道的，便装无知。事实上，除非有钱可拿，这些白痴人种不会动手。”

在香港时，傅兰雅开始密集学广东话；1863年，傅兰雅为了学官话，便受北京同文馆之邀，前往担任英语教习。傅兰雅倒不像丁韪良那样，对北京大为倾心。两年后，傅兰雅察觉到上海有机可乘，此时上海已不受太平天国威胁，他决心把“每一步视为登天的垫脚石”付诸实践，前往上海“英华学塾”（Anglo-Chinese School）接任校长。傅兰雅称教书是“教育家单调乏味的营生”，教书当然也不是傅兰雅的志业：“我一直不喜欢当老师。父母希望我能教书，我的确也谨遵双亲之命。一般人似乎认为，一日为师，终身为师。拼命把知识塞进已无空间的小小脑袋，很难摆脱这样的苦差事。”

1860年代的上海是野心家冒险的天堂。长江流域是中国人口集中之地，而上海扼守长江三角洲，是贸易重镇。当时上海被分成两大区块，一是外国租界，一是中国城，所以上海乃是两大文明的交汇之地。繁华城市的一切特征，上海无不具备：罪恶、鸦片、赌博到处可见——根据英国领事馆1864年的报告，在租界区一万户中国人家之中，有六百六十八家是妓院。上海也是地产、商业等投机事业的乐园：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几乎有五十万中国难民涌进上海城；1852年，商业区的土地每英亩值五十英镑，到了1862年，暴增为一万英镑。为了挣更多的钱，西方人甚至不惜把心爱的赛马场改成住宅用地，不过他们又很快择地建了一座马场。

1890年前后的上海跑马场

在上海，社会地位低贱不是问题。傅兰雅写道：“在上海，有谁会关心、窥探你的出身背景？”西方人可以在上海享受开放多彩的生活，傅兰雅亦试图去感受其脉动。傅兰雅写信给双亲：“我要买一桶啤酒，每天喝上两杯。中国用‘同种疗法’（homeopathy）和喝茶癖治愈我。我认为良好的运动、山珍海味，每天喝一杯酒、两杯啤酒，多吃牛排、鸡蛋是有益的。我认为，人必须时常定期吃点轻泻剂。”想必把两位老人家吓坏了。傅兰雅也感染了当时的投机风潮，他在给兄弟的信里提到：“我的钱多到不知如何处理，我打算在下个月寄总值两百五十英镑的茶回家，给你拿去冒一下风险。我可能会血本无归，不过我还是能再赚回来。做生意不冒险，休想发家致富。”但傅兰雅没赚到钱，还是乖乖把钱存入银行。

在这样的气氛底下，在一所传教士主持、屋顶还有漏隙的学塾，教导约二十名商人之子学基础英语，显得越来越无趣。傅兰雅自认是个急惊风，却陷入一摊死寂的泥淖。傅兰雅在1867年写信给堂兄弟舒赛（Susy）：“我的命运已定，老到无法改变了。我虽然只有二十八岁，却活像个三十八岁的人。我活在中国人之间，养成了一大堆可笑的习惯，哪天你我若在英格兰碰面，你听到我讲不伦不类的英语，肯定会觉得很滑稽。人们会认定我是个古怪的老家伙。”傅兰雅又说：“我像极了个老隐士”，头上光秃秃，“可怜的胡须”开始“转为可怕的灰色，照这速度，明年定会全白。我竟然在这野蛮的国度生活了七年”。傅兰雅告诉另一位友人：“我的确是与世隔绝，没什么新鲜事值得一提……我在动荡时代过着悲惨的生活。家父给我的唯一慰藉是：‘年轻时受点折磨是好的’，但我真的觉得，我吃了太多苦，得想想办法……我几无余暇，唯一的乐趣就是散散步。这就是我何以郁郁寡欢的原因。”“我十分厌倦教英语。”傅兰雅在年度报告里，甚至把满腔怒火向校方发作：“月复一月，从事单调乏味、令人生厌的教学工作，却不见可期的成效。”

傅兰雅留给学生的作业

傅兰雅亦未符合教会的期望，全心布道，向异教徒传播基督的福音。在英格兰时，傅兰雅曾想过像父亲一样当个牧师，但到了中国之后，他却只愿意每天向学生读一段《圣经》。傅兰雅认为，“引介基督福音必须步步为营、循序渐进，唯有如此，基督福音才能被容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了解；若是一开始便急就章、企盼求成，中国人可能会完全误解委员会建校时的设想”。当年汤若望、南怀仁、伯驾也作如是想。傅兰雅怀抱希望：“迂回传播基督福音的效果也许会超出当初的预期”，不过傅兰雅对此也没有把握。无论如何，傅兰雅告诉学校的主事者，他“目前并无与安立甘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建立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打算”。傅兰雅对他的态度所引发的关切感兴趣，或许他有意自传教事业中抽身：“我离洋人的世界十分遥远，独自在我自己的中国小宇宙里安身立命。‘我研究的一切皆以我为主宰；我的权利不容置疑’——尊贵的安立甘会当然除外。我极为热爱、尊敬它。不久之后我将浪迹漂泊，天晓得我会落脚何处。”

种种挫折让傅兰雅益发思念故乡英格兰。“在老家恬静的小村庄，找一个薪水还过得去、轻松安逸的差事，娶个可爱的女人操持家务，自然比目前的状况称心惬意。”傅兰雅叨念着“玫瑰花和金银花”、“乡下绅士，娶个家财万贯的太太”。但傅兰雅知道这是虚像，定居家乡也不见得能悠然自得，他的前途全系于中国。傅兰雅忖思：“假若身强体壮，就应该出国闯荡，才能苦尽甘来，不过这得克服无数横逆险阻。像我这样在国外待了六年的人，即使返乡也像是到了异国。我在中国养成的各种习惯、习性，非得花一两年的时间才能根绝。很少有人去国多年，返乡之后还能幸福快乐的。”返乡形同承认失败。

傅兰雅直觉必须在中国坚持下去，全心学中文以备将来机运降临——下一个晋升的垫脚石。“我自认祸福与中国相系，我已学了六年的汉语，也会三种方言，能写文言文，假使我就此抛弃，无疑是浪掷光阴。何况，我在英格兰又能找什么工作呢？又，中国才向欧洲文明开放，每年都有长足进步。一两年之后，我对中国的了解就很值钱了，我的身价贵重。这不是很令人陶醉吗？”

关键就在于时间，以及能否持之以恒：“大部分来华外国人总以为一年的时间就能精通中文。他们请来先生，头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还能兴致高昂，认真学习，之后便满怀嫌恶而放弃了。”于是便会犯下荒唐错误，把他们的努力全给抹杀。傅兰雅告诉他的堂兄弟，他在上海曾听过一名传教士向中国听众宣道，说“耶稣也在此”；这位传教士说话含糊、语音不清，结果听众听得一头雾水，以为“耶稣在里面剃头呢”。“假使照我的方式，传教士至少得花五年的时间与老百姓一起生活，学习教会所在地的方言，并通过考试，才能公开说话。请想象一下这些传教士如何让基督教沦为众人的笑柄。”傅兰雅自认这正是他擅长之处，他告诉妹妹：“我对中国的知识，以及大家都说我通晓各地方言、文笔流畅，还有我身为广为发行的中文报纸的主编，使我站在有利地位……我在中国已有名声，这是许多能力在我之上的人梦寐以求，却又求之不得的。”

傅兰雅也曾任《上海新报》主编

这份“广为发行的中文报纸”就是《教会新报》（Mission News），于1862年创刊，在传教士之间广为传阅。傅兰雅于1866年出任该报主编，并对它寄予厚望。傅兰雅在1867年的家书中写道：“我期望这份报纸能发挥功用，随着这份报纸的发行日广，而能启迪中国于蒙昧之中。我决心要在一年内让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增长一倍。”傅兰雅透过文章和社论，想让中国读者对外国事务、科学乃至西方教育感兴趣。他建议清廷应给予青年学子三年的外语训练，然后将之送往欧洲各大学留学。傅兰雅的文章被广州、香港当地报纸转载，他估计“约莫有五千个知书达理的中国人读过我的文章，各种图解、插画也会吸引他们妻儿的注意”。傅兰雅真的很喜欢编报纸，既愉快又能增广见闻，但是他突然于1868年去职。“官员忧心，若继续让我担任政府的正式公职，而我又兼任报纸主编，则后果难料……最近又向我施压，现在希望我能与他们签下正式的雇佣契约，还附带许多条件……我别无选择，只好被迫去职。”文中的“官员”和“政府”，当然是指满清官员和清廷。傅兰雅静候多时的机会终于来到，不久之后，他也辞去英华学塾的教职。

清廷要傅兰雅担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科学书籍的翻译，他也欣然接受。江南制造局以生产兵工为主，但也附设翻译馆以及培养翻译、机械人才的学校（广方言馆）。曾国藩、李鸿章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时，开办了江南制造局，这场动乱也促使清廷重视洋务，引进西方科技，因而设立了总理衙门、同文馆。曾国藩在1862年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江南制造局翻译官馆

曾国藩关心的层面也包括翻译的重要性。“另立学馆，以习翻译。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以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李鸿章发展了曾国藩的论点，指出日本强盛之道在于学习西方，他也提出警告：“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总理衙门的官员支持曾、李两人的观点，表奏皇帝：“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强弱为衡。”

这类观点大多不错：现代武器系西方军事所向披靡的关键，而翻技术会对西方机械知识有更深的了解，日本在这方面进展尤其神速，危及中国，但中国有许多个傅兰雅“乐于”协助中国富强。但是，举国推展自强运动，势必得全面检讨经济结构和教育制度，清廷断断不会作茧自缚，反而把自强运动委由地方官员来推动，而他们对于其间的复杂程度又不了解。

傅兰雅在1867年时就已走到这条路上，而他也未被说服。“今晨冯焌光与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他的观点极为荒谬。显然他心中几乎没有定见，所以也就不知如何推展工作。他提议自上海广方言馆遴选十名优秀学生，让我在江南制造局里教他们蒸汽机原理。我直言如此安排断不可行，他因而大怒；但他还是坚持要我去江南制造局一看，甚至不惜用他的大轿接送我。我便不再推辞了。”

然而，清廷提供固定职位让傅兰雅大为振奋，也一扫他心头疑虑。傅兰雅的天地一直被关在学堂大门里，如今再度开启，这对傅兰雅很重要。傅兰雅在给堂兄弟舒赛的信里说道：“现在我已挣开身上的枷锁，有如飞鸟出笼。”虽然傅兰雅对科学所知不多，他本着学中文的精神，点滴钻研、全心投入，入手即乐此不疲：“我乐在工作。我热爱科学，但都没有余裕去探索它……我是以严肃的态度来看待这份工作的……早上我仔细分析炭和煤矿，下午钻研化学，晚上则是研究声学。”傅兰雅蛰伏心底的希望也苏醒过来：“我找到令人满意的归宿。我可以说，接受中国政府延聘担任科学书籍的翻译是我一生最愉快的选择。这是一个备受尊敬、有益且体面的职位，年薪八百英镑，凭此收入可保生活优渥。不过这只是我人生另一春的开端。精益求精是我的座右铭，但我的目标远不止于此。”傅兰雅给父亲的信，措辞甚至更为飞扬：“我希望把这个职位作为在中国更上层楼的垫脚石。我的雄心没有止境。我的职位完全独立，无论是领事馆、海关都无法约束我。”

在受聘于中国政府之前，傅兰雅还向西方世界做了最后一个动作，他写信给威廉斯主教（Bishop Williams）：“我在其他地方传教一事已协调过了，但因我来中国本为传教，不能为投入纯粹世俗事务找借口，除非能找到一个固定职位，把全部时间奉献于基督的工作。”傅兰雅表示他愿意远离条约口岸，前往内陆地区传教。

傅兰雅奉献的心迹无人重视，他开始享受世俗工作的乐趣，对此心知肚明。他租了一间“位于城郊的漂亮小房子”，与妻子安娜在此定居。傅兰雅乐于每天坐半小时的轿子，穿越田野前往江南制造局，傍晚时分方才循原路返家。他花了一些钱买天文望远镜，晚上远眺星斗，自得其乐；他也坦承，会用天文望远镜窥视远方房舍灯火通明的窗口。当兴致来时，傅兰雅甚至还会到附近的尼姑庵弹唱。傅兰雅从不与洋人邻居往来，“因为他们极少达到我择友的标准”，反之，他会与友人分摊交通费用，也开始在城里留下名片。“在上海有个小圈子，我可说也是其中一员。他们全都是善良的基督徒，各有正当职业。”中国人确实已把傅兰雅推向凡尘俗世。

傅兰雅还想更上一层楼，更努力工作。傅兰雅虽曾公开表明敬佩同事之意，但起初他觉得同事配不上自己：“其中有个年轻人与我关系最好，他视我为兄长，无话不谈。他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中国人，跟他比起来，我在很多方面只是个小孩。有时我们会争论到半夜。我教他进餐礼仪和举止得宜，他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伙伴。”起初他的工作并不很难。“我没有竞争者，理由很简单，没有人能达到我的水准。我还真希望有一两位敌手可以激励我的斗志，一改我的散漫态度。有时，我一天只工作一小时。这些大官看起来更像小孩子，而不像大人物。”

但傅兰雅也相信，译书让他更有机会。他怂恿其他洋人加入江南制造局，指出：“对我而言，安立甘会采取的各种传教手段均无可厚非—尤其是它主张应先接近缔造中国的阶层，教会舍此，别无他方。”到了1869年夏天，他感觉江南制造局能“帮助这个庄严的文明古国振衰起蔽，将之带向我们洋人引以为自豪的‘文明进程’轨道……就我而言，我已是半个中国人了。在华生活八年，我已不再眷恋故乡……我算了算，我最好的朋友都是中国人”。中国若是再度振发，傅兰雅也会与之并起。

傅兰雅不愿做出任何可能拂逆中国人的事情而危及他的新事业，这可从他对家人的无情获得印证。1869年8月，安娜产下一子，但在临盆时感染了严重的伤寒，儿子只活了八天半便告夭折。安娜因婴儿殇逝而悲痛（傅兰雅同样万分悲伤），医生要她出游养病。傅兰雅向双亲解释此议不可行：“医生劝安娜出海一游，但我无法放下工作。”安娜只好退而求其次，搬到空气稍微新鲜的邻居家小住。安娜康复缓慢，傅兰雅还是继续工作。傅兰雅鲜少提出请假数周的要求：中国官员对于丧婴之痛早已习以为常，没有借由海上旅游来养病的习惯，可能会对这类要求感到困惑、怏怏不快。

傅兰雅与儿子们

傅兰雅对1870年6月天津教案的反应同样令人费解。法国领事枪杀一名中国人之后，群情沸腾的天津百姓，焚烧洋人的教堂，砸毁洋行的财产，砍杀修女、传教士。排洋的中国作家煽风点火已久，他们散发小册子，指控传教士在布道时与女信徒苟合，在教堂里鸡奸；修女淫荡无道，甚至还吃小孩。大多数的洋人看不出是因为自己来到中国而引发暴动，吓得魂不附体；丁韪良撰文主张，应把这整个区域夷为平地，从中国人手中没收这片土地，作为法国人的赔偿。但傅兰雅却同情中国人，他在1870年8月给弟弟的信里说：“各条约门岸的洋人都忧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而开始操练、组织志愿军，他们准备方式之荒唐、速度之快，令中国人窃笑。商贾、领事不须担惊受怕。传教士、尤其是法国传教士才有安全之虞，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中国人大为反感，所以实在不须担心这类暴动会重演。”

此种态度似乎很得傅兰雅中国主子的欢心，但却让他跟其他洋人有了隔阂。同年，傅兰雅写道：“我在江南制造局的立场日益微妙。许多人卷入争端，难以置身事外。局里约有十个洋工程师视我为夺权者，十分嫉妒，只因我在官员之间有耳目，可以随意说话做事。”傅兰雅还是期盼能受重用，他还有个想法，希望能“奉旨在伦敦开办一所中国学院”，或者，至少能“奉（中国）政府之命带一批年轻人赴欧详细考察各种艺术和机器”。然而，清廷并无意重用傅兰雅。

傅兰雅一直高估自己在江南制造局内的影响力，还有他努力工作可能带来的回报。傅兰雅在信里向弟弟详述他与江南制造局官员发生的一件事：“今天，他们来找我，要我为炮盖、炮管制造一些氯酸盐，以备发炮之用。这只要花一天的工夫，他们看得很仔细。完工之后我请他们来试验，他们都十分兴奋。”傅兰雅认为这是个好兆头。在中国主子眼里，他或许已不再是只会制造奇技淫巧的工匠。就在江南制造局组建火船顺利下水之后，傅兰雅也写道，他认识“官职最高的军事统帅”，他一定会要我与他同行出航试新船”。但傅兰雅望穿秋水，邀请迟迟未到。

中国人并没有给傅兰雅升官加俸，也未委以重任，而只是让他继续留任。傅兰雅也不能再埋怨没事做。他在1870年底提及：“我的工作日益繁重，我必须用功研读，才能赶上手边在翻译的书。”往后十年间，傅兰雅一直留在江南制造局里与中国同僚合作译书，出版了至少三十四本译作：九本关于制造工艺，七本论算学，六本军事事务，四本论航海术，三本有关工程、测量，化学、物理各两本，还有一本论医学的书籍。在1880年至1896年间，他又完成七十四本译著，颇令人惊讶，其中不少书籍的主题他过去已有涉猎，但还是有一些新的领域，如地质学、气象学、科技专有名词辞典、植物学、法律、解剖学以及政治经济学。

其中有几本书的出版册数仍有稽可考，大约上千册左右，这些书的诉求对象大概是以有影响力、受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为主，到了1879年总计只销售31111册，傅兰雅也承认他对此感到沮丧：“迄今为止，销售量虽然还算差强人意，但是与这个国家众多人口的可能销售量相比，真有天渊之别。然而，这里没有常态的沟通渠道，也没有邮政或铁路运输系统、代理商、广告，或其他各式促销渠道，就不难了解何以有这么多书会滞销了。”

然而，译出这么多书籍，就已经值得大书特书了：“事实上，翻译馆的开办，以及清廷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就足以证明中国的前景可期，同时，无论中国对古典论著多么引以为傲，无论她对列强的外交官多么憎恨，对传播异国宗教的传教士多么厌恶，中国毕竟已承认知识不受民族或国家的限制。因此，中国已愿意接纳‘蛮夷’来传授所漠视但有益的事物。”傅兰雅深信，西方知识是十分诱人的，“只要天朝有心饮用这知识之泉，她对于知识之泉的渴望便会欲罢不能”，届时对傅兰雅的仰赖也会更深。

傅兰雅为了扩大影响力，并不把心思局限在翻译馆内，而是想方设法让西方科学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其中最具企图的做法是在1876年创办“上海格致书院”（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该书院的宗旨是要“以实际可行的手段，引进西方各国的科学、艺术、工艺，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上海格致书院固定展览科学和工艺器具，开班讲授科学知识，逐步成立一所科技图书馆。不过，书院时常面临资金短缺的窘境，许多展示品无法实际操作，让参观者大失所望。《北华捷报》评论，这所书院仅在“临时造访的陌生访客之间声名大噪，他们耳闻书院的盛名，一旦踏入书院，便会发现大堂空荡，以及……败象初露”。傅兰雅也设立论文竞赛的奖项，这类似他在1860年代主编中国报纸时的做法，其目的在于“奖掖、诱使中国士大夫探索各种不同领域的西方知识，看是否能为中国所用”，结果引起极大反响，参选论文多是上乘之作。

傅兰雅还编了一份杂志《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刊载适合大众阅读的文章，如日本人如何应用西方科技，电锯，牙医，克虏伯（Krupp）公司制造的武器，汤若望、瓦特、富兰克林的生平事迹。这份不定期出刊的杂志还开辟了生动活泼的读者通讯专栏，借此激发读者的兴趣，不过有一家西方报纸曾予以苛评：“借由轻松、免费的方式，以汲取蕴含在西方书籍中的知识，也只有少数有特权的中国人能理解并感兴趣。”

傅兰雅翻译时也透过成立于1890年的“益智书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积极统一科技专业术语。傅兰雅担任该会总书记、执行委员会主席、出版委员会秘书，负责“化学、矿物学、气象学、印刷术、电镀工艺、化学仪器、哲学、铸造工艺、兵工制造、造船技术、开矿以及土木工程等学科专业术语标准化的工作”。

在“向中国人引介西方科学的大目标”之下，傅兰雅显然欲毕其功于一役。这种略带狂热但杂乱无章的运作方式正是当时中国的真实写照。“自强运动”从未真正开展，它充其量不过是一连串的试验，称不上是一场运动。自强运动推动的几个计划，如江南制造局等几家兵工厂、棉纺厂、造船厂、纸厂、煤矿开采，几条不算长的铁路，以及一家轮船公司，都是一些零星的个案。产业要真能突破，得看政府能否有效协调各种政策方案，以及是否拥有自由创新的大胆企业家，能自如行动、取得资本。这两项要素中国都付之阙如：清廷认为“官督商办”就已足够，仅容许少数个别企业运作。这意味着初出茅庐的实业家要靠地方官员才能出头，又受制于传统的官僚组织、资本窘迫，还得应付各种苛捐杂税。

1896年，傅兰雅终于离开中国，接任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首位东方语言、文学专任教授，显然中国无法靠零星撷取西方的科学和军火而自立自强，躲过异族侵略。俄国在北疆虎视眈眈，英国势力渗透长江流域，德国侵扰山东，法国启衅华南。更糟的是，中国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大败，饱受屈辱。有些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领略到，光是学些洋人科技的毛皮还不够，中国应着眼于背后的动力。如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后因变法于1898年遭朝廷处决）致书友人：“足下所谓之洋务，第就所见之轮船已耳，电线已耳，火车已耳，枪炮水电及织布炼铁诸机器已耳。于其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固宜足下之云尔。凡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

二十八年来，傅兰雅为中国人鞠躬尽瘁，到头来仍是奴仆。他接下加州大学教授一职自然也是另一个人生的垫脚石，也等于承认他在中国的这些年是个挫败。中国人取走了傅兰雅人生的璀璨岁月，付他以薪俸，赐他以三品顶戴。一旦初始的兴奋不再，生活也不见得比当学校校长更有意思。傅兰雅回顾一生辛劳，读来不免觉得凄楚苍凉：

目前看来，翻译、编纂科学书籍是洋人所能从事的最枯燥无味、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是江南制造局地处偏远，其地气氛阴悒。在强烈责任感与坚定信念的支撑下，在上帝引导下，忍受了多年的劳苦。这等劳苦是使这伟大国度恢复知识和道德生机的最佳手段。

当然，傅兰雅是因为心存腾达之念，才忍得寒冬彻骨。傅兰雅在1870年时写信告诉弟弟：“我一心以为还能更上一层楼，虽然这远低于我的设想。”曾纪泽曾赋诗一联，道出傅兰雅内心的憧憬：

声名盖南汤，

电火亮萤虫。

可惜事与愿违。傅兰雅花了二十八年的时间才发觉中国人在利用他，而不是他在利用中国人。当他认清这令人不快的事实，便毅然离开了中国。

梦醒时分仍留在中国

不过，丁韪良从没参透这一点，或者他看出了，但却不在乎。丁韪良到了梦醒时分还留在中国。赫德在1894年曾警告丁韪良：“恐怕我们是在修补破瓦罐。”那一年，中国大败于日本，光绪皇帝在1898年策动的变法也告失败，并遭慈禧太后软禁，心腹股肱或伏尸授首，或避走他乡，似乎印证了赫德的话。然而，没有人——包括丁韪良在内——能预料到义和团之乱会如此剧烈。当时，西方观众挤到戏院里争看嘲讽中国军人的新剧码：

中国兵勇，

手摇纸扇。

三呼万岁，

指天发誓。

锣鼓齐鸣，

共赴沙场。

高喊“保国、灭洋、杀教”口号的义和团则正在集结。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得到朝廷的公开支持，这意味着清廷已经越来越提防西方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的巧取豪夺、划分势力范围。6月，丁韪良抵华已五十年，北京公使馆洋人遭劫，丁韪良死里逃生。

丁韪良

丁韪良起初感到困窘、挫折。他回忆在绝望之时遇到赫德：“我们面面相觑，不由自主地羞愧脸红：心想我们倾其一生奉献，到头来却一文不值。这位让中国海关从岁入三百万两遽增为三千万两的人，中国人照样欲去之而后快；中国人从我教授三十年的国际法理应知悉，外交使节的生命并非神圣不容侵犯！”但随着围困的情势日趋恶化，丁韪良开始觉得必须采取断然的反制手段。丁韪良和其他的洋人一样，没看出中国人其实是玉石俱焚，以暴制暴，反而认为西方人乃是“异教徒宗教狂下的牺牲品。那就让基督强权瓜分这异教帝国吧”。

八国联军解救围馆之困，义和团拳民四处溃逃，清廷被迫屈辱求和，支付巨额赔款，丁韪良又把自己的想法想得更周全：中国政府藐视人性，“公然向所有揄扬人类进步原则的人宣战，把自己置于文明境界之外，而丧失了它先前在世界各国之间享有的崇敬地位”。既然中国人“只配让异族统治”，中国人的独立自主性“既不可能，也不可取”，那么最合理的做法是容许英国等西方强权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全面接掌行政权。美国应接管海南岛。丁韪良宣称：“我对帝国主义这个污蔑性字眼不表同情，但是自然扩张或自然成长并不能一体视之……我国是自然而然地把疆域扩展至太平洋沿岸，并让我们的影响势力深入日本和中国……在中国，我国的政治影响力仍隐晦未显；但眼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上帝绝不容许我们错失良机。”

然而，丁韪良久居中国，如今已经无法离开，他又拣些零碎的计划着手进行。他先试图重组人去楼空的京师大学堂（并于1898年主持该学堂），直到清廷决定撤除所有外国教职员，然后又受邀前往武昌筹组新大学，但这项计划也胎死腹中。最后，丁韪良又重返北京的长老会教团，协助开拓他多年前即已放弃的自下而上的基层传教工作。

丁韪良到了晚年，才又目睹清廷开始着手他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大声疾呼的教育和政府改革。他内心的乐观天性再度复燃；如今，中国必须有所作为：“所有的改革与新式教育息息相关，中国已无回头的余地了。学校校长透过铁路、电报、报纸之助，得以消弭偏远地区的闭塞顿滞之气，为他们拓展更宽广的天地，启迪他们更高的思想境界。中国人受科学和真正宗教的激励，不出几个世代，便能厕身世界强国之林。”丁韪良染患支气管炎，最后死在北京，享年八十九岁。丁韪良虽然无法亲眼目睹他梦寐以求的建设变革，但西方人与义和团的拳民至少也成就了一件事，这是丁韪良深信不疑的：“通往新纪元的道路业已开通，可望于二十世纪初展露曙光。”但究竟这是中国的新纪元，还是西方的新纪元，还在未定之天。

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系列

1.《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2.《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

3.《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4.《太平天国》

5.《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6.《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7.《胡若望的疑问》

8.《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9.《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

10.《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

11.《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

12.《追寻现代中国：1600—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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