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2022 年 01 月 05 日 15:31:49 海上落花
“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获得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不可否认，只有少数幸运者能进入几十所光彩夺目的重点大学，更多的则只能走进数量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序言中这样说。
黄灯，大学教师，就职于广东F学院，从教15年，教过4500余名学生，在处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的这所普通二本院校里，通过日常教学、作业辅导、导师制施行等方式，见证了无数“中国最为多数的普通年轻人”——二本学生的个体命运。根据黄灯的了解，她的学生大多有相似的成长路径：他们出身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中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和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这和当下学霸“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来到大学，完全依赖于当下高考制度提供的通道，他们的去向，更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触目可及的天花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历程将与来自更高层级大学的年轻群体一并，在市场化、成功学、工具理性明码标价的惯性中完成。急剧分化的现实语境、日渐逼仄的上升空间，二本学生中间的底层年轻人，究竟有多少冲破自身局限——社会关系、原生家庭乃至个人实际能力的可能性？这是黄灯在写作中反复强调的核心问题。本文由一堂《大学语文》课的期末考说起。黄灯从三道作文题目出发，通过胡晓纯、李正宏、邱丹丹、潘洁敏、黄庆伟等学生的笔触，展现他们通过高考走进大学之后的状态与感受，也间接反映了城市和乡村孩子的群体差异，，和中学与大学之间的教育脱钩问题。所幸，尽管夹杂着无数心酸，但这些蓬勃有力的生命仍然有非同一般的韧性，他们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足以迸发出各种可能。![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
我最近一次给学生上公共课，是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给金融系2015级的学生上《大学语文》，一共四个班：1515113、1515114、1515116、1515117，共202名学生。金融系在我们学校的录取分数非常高，至少三分之一的学生超过重点线四十分才有机会录进来。对外省尤其是偏远省份，诸如云南，有些学生分数都可以上云南大学，但因为想离开父母，向往远方和沿海地区，于是便选择了广州，来到了我们学校的金融系。还有一些竞争压力大的内陆省份，诸如河南，分数在当地都可以上郑州大学的学生，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来到了我们学校。结合多次给金融系学生上课的经验，我发现，即使对广东F学院这样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而言，因为地处一线城市广州，丰富的就业机会和发达的经济条件，还是能极大地保证金融系的优质生源。2016年11月，在同一周的课堂上，我随机统计了4个班来自重点中学的学生数量，202名，除了缺课的13人，竟然有161名来自各地的重点中学。2018年毕业季，我统计过2014级中文1416012班的生源情况，25个接受访问的学生中，有16人明确告知来自当地的重点中学，8名来自地区一级的城市中学，只有1名来自县城的非重点中学，中文班重点中学的比例尚且如此之高，由此可以推断金融系的情况。纪录片《为什么贫穷》
根据课程计划，《大学语文》属于考查课，采用随堂考的形式，在试卷最后的作文题中，我出了三道题任由他们选择：1.我眼中的中国教育；2.我所处的时代；3.我最感困惑的事情。三道题大同小异。多年来，因为深感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我企图借助考试，让他们观照自己，调动与己有关的生活经验，以此了解九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学生对社会、自身的认知。期末考试，作为一次无可回避的书面表达，将成为我们师生之间最后一次有效交流，也成为我透视年轻人内心想法的一个窗口。整体而言，三道题都有人选，但选择“我最感困惑的事情”和“我眼中的中国教育”两道题的学生要多一些，这或许和他们作为受教主体所拥有的直观体验有关。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城里孩子进入大学后，最大的困惑，竟然来自信息时代电子产品的泛滥。他们坦率承认，面对电子产品，诸如智能手机的渗透，进入大学后，因为失去高中老师的管制，无法控制随处可见的诱惑，很多学生在课堂上都忍不住刷手机，事实上已严重影响了生活和学习。而农村的学生，尽管也难以摆脱大的环境，也受制于网络、电子产品对他们的制约，但内心深处最大的困惑，皆来自负载在家庭之上的生存挣扎。胡晓纯作为家里的大姐，五个弟弟妹妹都在读书，父母对她的最大期待是，毕业以后赶快就业，帮助家里供弟弟的学业。她的梦想是当教师，或者考法律专业的研究生，但来自家庭的重担让她犹豫：“如果我再继续深造，必然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压力。对就业的困惑，对是否读研的困惑，一直成为我近半学期来的思考，只是始终没有合适的答案告诉我该怎么做？”李正宏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带着两个弟弟妹妹去城里打工，将她留给爷爷奶奶。尽管她理解父母的选择是“生活所迫，无可奈何”，尽管她唯一的心愿，是“渴望父母的关爱，哪怕只是回家陪我待上一天两天，那都已经很满足了”。但多年留守岁月中深夜的偷偷哭泣，哪怕到了大学，只要有机会表达，都能让人感知到岁月并未抚平她的伤痕。纪录片《出路》
邱丹丹和李正宏的处境不同，她类似正宏笔下那个被父母带到城里打工的孩子，事实上，对丹丹而言，她最感庆幸的事是，父母没有让她成为留守儿童。她出生在潮州，很小就随家人到了广州，对于家乡的记忆，早已模糊一片，对异乡长大的城中村，却熟悉它的一街一巷，有着天然的亲切。她不会说潮州话，也不会说故乡的饶平话，她从小到大的母语，就是一口地道的白话，她喜欢自小居住的广州城，也早已将自己当作广州人。她清晰记得父母干过的每一个工作：去工地、开服装店、当电工、当地铁保洁员。一家人借住在亲戚小小的房子里，父母坚定的信念，是通过城市的打拼，供得起两个孩子念书；丹丹最大的心愿，是通过努力，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广州人。她在借读的情况下，以高分考上大学，让父母倍感骄傲，但直到上大学，她才明白现实的尴尬，对一直隐匿的真相产生困惑，“我想全身心地融入广州这个大城市，发现还有一定困难；想融入家乡，也很困难。我这只随父母飞来广州的候鸟却一时无处停留了”。意料之中,“中国教育”在学生的理解中,都停留在“应试”维度,让我惊讶的是，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面对同一话题，有不同的态度，但有相同的感受。城里出生的孩子，不少学生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刘奕晓将此比喻为“一场赌博”，“可以说，我们几乎把十八岁以前的人生都献给了高考。我们读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为了高考，十几年的努力和奋斗都押在了一场考试上。这或许是人生中赌得最大的一次赌博，但在我看来，这是一场不划算的赌博”。方雪怡这样勾勒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以高考作为划分线，中国学生的青春时代似乎被简单粗暴地划分成了两部分，高考前，高考后。高考之前，我记得我整个人生，似乎都在为高考而活。从小学，要上重点；初中，要进实验班；高中，奥数班。人生就像一条被预设好的轨迹，我必须不能出一丝差错照着这个轨迹预演下去。否则，我就会被周围的环境所不容纳。父母的期望，老师的教导，同学之间小小的攀比，都像一块块巨石，压得我五脏六腑都疼”。纪录片《出路》
但对农村学生而言，从试卷中，我看到不少孩子充满了闯过高考的庆幸。确实，对他们而言，哪怕考上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也非常不容易。从小到大，他们几乎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能够上大学，他们发自内心珍惜高考的机遇，感谢高考的相对公平。一个叫苏艳的女孩说，“我们受过中国教育的一代回首过去，都埋怨它，记恨它，但又不得不承认，它给了我们这些寒门学子一条走向富裕、离开贫穷的道路”。吴淑英表达得更直接，“我作为农村出生的孩子，能走入大学这个神圣的殿堂，首先要感谢的是我们的高考制度，有了高考这个相对公平的平台，我才能接受高等教育”。陈文婷坦诚，“回忆起青春，能想起的只有假期里不愿上的辅导班，黑板上永远擦不干净的数学公式，空气里的粉笔灰味道，向家长报告成绩时的惴惴不安”。但当她进入大学的课堂，洞悉现实的真相，她更多的是庆幸，“我曾经痛恨过中国教育，认为是它夺走了我的童年、少年甚至是青年的快乐时光；而今，我坐在大学的课堂里，我又无比感激它，是它，让我有了通过自己的双手，以笔为剑，拥有看到更辽阔天空的机会”。让我感慨的是，无论来自城市还是乡村，学生对应试教育带来的残酷压力，有着完全相同的感受。他们的中学时代，过得异常辛苦，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几乎到达极限，在“倒计时”“誓师会”的催逼下，时间观念非常强，不少学生甚至连洗澡、洗衣服、情绪不好时的哭泣都嫌浪费时间，“多考一分，干掉千人”的应试理念，杀气腾腾，深深根植在他们心中。洪添利在期末试卷中讲到了一个女生的情况，“她家庭十分困难，父母下岗，家中人口也多，一直作为班级领头羊的她在一次模拟考的挫折中，选择从教学楼三楼跳下。被送去医院后，发现她身上有很多被刀片割裂的皮肤。她醒来后，在家人和老师询问下，才知道她一直以来承受着如此之大的压力，要通过痛感来消去那巨大的压力”。纪录片《出路》
也正因为经受了压力过大的考试进阶，课堂上，学生们中规中矩、老成持重，很少有让人惊讶和意外的讨论、质疑发生，他们也不觉得在课堂上的讨论和质疑，应是大学生活的常态。从教十三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我发生过争论。他们的平和中正与我们大学时代的张扬放肆，构成了鲜明对比。没有一个孩子有过意外的表现，他们收缩起属于青春年代的触角和锋芒，逼到绝境，唯一能够下手的对象只有自己。日渐增多的暗处身影，成为我视野中无法回避的一群。在我的大学期间，有一个插曲，尽管微不足道，却让我印象深刻，并成为我从教以后，丈量大学氛围变化的标尺。1992年下半年，大学开学不久，给我们上英语课的符老师深得学生喜欢，我一时兴起，竟然想捉弄一下她，趁下课期间，偷偷将一条纸做的假蛇，放在符老师的讲台上，以至娇小玲珑的老师吓得大惊失色，决定停课查出恶作剧者。众目睽睽之下，我满脸通红站起来，承认错误并如实相告，以喜欢老师没忍住捉弄一下为由，闹剧就像没有发生过，消息甚至都没有走出教室，不过变成了二十年后，同学们取笑我的一个笑料。作为大众化、市场化高等教育铺开前的最后一批见证者，当初的课堂没有师生评教，老师和学生不会维权，更没有教学事故，课堂纯粹是师生间以传达知识为载体的情感交汇场所，学校更不会将小小的事件上纲上线，学生一次偶尔的出格，不会遭受来自校方的任何惩罚。“假蛇事件”后，符老师没有让我的英语成绩不及格，一切像没有发生过，而我们依然习惯娇小玲珑的她，坐在课桌上，晃动她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小腿，用清脆的声音和我们强调过去完成时。但十几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孩子，曾经像我一样，仅仅因为难以抑制的少年天性，和老师有过一次意外的遭遇。他们早已没有我大学时代的莽撞和懵懂，他们连捉弄一下老师的兴趣和心思都消失殆尽，这恰恰是我对时代变化最为直接的感知。纪录片《初三》
尽管现在回忆起来，因为自己的幼稚，惊吓过英语老师，但不得不承认，我之所以敢放肆，恰恰来自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当时的闲散和放松心态。尽管就读的是一所地方院校，但我不用担心找工作（当年大学生还包分配），不用担心生活费（每个月国家有生活补贴），也不用费尽心机地争排名和奖学金（这些因素不会影响学生的前途），更不用为了毕业简历的光鲜去修第二学历、考无数的证件，当然，更不知“买房”为何物（当初都是单位福利分房）。但现在，坐在我台下的学生，是一群通过更为严苛的应试，经过无数次的分数、排名、竞争，以及为了增强竞争力，无数次地接受补习班的孩子。进到大学校园的第一天，还来不及排解中学时代内心的淤积，就被告知就业的压力、买房的压力、竞争的压力。从记事起，无形的、细密的重荷就负载在他们身上，早已将他们裁剪得规规整整，难以在生活中找到泄漏狡黠的契机。纪录片《为什么贫穷》
中学时期的老师、家长，总认为通过各种手段，将孩子送到大学就万事大吉，但中学教育的后果，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作为中学教育后续阶段的见证者，我目睹孩子们被牵引成长过程中的状态，对此有着深切感受，但家长对此并不知情，中学老师在应试目标的逼迫下，也无法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负更多责任。在疯狂的追逐中，没有人可以容忍孩子的失败，现实强化的高校分层，学生也不容许自己失败。孩子们的个性、天性和生命活力，被磨灭得无影无踪，他们的面目越来越相似，早已成为工厂的标准化构件。以前，我总认为现在的孩子娇气、不能吃苦，但随着交往的深入，我发现他们不仅能吃苦（高中学生的睡眠很少超过八小时），也能接受竞争，更不害怕应试。有一次上课，我突然头昏，一个女生很熟练地拿出一盒虎牌清凉油给我，我望着已接近瓶底的东西感觉奇怪，这种记忆中只有八十岁的外公头疼脑热时才使用的物品，竟成为我台下学生的标配。一个男生看出了我的迟疑，立即补充，“老师，我们高三就是靠虎牌清凉油走过来的”。让我痛心的是，学生付出那么多，到了大学，依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下面是他们在试卷中对自己状态的描述：“不明不白地进入教室，不明不白地接受着对于他们而言，无论是将来，还是现在的生活中，都可能完全用不到的知识。”“讲起高考，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会想起那成堆试卷与书的高三。”“把高考当作生活唯一目标，把考试名次当作成功与否的标准。”“学生们像一个个产品整齐地排列在教室里，也就是我所讲的流水线上。”“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在‘九零后’身上，‘催熟’机制的成长方式表现得很明显。”一次集中的试卷批阅，我第一次感受到学生大汗淋漓、牢骚满腹地和我说着心里话。他们仿佛忘记了，笔下的文字来自他们一次无可逃避的期末考卷，而我像一个判官，面对孩子们的倾诉，竟然哑口无言。期末开考，意味着我已不再拥有机会，和他们在课堂上讨论这些问题。我想起小小的潘洁敏，幼稚单纯的脸庞，却有着对社会秘密的洞悉，“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不管你平时多么懒散碌碌无为，只要你爸强硬，还是职位一路直上。不管你干了什么错事，你爸帮你搞定。不管你想要什么，你爸都可以帮你拿到送到你手上。要是你没有后台，那你就作好拼搏个十几年的准备再说”。我还想起课堂上沉默不语的黄庆伟，在《我悲哀地看着这个时代》中，他给出了如下断语，“乌云已经酝酿着危机，雷鸣电闪而人们视而不见，暴雨将至，没人能幸免于难”。我希冀这是课堂上，他们掩饰的叛逆，在纸上的翻滚，这些稚嫩的青春身姿，终于在考卷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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