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受不了这种事，太残忍了

七个月前，1月25日，大年初一，我在北京朝阳区几条街上逛了几圈，一个人一辆车都没遇到。

药店门口挂着牌子：口罩已售罄。

那是灾难「突如其来」和「震惊世界」的头几天，感觉有点不太真实。

2020年1月25日，下午四点左右，北京日坛附近的一条街。

之后一个月，我每天都做些记录，数字、新闻、传闻、图片、音频、视频、以及404。如果有什么能留存下气味，也想记下来。

今天，8月29日，全球累计确诊超过2400万，至少有82.6万人死亡。

多个国际组织和媒体形容，这是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全球危机。

但我对这件事已经很冷漠，忘了之前的恐惧和愤怒。即使翻看之前的记录，也很难回想起当时的情绪。

这才仅仅过去了七个月。麻木，健忘，遥不可及，事不关己，我也是吃瓜时代的典型群众。

只有一种场景，无论如何也没法从我记忆里消失：亲人被迫分别的画面。

家人生病被救护车接走，你去医院探望，人却已在殡葬车中，没有告别的机会，下次见到的只有骨灰。

这些场景会引发我极度恐慌的联想，无需城市沦陷，更不用天下大乱，一场突如其来的永别就能击溃我。

2020年2月10日正月十六，下午一点多，北京朝阳区一条繁华街道，空无一人。

我们这几代人没见过灾荒，没遇过战争，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说，「宁为太平犬，莫做离乱人」。

离乱的痛苦，在于「离」。乱能忍耐，离难负担。

江苏作家金敬迈是1930年生人，抗战爆发时还不到十岁。宜昌大撤退期间，他们家人滞留在宜昌，每天在日军的轰炸中寻找离开的机会。

后来父亲总算弄到几张船票。老金听大人们讲，这是最后的船票，走不了就只能当亡国奴，当亡国奴就是死路一条。

1938年，随着国民政府西撤，大批人流、物流涌向四川。当年10月，武汉沦陷后，撤退潮达到顶峰。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挤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后来，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到了四川。这一大撤退被称为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

一家人赶到码头，却发现船停在江心，被一群小船团团围住。原来大船不敢停靠，必须划小船到江心才能上船。

老金家雇了只小船，折腾到半夜才靠近大船，但船工不开门，只能沿着船舷爬上去。

金父病得很重，就叫家人先走，自己留下来。当然不行，一家人死活都要在一块儿。好容易找到人帮忙，金父爬上船，累得吐血，差不多有一脸盆。

然而，之后几天船都在江上绕来绕去，总不真正开动，几乎所有的乘客随身带的食物都吃完了，江上卖吃食的小船也没货了。

于是有人趁小船上岸，打算买了东西再回来。

很多人乘小船上了岸，老金一个十几岁的姐姐也打算上岸，老金抱着姐姐的腿不让走。姐姐说，不买东西明天就没没吃的了。

老金死活不让，说不行，不能下去。

他哭闹得太厉害，姐姐就没下去。

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的轮船。

不一会儿，灯灭了，船突然启动，小船被甩在后面，船上哭喊一片，岸上也混乱一团，但船不但不停，反而提速了。

随后船上还拉起空袭警报，虽然岸上灯火辉煌，天上也毫无敌机来袭的征兆。

船越开越快，岸上追赶得人越来越小，宜昌城的灯火在视野里消失。骨肉分离，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发生了。

我不信佛教，但相信佛经的一些道理。和亲爱的人、事、物分离，佛经叫「爱别离」，这种苦难，是人生八苦之一。

逃难路上，一旦别离就很可能再无相见之期——音讯全无、生死未卜这两个词有多沉重，旁观者哪能体会得到。

2008年老金接受采访时，回忆往事，说战争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一是抗战英雄，二就是普通人遭受的离乱之苦。

我有个朋友叫侠姐，过去12年里，采访过几百个抗战老兵，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战争故事。

侠姐受邀参加云南老兵聚会，与老兵聊天。

她说，战争不只是开战到结束，而是一团巨大的阴影，会影响不只一代人的人生，也不只是上前线的年轻人，还有无数普通人。

很多年前，侠姐采访过一个远征军的女兵陈庆珍，云南大户人家的千金，在昆明上学爱上一个军医。

军医要随远征军去缅甸打仗，陈庆珍提前毕业也跟着参军，也做了军医，两人在战场上举行婚礼。侠姐说，当时年轻，以为这很浪漫，但听完老人讲述，才懂得残酷。

远征军溃败，医院被轰炸，她和几个女兵翻过野人山原始森林，踏着战友的尸体白骨，竟然活着回到了云南。

野人山，位于中、缅、印交界处，绵延三百公里，大多山区至今仍是原始森林，居住于此地的克钦族被认为未接受文明开化，所以叫野人山。1942年，一支中国远征军穿越此地返回中国，困在山中，4万人进山，仅8千人生还，大部分士兵迷路与部队失散，在瘴疠之气中死于痢疾、蛇咬、水蛭和热带疟疾，有些人选择自杀。杜聿明在《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回忆：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官兵死伤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惨绝人寰，令人触目惊心。

自己捡回一条命，丈夫却失踪了，一起参军的两个弟弟也失踪了。陈庆珍说，希望野人山一堆堆白骨里其中一个是弟弟，至少他还有战友陪着。

回到云南后，陈庆珍带着子女独自生活，多苦也绝不再结婚，她始终坚信丈夫会回来。

建国后，因为身份问题，她即便医术高明，也只能当助产士，工资低，没地位。1960年代闹运动，陈庆珍遭批斗，被医院和工人吊起来殴打，受尽屈辱。

老人讲述这段经历时，儿子偷偷躲在厨房哭。母亲遭受的磨难，是他一生的心理阴影。

陈庆珍却很豁达，对侠姐说，运动里整她的那个女同事早就去世了，但自己还活着。

陈庆珍与丈夫伍启伦。

侠姐看过很多讲战争的书，大多数都是男性叙事，宏观主题，记录战场上如何排兵布阵，英勇杀敌。而关注普通人，或以普通人视角讲述战争时代的记录却很少。

何谓战乱？因为战争或运动，社会失去秩序，人人的角色都被迫改变，人与人的关系遭到破坏。

何谓难民？战乱中失去身份，丢了家人，流离失所，没了精神和情感依托者，都是难民。

那个年代的中国，有太多人命运剧变，沦为难民，尤其是女性、老人和未成年人，他们在战争史中处于边缘，但其实，在战争时代却需要承受更多。

于是，侠姐希望自己不只是个采访老兵的记者，不只是讲述战争本身，还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讲述战争阴影下的人生」。

侠姐采访越南战争的烈士的母亲，老人一直念叨，儿子死后，她每天晚上梦见儿子站在窗前。

听了侠姐的计划，我想起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采过的一个老人，谢雪萍，张学良弟弟张学思的妻子。

1940年，谢雪萍和张学思在延安结婚，没有登记，没有仪式，就是向大家宣布一下。婚后不久，她就随军去前方，男人怎么走，她也怎么走。

在晋察冀根据地，谢雪萍怀了第一胎。当时正是日军扫荡，几乎每天都在被敌人追着跑，这个孩子就生在野外，而且是难产。

谢雪萍说，自己当时瘦，营养不良，体力也不好，整整三天也没把孩子生下来。

……大夫就给开了剪子。当时麻药也没有，动剪子就剪，非常疼，最后总算把孩子弄出来了。孩子能生出来算是很幸运，他要是横个腿、弄个胳膊就更麻烦了。生完孩子以后，没有三天，就又跑……

孩子生下来一个月，自己没法带，只能寄养在老百姓家。第二年她去看孩子，却连地方都找不到了。日军“铁壁合围”扫荡，烧光、杀光、抢光，村都没有了，人没了，孩子也没了。

一个女人的第一个孩子，就这么丢了。

谢雪萍和张学思建国前夕的合照。

不管有没有孩子，战乱中的女性生活，都是如今人很难想象的。

卫生条件差，热水都是难题，捡柴、打水、烧水都不容易。生理期时，要把破布“剪一剪、洗一洗，找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晒一晒。”手纸很难买，人不可能只待在一个地方，也不能随身带很多东西。

实在没有办法的，就“弄一些沙子洗洗干净，弄个布袋装上，掺一些黄土，就这么个干法。”

1941年初，阜平沙河畔，大生产运动中的八路军女兵。

有种说法，说战争是男人的，和女人无关。但战争从没让女人走开，她们是女兵、男兵的妻子、恋人、女儿、姐妹。

侠姐采访过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女儿。父亲坐牢后，母亲把她过继给一个解放军干部做养女，并约定再也不相认，希望这样能让她免遭牵连。

但终究不舍，她母亲常偷偷到学校门口看她。有一天，母亲看到养母在街上打她，一个耳光就把她从台阶上搧下来。

母亲不敢上前相认，跑回家里哭。多年后，母女相认，母亲说起这个场景，两人抱头痛哭。

几十年后她回忆这些事，心中依然有无尽委屈和无辜，哭得不行。

侠姐说，“我听了也哭，这大概是我尤其关注战争中女性的原因，这些琐碎的小事，更让我感到战争的残忍，比拼刺刀更残忍。”

2018年，侠姐采访老兵时，在老兵家中帮忙做饭。

侠姐和女兵聊天，才知道战场也是日常生活，她们是女兵，但首先是女人，关注军装怎么穿漂亮，担心死时不好看，为一朵野花感到开心。

战争亲历者的讲述琐碎而感性，是不成系统的记忆和情绪，但恰恰是这样的讲述，历史才是活的。

有位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说过的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定义非常恰当。

人生不等于大事件年表，记忆是由不连贯的场景、细节和感觉构成的，这些记忆碎片定义了一个人的生命。

侠姐给我看过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一张边角发黄的贺卡，贺卡上写着几句老派的祝语：

祝您新年快乐，前途幸福。谨以此赠给我想念中的人儿！振康敬赠，一九四八·十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