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越不被重视，如今的大学就越可悲
2022 年 01 月 07 日 07:31:24 海上落花
尽管今年高考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但它的热度依然丝毫不减。正值各大高校的录取季，网络上、街坊邻里铺天盖是诸如“xx学霸700多分稳上清北”、“十五六岁少年提前锁定名校”、“考生录取北大骑马戴红花返乡”的新闻。全社会似乎在热火朝天地营造一种氛围：考取高分，进入名牌大学，便等同于成功和优秀。凭借自身努力走向更好的环境，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这变成了成功的唯一标准，未必会是一件好事。广东雷州一名考生，一直和家人称自己平时成绩好，高考成绩700多分，被清华大学录取。听闻孩子金榜题名的好消息，父亲高兴得拉条幅放鞭炮，杀牛邀请全村庆祝。但这一喜讯随后却被当地教育局证实为乌龙，该考生实际高考分数是两百多分，为了圆谎，让父母开心，年轻人伪造了那张录取通知书。当大学变成一种虚荣、象征和面子，还有人关心它的里子吗？
大多数的普通学子大概会有一个模糊但明确的目标，通过数年苦读，在至关重要的高考，拿下尽可能高的分，让自己能有尽可能多的筹码，进入排名越靠前、名气越是大的学校。光考量学校是不是985/211，进没进双一流还不够，要争取到名校的热门专业、王牌专业，才算是圆满地开启了大学梦。如果有人说，自己择校时是被这所大学的校园氛围、历史与精神所吸引，他可能还会被关心考量得会不会太“虚无”。人们如此看待大学，也因为社会就是这样考评人才的：学历要够高、专业要够对口社会需求，这样的大学生才更能占据竞争链的顶端。比如，理科生会被教育最好走计算机的路，要是入了什么天化环材“天坑行业”，只会离高薪越来越远；文科生则会先被同情一番，你的前途从选择文科那刻起就注定会艰难，何况如果还学了冷门的历史哲学。年轻人还没进入象牙塔，大学就被描绘成一处充斥着所谓“实用主义”，充满功利与算计的地方。这与当下高校普遍的教育模式脱不了干系，大学像一处交易市场，它依据社会所需，将不同专业分门别类，再将刚刚结束高中应试的年轻人匆匆填进来；学生付出时间和分数换来文凭，再拿着文凭、面向真正的市场，开始待价而沽。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实行专业教育这一模式，已经在国内高等教育成为一种公认的主流。上世纪50年代，工业化背景下的中国急需技术人才，大学向苏联体制学习，以本科专业化来速造人才，这一模式也逐渐成为我国高校培养人才的传统。十年寒窗拼来的文凭，能换来一份好工作。/unsplash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大学毛入学率仅有0.26%，，70年后，这一数字达到51.6%。显然，今昔大学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放眼现实，大多数的高校仍在走多年前的老路。细致的专业划分能培养专门人才，但将其作用在或许还迷茫于自身兴趣何在的高中毕业生身上，难免会对学生拔苗助长、引人入窄路。有声音提出，这样的高教模式会限制大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从而对跨学科领域的创新研究造成损害。对于这些副作用，国内高教也做出过反思，比如在90年代，部分高校成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开始在对学生的素质培养方面下功夫。1999年，教育部决定建立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促使本科教育朝“淡化专业，低年级以通识教育为主，高年级进行宽口径专业发展”的方向改革。高中毕业生还没想好要学什么，就要填志愿、分专业。/pexels不过，就像素质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呼唤了多年，仍然举步艰难一样，高校的人文改革也行进得不太容易。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改革一同诞生的，还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学扩招，它带来的学生爆满、师资不足的问题显而易见——日常教学都不一定能安排好，何况去应付创新教学？同时，以科研成绩论英雄，不仅是我国高校的潮流，更是全世界大学的“共识”。当学校一心忙着搞出研究成果，就不可避免地轻视教学尤其是本科教育，人文空间也自然被挤占。乍一听，人文教育容易给人难以具体化的印象，让人疑惑它到底要教些什么，又该怎么教。与强调专业划分、把大学打造成职业培训机构的教育理念不同，在本科阶段注重推广通识教育，是高校发展人文的一种重要表现。通识教育，是极重要但又常被忽视的一环。/unsplash
相比数十年前，当下的研究生教育已经不再是稀罕的存在，它也应当肩负起专业人才培养的大任，从而给予本科教育更多的发展通识教育的空间。自实施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20多年来，通识课程的身影已经普遍存在于当下的大学里，以必修或选修课的形式存在。早在2000-2010年阶段，首批进入“985工程”的9所高校的通识课学分比重，大多为总学分的30%-40%，其中上海交通大学通识学分比重达到49.3%，通识与专业教育基本各占半壁江山。有些通识课是在高校是学生们必修的课程。/unsplash
从比例上看，通识教育似乎越来越具规模；从数量上看，高校们也纷纷建起了数十或上百种五花八门的选修课。但细看这些通识课程的内容，不少高校将思想道德修养课和政治理论课、外语、计算机、体育、军事(国防教育)等课程纳入必修通识课。比如，浙江大学将本科课程体系划分为四个部分：通识课程、大类课程、专业课程、实践教学，通识课程包括上述的必修通识课，以及一些和通识选修课、通识核心课等。实际上，其中的通识必修课的前身，不过是原本的全校公共基础必修课，它在课程内容、价值取向、教学理念方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只改变课程说法，而不革新其他，大学生们依旧心知肚明——这些课依然是传说中学分高又跨时长、让人忍不住总想水过去的课。相比之下，选修课的确在知识广度、学习趣味性上要更灵活。比如，清华大学的文化素质课程体系中，包含了历史与文化、语言与文学、艺术与审美、基础社会科学数学与自然科学等课题组。但同为通识课程，选修所占学分比重比必修要低得多，它也长期处于不太受重视的地位——只靠这些势单力薄的选修课，想真正做好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还远远不够。除了在全校范围内推行通识课程，有高校也推行了小规模的“人文实验班/学院”，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学院等。这些学院大多每年仅招收几十或百余学生，在一二年级开展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看象等方向的通识教育，之后再让学生进行专业选择，这样的改革和主流的本科专业一学到底路径有了很大的不同。
分析，比起强调本科通识教育其独立的素质育人的意义，元培计划指向的更是“本科生学什么知识才能适合将来成为研究生的教育”。同时，该计划在进行过程中，学生的通识与专业教育也存在矛盾，为了更好地在大三进入专业学习，一些学生被允许在低年级选修专业课程，这难免会挤压通识教育，也与其初衷相左。而在专业选择上，学生“过分集中于少数热门专业，尤其是经济类专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元培多元化人才培养的理念背道而驰了。教育家哈钦斯在1936年所著的《美国高等教育》曾提到，“美国的学校从中学到大学，都失去了教育的自主方向。例如，中学只为大学考试服务，却不顾当时大多数中学生并无机会上大学；大学本科只为考研究院服务，而不顾大多数学生并不继续入读研究院”。哈钦斯任职芝加哥大学校长时，曾实行过四年通识教育的模式，学生前三年修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三门及数学一门，最后一年修“整合”课，包括西方文明史和哲学。如今，学校已将教学调整为通识课程修两年，后两年开展专业教育，但通识课程内容的本质依然没有变——以阅读和讨论经典著作为主。以人文和社会科学类为例，“概论”课是不会出现在课堂上的，哲学课不以“哲学概论”为教材，而是让学生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的著作。以文本为中心的课程，比起概论课更能使学生参与其中。/unsplash
高强度的必修课、小班教学为主的课堂模式，都在为它的通识教育准备土壤。反观我们，与其一味开出更多“新奇”课程，不如真正抓住通识课程的核心，对课程规划、优化师资下功夫，不要只做形式，致使这类教学渐渐被边缘化。当然，做好通识，使其通过广泛地教人知识，予学生以引导和启发，只是大学为发展人文而努力的其中一步。大学的人文，存在于校园的各个角落，它可以是一门课、一座图书馆、一场活动，可以被各种事物所承载，然后悄然无声地作用在每一个学生身上。电影《录取通知》中的一个桥段，偶然地和今年考生伪造清华录取通知书的情节雷同。
高中生巴特比申请了8所大学，均被拒绝，父母因此对他非常失望。
在他爸爸眼里，上大学意味着有关成功的一切；反之，你就是个被社会抛弃的人。
面对家人的压力，巴特比想出了伪造录取通知书的权宜之计。为了进一步瞒过父母，他和几位伙伴建起了校园网站，甚至还以一栋废弃的两层楼房为基地，自己办起了一所“南方哈蒙理工学院”。
没想到，这所校园官网上写着“谁都能来读大学”的学校，一下吸引了几百名无书可读的高中毕业生。有学生在“迎新大会”上激动大呼，因为这张录取通知书，父母第一次说出了“他们为我而骄傲”——这也是在场几百名“差生”们共同的遭遇。
南哈蒙学院注定不是一所“正常”的大学——没有被制定好的课程，没有高学历的老师，甚至连文凭都发不出，况且，连“创始人”都不懂要如何办学。他开始逐个询问学生们，来到大学想学到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而这个简单的问题把几百号人都问懵了——尽管已经成人，很多人依旧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后来，这里成了一个学生提出和制定课程、学生之间互为老师的地方。
曾经被看作差生、怪咖，不被其他大学接受的年轻人们，渐渐开始发现自己并不差，也不奇怪，甚至很有天分、喜欢学习。
但这所另类学校随即遭到正牌的哈蒙大学的质疑：无设施、无课程、无教员，这不过是个三无学院。如果一个人的创新力和激情反而被学校磨平，这比学校是冒牌可怕多了。
相反地，比起“正统”外界的鄙夷，有身在此大学的学生说，“我在南哈蒙度过了最好的时光。”这也大概是每个学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内心最大的期待吧。中国高校通识课程设置现状研究，李会春，复旦教育论坛，2007我国通识教育改革的成就、困境与出路，张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甘阳 陈来苏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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