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那个时候，我仍然会替你挡刀子”｜野孩子郭龙和张玮玮

乐队的夏天，捞五条人的夏天。五条人之外，老牌乐队野孩子颇受关注，一曲《黄河谣》唱哭周迅等乐迷而上了热搜。

这一期，野孩子唱了一曲《竹枝词》，依旧动人，得票高，但因为这是节目组制定的歌包外的歌曲，被淘汰了。野孩子说：他们不会为了晋级做内心做不了不想做的事，做好了违反游戏规则的后果，他们向超级斩乐队表达歉意。超级斩提出放弃晋级......

这一幕，很戏剧，令人动容。用大张伟的话说，两个乐队不用靠“情商”，靠心解决问题。复活赛，但愿野孩子能回来。

作为野孩子的乐迷，难免怀旧，要是这次乐夏张玮玮在，多好。上次《黄河谣》，张玮玮也看着，这是从他的微博得知的，估计今天也有看吧，毕竟是在一起多年的战友，即使现在脱团，革命友谊，兄弟情义，还在。

野孩子阵容变化，现在：张佺（主唱/吉他）、郭龙（手风琴）、马雪松（吉他）、武锐（打击乐）、王国旭（手鼓）。主唱张佺，从青年变成沉默内敛的大叔。原来张玮玮的手风琴角色，郭龙接着，仿佛冥冥中神秘的情缘在——让人想起郭龙喝醉时向张玮玮的表白：“到了那个时候，我仍然会替你挡刀子，替你去死。”

今天的微信，就是讲张玮玮和郭龙的革命友谊故事。三年前，微信公号“正午故事”发过，如今重看，感触更深。后来此文收录在叶三《我们唱》一书中。《我们唱》是音乐人的访谈合集，共记录 “五条人”阿茂与仁科、“野孩子”张玮玮和郭龙、李志、大鹏与小管、“生命之饼”吴维、老狼、袁惟仁、张楚、赵牧阳十二位音乐人的故事。这本著作入选豆瓣2017年度传记、纪实，前段时间理想国推荐过写五条人的《海轰噢，五条人》（原标题《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叶三另撰《生活要像海里的鱼》收于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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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兄弟，穿着灰色的大衣”

窗户栏杆有两个螺丝，下面那个可以拧下来。拧下来，窗户就能搬开了。张玮玮从窗户钻出去，跳到院子里，把窗户虚掩上。悄悄地。爸爸妈妈和姐姐都睡得很熟。他再从后院翻墙出去，悄悄地。他就站在白银的夏夜了。

白银是戈壁上一张摊开的手掌，平坦，干净。风在手掌心转着圈儿呼哨。路过的火车远远地鸣一两声笛，它们有点像，但是互相听不见。

甘肃白银

那时候，对张玮玮来说，白银就是这世界上最大的地方。

十一岁的张玮玮在夜里奔跑，跑向亮着光的工厂。工厂里有上大夜班的“老小伙儿”—他们二十四五岁，已经上了六七年的班。夜班无聊，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着，时不时看一眼手表，到点儿了，站起来，把某个阀门拉起来，或者把某个按钮按下去。

张玮玮和他的同伴们从家里溜出来时，会记得偷个西瓜。工厂车间门口有个不喷水的喷泉，水特别凉，西瓜在水里冰一会儿，捞出来，切好，献到老小伙儿面前，他们顺势就蹲在身边，不出声了，听大哥们聊。白银外的见闻，白银内的江湖恩怨和八卦……这些老小伙儿聊起来，天花乱坠。老小伙儿个个都是语言大师，每人各有一套思路，说话腔调，语言风格和幽默的方式，都得跟别人不一样，若有雷同，是会被圈子里瞧不起的。

1987年的白银还没有社会青年，年轻工人就是最有趣、最时髦的群体。他们的装束也自成一派：军帽、衬衣、军裤、布鞋，下了班就全换上。黄军帽，在玻璃板底下压得特别挺，压线有讲究：前脏腑后光阴中间爱情线—前面是胆量，后面是钱，帽檐上竖着压出一条印叫血槽，就是刀疤，要挨过刀的才行。腰间要系红纱巾，而且一定得是一个姑娘送的红纱巾，当做腰带，露在衣服外面。实际上，那是几年前全国年轻人流行的打扮。但是白银远啊。白银人主要的信息来源是西北五省的核心西安，去趟兰州是进城，去趟西安就是进了省城。外面世界的风尚，从北京传到西安，从西安传到兰州，从兰州再传到白银，起码要滞后一两年。

白银没有方言，所有的老小伙儿都说纯纯的普通话。白银也没有一块砖一块瓦有超过六十年的历史。白银人来自全国各地。张玮玮家的隔壁是东北人、上海人和四川人，哪儿的人都有，就是没有白银本地人。他1976年出生在白银。

八十年代的白银，白衬衣、红纱巾、绿军裤、黑布鞋；一帮二十多岁的小伙儿走在街上。张玮玮再没有见过比那更漂亮的衣服。那时候他对于未来只有一个想法，早点接班进工厂，当个时髦的工人小伙儿。

郭龙可不想当工人，他的理想是混黑社会，而且要去香港混。

郭龙比张玮玮大半岁，他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出生在榆中县。二十年后白银连环杀人案破获，案犯高承勇也出生在那里。

年轻时的张玮玮和郭龙

郭龙

张玮玮

郭龙的职业生涯从他十岁那年开始。白银的男孩都打架，那个环境里没有选择，要么杀出一条血路，要么成为路上的血。郭龙只有两个姐，没有哥，每次被欺负了没人撑腰，只能蹲在地上委屈。一次巷战中，洗劫了郭龙的一帮小孩看上了他脖子上的项链，那是妈妈给他的。“哥哥你别，那真是我妈给我的”，他哀求。对方一把拉断了项链，“去你妈的！”郭龙的脑子“嗡”的一下，他站了起来。

那是郭龙第一次动手，见了血。之后，他发誓再也不让人从他兜里摸走一分钱。隔了没几天，郭龙在学校门口把一个人砍了，用家里的切菜刀。当天晚上，伤员背上缝了三四十针，郭龙妈妈吓疯了，赶快买了十斤排骨去医院。郭龙一役成名。

不久以后的一个周二下午，学校放假，学生们约着一起去职工澡堂洗澡。张玮玮洗完澡出来，巷道里有个人一头血骑着自行车蹿到他面前，后面一个人也骑着自行车，干脆利落地把前面的血人别倒，冲过去一块砖头拍在脸上：“我是郭龙！有本事就来找我！”拍完，扬长而去。张玮玮马上记住了这个名字。

初二，张玮玮从白银公司的子弟学校调到了区上的白银企业联合中学。开学第一天他进门，学校的土坡上蹲着一排人，黑跨栏背心黄军裤，是有郭龙在内的“小七狼”。张玮玮一看，完了。一年前他送姐姐上学报到，买三角板的两毛五分钱就是被这帮人劫走的。

大势所趋，初一的时候张玮玮在白银公司子弟学校里尝试着打了几次架，那个学校的学生家教比较好，他偶尔能得手两次，到了联中，他想都别想去打别人，能保证自己不挨打就不错。“小七狼”里有几个人，远远见到张玮玮就喊一声他名字，然后开始数数，数到五人还没跑到面前，就得挨打。郭龙不太打他，一般是逗逗：“今天下午给带两根海洋烟”，中午张玮玮就得从他爸烟盒里偷上两根。

多年以后说起“小七狼”，张玮玮觉得，那是最早的摇滚乐队的雏形。跟他喜欢的老小伙儿一样，他们每个人跟每个人都不一样，风格明显。如果不是挨打，他肯定会喜欢那些人。他对团伙的热爱就是从那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是被欺负实在苦恼。张玮玮效仿当时的“小七狼”、“十三太保”、“十兄弟”，在联中组了个“十二锁链”，成员是十二个常年被欺压的歪瓜裂枣。每天放学，家长下班前，“十二锁链”在家属院里的花园里开会，研究怎样让这个团队更有杀气，还曾经设计过怎么灭了郭龙师兄弟，每天说得特别兴奋，第二天挨个儿被扇耳光。

不到一年，“小七狼”被学校全部开除。开除的时候，“小七狼”把“十二锁链”约到花园里，“十二锁链”哆嗦着去了。花园里，“小七狼”的老大，一个上海人，掏出了一把短刀：“我们走了，联中就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看好联中！”—“好！大哥！”

张玮玮的初二上了好几年，上遍了白银的中学，还是初二。家人把他送去了西安，过了半年他想家，又回了白银。

在西安，张玮玮接受了最早的摇滚乐熏陶。回到白银，他变成了一名街头吉他青年，红棉吉他到哪儿都背着。晚上，他在后院支个钢丝床，买上一堆啤酒，点个柴油灯挂在树上，聚起一帮人来，聊天喝酒唱歌。后来，就有人提着酒慕名而来，在旁边一蹲，满脸羡慕地看着他。郭龙便是其中的一个。张玮玮想，天天冒充硬汉累得很，原来你也是这样的人啊，以前我可是巴结不上的。他给郭龙一个小铁皮垃圾桶，让他跟着吉他敲鼓。

张玮玮第一次在白银听到吉他弹唱，是牢歌，来自那些监狱里放出来的老小伙儿。那时候的犯罪多是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老小伙儿犯了事儿，进去学了牢歌，放出来，家里要敞开门半个月一个月，各路江湖朋友带着酒肉来洗尘聊天喝大酒，学吉他学歌。

牢歌的曲都是口口相传、保留得非常完整的民歌，词自由填写，唱之前要先说一段：“在监狱里望着山望着海，望不着我的爹娘，望着山望着海，望不着我的姑娘”，然后齐声哼唱，“花开花又落”，一下把场景铺开了，这是起兴。然后，“直升飞机护送我，走进了大沙漠”—为什么是走进了大沙漠？西北最厉害的监狱是关白宝山的阿克苏重刑犯监狱，偷个钱包其实根本进不了，但是编词的人觉得进那样的监狱牛—“直升飞机护送我，走进了大沙漠，沙漠沙漠真寂寞，没有姑娘陪伴我……”（此处歌词有删节）唱完了，大家再一起哼唱“花开花又落”，大场景一收，结束。

听这些歌儿，张玮玮觉得生命一下鲜活了。几年后，他听到“野孩子”乐队，一下子想起了这些歌。更久以后，他听到吉普赛爵士，又想起了这些歌。再后来，这些曲子中的一些，比如《李伯伯》和《两只山羊》，被他唱红到了全中国。

十七岁那年，张玮玮和郭龙都已经混成了风云人物。他俩一起打了无数的大架，声名远扬。郭龙觉得跟张玮玮投缘，一起打架放心，“就算对面有二十个人，他也不会跑”。而郭龙是白银的SUPER STAR。一起出去打架，别人拿着刀拿着钢管，郭龙什么都不要，穿件蓝风衣，走在大家侧面，在最关键的时候突然蹿出来，一颗钢珠“啪！”，一锤定音。一次，在旱冰场下的花园中，张玮玮亲眼看见，郭龙站在十三四个蹲好的小痞子面前，左脚一只拖鞋，右脚的鞋拎在手里，一人脸上一拖鞋“啪啪啪”抽过去。有几个人刚要抽刀，人群里有人说“别动，那是郭龙！”—这句话以后，十几个小伙子一动不敢动。

有一阵子，白银菜刀摊上卖的菜刀都刻着郭龙的名字。

1993年，张玮玮被笼罩在光环中，一直考虑着怎么才能低调地处理这些突然而来的名望。无敌是那么的寂寞。那阵子，张玮玮爸妈都不在，家里只有他一个人。郭龙家人看他孤单，对他特别好，不论几点，郭龙妈一看他来了，马上进厨房做饭。在郭龙家，张玮玮有自己的碗筷。

1994年，张玮玮和郭龙在白银

第二年，张玮玮经历了打架生涯中最惨烈的一役。他被捅了两刀，肺叶洞穿。郭龙得到消息，冲进急诊部，“有没有送来一个戴眼镜的孩子？”“你是谁？”“我是他哥，亲哥！”张玮玮躺在床上，想叫声龙哥，一张嘴全是血泡泡。郭龙说你别说话了，张玮玮还是说，龙哥，我要是死了，别报警。“为啥？”“要五万块钱，三万给家里，两万给兄弟分了。”—过了一会儿，又说，“三万兄弟分了，两万给家里。”说完昏了过去。他昏迷了六天，医院下了四张病危通知单。

后来，张玮玮就不想在白银待着了。家人给他联系到兰州，考了个成人委培的师范学校。半年后，他把郭龙也叫了去。张玮玮咬牙念书，郭龙每天一套穿成黑色的黄西装，屁股兜里面永远插着一本武侠小说，睡到十二点才起来，蓬头垢面，不到半学期学校就要开除他。但郭龙总有绝处逢生的本领。学校的舞蹈队排舞“黄河魂”，男主演突然转学不演了，女一号把郭龙叫去跳舞，郭龙从来没跳过舞，却把男一号撑了下来，四处演出，代表兰州参加全省比赛，跑到武警总队慰问演出，学校没法开除他。就这样，两年后，两人都毕了业。

回到白银，家人商量借钱送礼，给张玮玮找工作。要么去私立小学当老师，要么去交警文工团。张玮玮心里难受，跟家人吵了一架出来，碰着几个人去喝酒。几个人说，明天上广州投奔哥们儿，他回去借了车票钱，第二天跟着出了门。

1997年3月，几个白银青年穿着带毛领子的皮夹克，到了满地人字拖的广州。

在滞后的白银认知中，广州是流行音乐的基地。到了广州他们才发现，流行音乐的时代早过去了。要投奔的白银老乡呼机不回，人间蒸发。他们睡了一个月的地板，山穷水尽。张玮玮给郭龙打电话：“你快来广州，过得太好了，你只要带一千块钱过来就行。”郭龙借了一千块钱过去，没几天，又是山穷水尽。

几个人饿到要打扑克赌最后一包饼干吃的时节，张玮玮在一个餐吧找到了一个唱歌的工作。干了不到一个星期，老板给了他十天的工资一千五百元，说，你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也想留下你唱歌，但是没办法，客人都说你唱歌他们觉得害怕。

同来的白银青年就此四散。有两个人去学做足部按摩，张玮玮说，一辈子对着别人的脚，我不干。他和郭龙在天河村租了个房子，郭龙理了五十首歌，写了一个歌单。

广州的大排档人声永远鼎沸，食物的香气冲上脑门。背着吉他，等着食客点歌的歌手穿行在推杯换盏之间。对于张玮玮和郭龙来说，广州大排档是炒河粉、炒米粉和榴莲混合起来的味道。在西北，这些味道是不存在的。他们抱着歌本转了三个小时，没张开嘴。

最后，他们开始在天河体育中心的地道里卖唱。1997年的春天，地道里卖唱的人特别多，张玮玮和郭龙一开口，其他摊子纷纷撤退—西北嗓唱摇滚，以分贝碾压各路好汉。

唱了一个月，攒够了去西安的车票，两人到西安投奔郭龙的表哥，随后辗转天水、兰州，最终决定回家。张玮玮跟郭龙说，这次回去就算了，别折腾了，听家里人的，好好上班。1997年7月1日，他们到了白银。

二十七天后的7月28日，张玮玮抵达北京。

九十年代，所有白银年轻人挂在嘴上的一个词是“走”。必须得离开那儿。

“最光明的那个早上，我们为你沿江而来”

多年后，他的儿子写道：

东经一百零三度与北纬三十五度之间，孤零零的白银。五十多年前，在那片戈壁滩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矿，随后很多人从各地来到了那里。他们架起各种大型机械不停地往地下挖，直到把那片荒凉的戈壁滩挖得灯火通明，兔走狼奔。当年怀着建设祖国大西北理想闯进无人区的时髦工人们，在那里生根发芽。而我们，就是那些芽。（张玮玮《白银饭店》）

他在六十年代来到白银。他的父亲是修铁路的河北人，那批人修陇海线，从河北开始一路修到新疆，年纪大了就建一个机务站，留下一批人。父亲留在了白银机务站，他是在火车站长大的。

白银跟西北的其他地方不一样，它产贵重金属，产量高，是中央直属单位，是国家关注的地方。许多上海专家和苏联专家来到这里，许多东北工人来到这里，许多甘肃本地人来到这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也来到这里，一起支援祖国建设。他的妻子是天水人，十六岁来到白银。十六岁的纺织女工来到白银，他去迎接。女孩一下火车，拎着行李，他就说同志，我帮你提行李吧。他用自行车带着她送到了工厂，就这样认识了。

像现在的电子游戏一样，白银围绕着白银公司慢慢铺陈壮大。工厂周围有了面粉厂、电缆厂、纺织厂、棉纺厂、学校、医院…… 他家住在永丰街，这条街上什么都有。

那时候，白银是一个特别安静，特别缓慢的地方。白天，全城是空的，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只有很少的老年人，很大的风在空地上转。房子的格局和人们穿的衣服，基本一模一样。快到九十年代，厂里的门房才有了一个电话，孩子们好奇，大人去打电话，孩子们抢着摇。

多年后，白银的人们才明白，那些恐怖的杀人案大都发生在下午四五点，因为那会儿是人最少的时候。

白银饭店离他家不远。以前，这个饭店是国营招待所，接待来帮助白银做基础建设的苏联专家。苏联人来之前，白银人开始学国标、学俄语。苏联专家隔三差五晚上要吃饭，饭后跳舞乐一下，白银有专门陪苏联人跳舞的工种。

没待多久，两国闹翻，苏联专家走了。

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了，婚后马上要了孩子，一个女孩，一个男孩。

儿子小的时候，他带他坐火车去兰州。白银到兰州中间有个地方叫皋兰，那个地方的人卖熟鸡蛋给车上的旅客，皋兰话说“来，熟鸡蛋”像“来福鸡蛋”，一上车，儿子就问他，什么时候吃来福鸡蛋？他说，还远着呢。那会儿从白银到兰州要三个半小时。除了去兰州，就是去天水妻子的娘家过年，先坐汽车到兰州，从兰州再坐八个小时火车，才能到天水。那条铁路线连着乌鲁木齐和北京。

那时候，他是学校的老师。每天从学校回来，吃完晚饭，他从来不参加家庭娱乐活动，尽管娱乐活动无非就是火炉上烤烤花生，桌边下下跳棋。他每天晚上坐在写字台前面摆弄他的乐器，要么就在五线谱上抄乐谱。他是专业的单簧管手，对待音乐特别认真。

他家是听黑胶唱片的，大多数是军乐，教科书一样。音乐一放，他就不跟别人说话了。平常他也经常性地浸入自己的频道。儿子在外面跟一帮小孩儿野，他走过来，儿子说，都别说话，原地站住不要动。他就愣愣地从儿子旁边走了过去，看都看不见他。

他长得纤瘦，细致，带着知识分子的雅气。大多数时候，他的脸紧张又严肃，有一种不知道如何是好的茫然。

儿子不爱听军乐，一听就头疼。家里还有一张《梁祝》，放的时候全家都很舒服。偶尔，他用单簧管吹一首波兰舞曲，儿子也能听进去。

儿子九岁那年，他和妻子用攒了一年的钱买了一架钢琴，放在破平房里，就在“白银案”第一个被害人被杀害的房子旁边。将近两个月，每个周末都有人来参观钢琴，谁来了都摸摸，谁都不会弹。

那年他三十六岁。那时候，全白银的钢琴超不过五台。

从九岁开始，他不让儿子午睡了，他自己也不睡。中午吃完饭就开始练琴，一直练到上课，晚上回家再练一个小时。那时候晚上演台湾连续剧，家家都看《星星知我心》、《昨夜星辰》，每天吃完饭就是看电视的点，但是儿子要练琴。儿子把镜子放在钢琴上，对着里面屋的电视，眼睛盯着，手上乱按。他没太注意，只要有声音就行，他也在看电视。

车尔尼《钢琴流畅练习曲》（作品第849号）是最初级，儿子弹了三年，过不去。他教儿子也教得绝望。别人告诉他，父亲再厉害都教不了儿子，你得给他找个别的老师。他开始在白银音乐界给儿子找。先找了个手风琴老师，儿子一拉手风琴就困，下巴往风箱一放就睡着了。

老师让儿子凉水洗脸，洗完脸出去跑一圈，跑回来还是睡。上了三节课，老师把学费退给他，说算了，你儿子实在不是搞音乐的料。他郁闷了很久，又从兰州找了个单簧管老师。这个老师本来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单簧管，“文革”的时候被下放到工厂烧锅炉。他听说有这么个高人，就拎着点心到锅炉房，从一堆煤灰里把大师挖了出来。

大师被生活折磨得见着人就鞠躬，突然蹦出个尊敬他的人，就对他特别好，对儿子也好。但儿子还是学不进去。

最后大师被甘肃歌剧院挖走了，但大师和他的友谊持续了很久。

以前，白银的生态是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所有父亲到三四十岁就开始逐渐给自己的孩子铺路，工厂招工也知道子弟有多少，名额都是准备好的。国营单位多一个人不多，少一个人不少，老的退下来，在公园下象棋，拉二胡，年轻人进厂上班，到老了，也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好，大家都舒舒服服，挣的钱差不多，谁也没有记恨，没有攀比，和谐生存。

1990年，白银开始经济改革，单位里不太重要的部门要“优化组合”。他被“优”掉了，调到棉纺厂工会里搞文娱活动和后勤。

随着改革力度越来越大，白银原来的生态系统彻底崩塌。工人开始下岗，工厂不收人，年轻人进不了工厂，只好滞留在外面。那会儿，白银开始有了社会青年。在北京、西安、上海……年轻人能当个体户，或者找到别的出路，但是白银没有。

社会青年涌进舞会和旱冰场，喝酒打架打发时间，看不到希望。白银乱了。人心惶惶，风气转差，到处都是流氓。

白银最乱的时候，就是高承勇作案最密集的时候。这跟城市的整体氛围有点关系，但也没什么关系。白银有它大西北的刚强。很多白银家庭，每月靠一百多块下岗低保生活，踏出家门，照样堂堂正正漂漂亮亮；穷得一塌糊涂了，朋友上门，还是砸锅卖铁地好好招待。

高承勇不是白银人，他在榆中县的青城，家里有房有地，根本不存在下岗一说，白银人的压抑苦闷他感受不到。

那几年，他过得很苦。他与妻子离了婚，妻子带女儿去了兰州，他带着儿子留在白银。白银公司完蛋，其他的小厂也很快倒闭，最后，他到铁路中学去教书，每天坐火车来回，晚上八九点才能到家。他顾不上管儿子。

1993年，他送儿子去西安音乐学院上学，半年后儿子跑了回来。后来儿子又去了兰州和广州，最后去了北京。和白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去了就没再回来。

2000年，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他把他的星海手风琴从白银寄去了北京。

那架手风琴比儿子大两岁。他一直希望儿子走上音乐之路，但儿子真的走了之后，他又忍不住批评他，在他看来，他们的音乐颓废、反动、曲式混乱。他告诉儿子，你应该放弃音乐，务实一点，去做一些更挣钱的工作。

星海手风琴

拉手风琴的张玮玮父亲

很多很多年以后，儿子在兰州的大剧院里有一场演出，给他留了最好的座位。因为身体不舒服，他在演出前临时回了家，没有走进剧院。

那场演出结束后两个月，他在白银去世了。

“什么日子我让你来到了这里，

那是我想要知道生活在哪里”

1997年，邯郸人何国锋已经在北京待了一年。

在北京，他叫小河。小河留长头发，扎辫子，他的乐队“美好药店”属于独立实验摇滚风格。那时候，小河在酒吧唱了一年，攒了一两万块钱，正准备自己录音——他在新街口自己租的房子里面，用水泥和砖头又盖了一个房子，作为录音室。这个录音室几乎是密闭的。民谣歌手周云蓬进去录音，唱完大汗淋漓，差点缺氧憋死。

小河

那年秋天，张玮玮第一次见到小河。

北京蓝岛商城的乐器部在门口搞促销，找了几支乐队去唱歌，两首歌一百块。张玮玮去唱了，他唱完，小河拎把电吉他上台，背对着人群，一顿啸叫，然后转过头话筒冲着大家说：“这么冷的天，你们在干什么呀？都回去吧。”

张玮玮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但他琴弹得太好了。小河下台在旁边坐着休息，张玮玮走过去问他，你收学生吗？小河抬头看了他一眼：“你学吉他干吗？”

那个时候，张玮玮正在当小时工。给中介交点钱，中介帮他介绍工作，派给张玮玮的活儿是洗抽油烟机，洗一个挣二十多块，他去洗了两个，放弃了。洗上三个小时，抽油烟机一点没变，还是那样。

他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转悠，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吗，但是心情舒畅。那时候的北京大部分还是北京人，老皇城稳稳当当的样子，后海是纯黑的一片。他觉得这个城市的气质就能让他安定下来。

后来张玮玮经常见到小河。“美好药店”盘踞在王府井利生琴行，他没事就过去玩。小河弹《柠檬树》，右手一边弹一边打着节奏，张玮玮当时只会扫弦，一看，觉得耳目一新。1999年元旦，张玮玮和一个兰州的朋友晚上跑到王府井乱逛，路过利生，看见利生支了个台子，小河和“美好药店”正在台上演出。远远地看了一会儿，他跟朋友说，牛逼，这么冷还在露天演出—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过完年，张玮玮找了个琴行的工作。当时，到琴行上班是北京摇滚青年的最佳出路。

琴行老板非常喜欢张玮玮。这个小伙子除了弦乐什么乐器都能试，又爱收拾东西，每天早上，先把所有的琴擦一遍，柜台摆得整整齐齐的，然后泡杯茶坐着。老板打算把他培养成琴行经理。

1998年的一个晚上，张玮玮喝醉了，想起了郭龙。他的电话是郭龙妈妈接的，说“龙龙过得一点都不好”。第二天，张玮玮跟郭龙说：“来北京吧，来琴行上班，特别牛，周围一条街全是高手。”

那两年，张玮玮白天在琴行上班，每周有几个晚上去酒吧里唱歌挣钱，还带了几个学吉他的学生，收入不低，隔一阵能给家里寄点钱。

郭龙来了，在琴行待了不到一年，又回了白银，他实在不喜欢上班的生活。其实张玮玮也不喜欢。老板要栽培他，每天定点巡视、训话。他感觉自己像骆驼祥子，如果老板有个女儿，他早晚会成上门女婿。在琴行，他全天戴着耳机，听祖咒和“子曰”，他觉得压抑。

临近崩溃的时候，张玮玮就骑上自行车，去歌舞团地下室里看“野孩子”排练。

1997年，张玮玮和郭龙在兰州第一次看到“野孩子”的专场演出。那会儿张玮玮的头发焗成毛栗子的颜色，戴着耳环，穿紧身T恤，紧身牛仔裤，牛仔靴上带环，一身杀马特打扮。他们当时认为，摇滚一定得奇装异服，特别颓废，生活作风也是能垮就垮，千万别挺着腰板。听说有两个人用重金属唱“花儿”，他们就去了。

一看之下，“野孩子”全面彻底地征服了他俩。张佺小索两个人，一个人一件灰T恤，光头，就像两个干活的工人；两把木吉他弹得连勾带甩，和声标准优美。看完演出没有车，张玮玮和郭龙走几十公里路回家，激动地聊了一夜。“好听，颠覆。”

一到北京，张玮玮就联系上了“野孩子”，他们的演出他必到。张佺小索住在地下室，没钱，穿得破破烂烂的，自己做着饭，每天定点排练，一周几个晚上去酒吧演出，唱自己的作品，也翻唱外国民歌。跟“野孩子”待上一会儿，就够张玮玮回去撑一段时间。他常想，真的，人家怎么就抵抗住了？“野孩子”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2000年初，张玮玮跟琴行里一个朋友打了一架，打完一怒之下站在琴行里一顿大骂，骂完走了，没要工资，放那儿的东西也没拿，琴行和那种生活带来的所有压力一泄如注。

第二天，他直接搬到了小索家隔壁，自此开始早起练琴，中午睡个午觉，下午“野孩子”排练，他又在自己屋里练琴，晚上，到小索家蹭个饭。他想，我一定要和他们一样。

有一天，张佺和小索到他屋里转了一圈儿，坐下了。“你会弹键盘吗？”“会啊。”“手风琴会吗？”“会啊！”张玮玮觉得肯定有好事儿。

张佺说，你找一个手风琴，练一首歌，练完咱们试一试，然后给了他一首澳大利亚乐队的演奏曲。张玮玮一晚上就把谱子听写下来给小索看，那时候，他才觉得从小被爸爸逼着学音乐太有用了。

收到爸爸寄来的星海手风琴，张玮玮加入了“野孩子”。那一天，张玮玮第一次感觉到，白银的自卑、压抑、混乱和迷惘全被战胜了，“九十年代漫长的更新下载，完成了”，他到了人生的巅峰。

他在东直门斜街一个小区租了间地下室，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大家来。每周至少六天，“野孩子”在这间地下室排练。一稳定下来，他又给郭龙打电话：“这回是真的牛了。”

他还是想和郭龙在一起。从郭龙在后院抱着垃圾桶打鼓开始，他一直这样想。哪怕周围再多的朋友，身边没个真的家里人，他觉得不踏实。

郭龙在张玮玮的地下室旁边又租了一间地下室，开始认真练鼓。他也特别喜欢“野孩子”，那次来，郭龙再也没走。

2001年，“野孩子”想有个固定的地方，既做演出场地也做排练室，用营业收入养活乐队，便在三里屯南街开了河酒吧。

河酒吧很小，坐上三桌就算满客。一个2米×1.5米的演出台子，三个人站上去觉得挤。酒吧开业那天，郭龙第一次听到了《黄河谣》。

谁也没想到，河酒吧会一发不可收拾。

郭龙是河酒吧的第一任吧台。后来小河和万晓利每周三过来演出，郭龙调音，他们一唱，郭龙就抱个鼓在旁边敲着玩，玩着玩着，就加入了“美好药店”乐队。那时候，小河和万晓利在天通苑买了房住，万晓利有辆国产摩托车，俩人每人再买一套防风护具，冬天穿上大棉袄，裹上围巾，从天通苑骑一个半小时的车，来河酒吧演出。演出完，，喝得也差不多了，摩托车扔下，去朋友家睡一觉，第二天再来取。

张玮玮、张佺、郭龙，北京河酒吧，2001。（摄影：anais）

每次来河酒吧，是小河跟万晓利最开心的时候。一周一场演出是没法养活自己的，他们都还有别的演出。别的酒吧有主持人，还有舞蹈、游戏和魔术，经常有客人凑过来“哎这个你会不会唱？”小河说，在河酒吧才是真正表演，因为有人听得懂。

刚到北京的时候，张玮玮只能和熟人聊天，人一多立刻不说话。河酒吧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2002年，河酒吧成了京城著名据点，他在这里认识了此后人生中所有的朋友—西北压抑青年突然变成了三里屯南街的交际花。

河酒吧跟所有的酒吧都不一样。鼎盛时期，这里是一所乌托邦。跑场歌手，民谣歌手，拍电影的，乐评人，写诗的，文艺青年，老外，东北旺树村的摇滚青年……全能待得住。后来，李修贤、杜可风、罗永浩……这些名人也没事就来待着—没人理他们，他们又不玩乐器。在那之前，北京的各个圈子分得特别清楚，各圈之间不来往，树村的摇滚青年认为去三里屯喝酒是耻辱，但就是会凑钱拼着黑车来河酒吧玩。“野孩子”的气质营造出一种谁都能认可的氛围，让各个旮旯里钻出来的丧彪们突然找到了对方。

野孩子乐队，北京河酒吧，2002。（摄影：anais）

酒吧开业没多久，“野孩子”的作息变成了每天排练完，集体打扫卫生，打扫完在门口喝茶下棋，下完棋，酒吧开门，然后喝酒，演出，狂欢，直到凌晨三四点。河酒吧有个窗台叫“玮玮台”。不论喝得多醉，张玮玮只要一发现不行了，就直奔那儿一躺，一直躺到醒来。

野孩子乐队，北京河酒吧，2002。（摄影：封杰西）

每周三，张玮玮和小河、万晓利演一场即兴。那个时期的即兴，台上全是火花，每个人都是火花，火花和火花揉到一起滴水不漏，是排练都排练不出来的、他们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过的火花。疯狂持续到2002年的夏天，诗人尹丽川将他们推荐给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沈黎晖来河酒吧看了两次，找人来录音，就有了《飞的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

那是一张充满河酒吧气场的现场专辑，是嗨到极点，自由到极点，又有着不可挽回的末世氛围。

2003年春节，“非典”来了。“非典”过后，人心涣散。大家都开始怀疑，即兴音乐那么美好，天天循环着死磕排练，有没有必要？而后，后海一个月内开了十几个酒吧，三里屯南街没人去了。

那一年夏天，河酒吧倒闭，“野孩子”也解散了。

“我要换一个名字，我要去南方”

张佺1968年出生，是在青海长大的兰州人。1995年，他与小他两岁的小索共同创办了“野孩子”乐队。

张佺是个严肃的人，在他面前，朋友们会觉得舒服，但不敢放肆。小河说，张佺像一个民间高手，跟这个世界不怎么瓜葛，也不会动摇。在张佺和小索的身上，他感受到西北人的品质——从里到外的放松和坚定，从来不装。这也是民谣的气质。

张玮玮说，小索是典型的兰州人，有着兰州人身上最温暖最豪爽的品质。小索永远是笑眯眯的，高高兴兴的。从加入“野孩子”开始，张玮玮和当时几个朋友所有洗衣服、蹭饭、睡觉、借钱……这些生活的疑难杂症，都是小索包办的。脏衣服攒够了，拿到小索家，一进去，衣服往洗衣机里一放，小索开始上茶上酒，小索的妻子做着饭，吃完饭，再放上两三个电影，看到两三点钟，衣服干了，一卷回家。赶上查暂住证，一帮朋友集体到小索家，一人一个沙发，睡三天，查完了再回去。不仅是他们，对待所有人，小索都是这样。

因为小索，河酒吧才会成为那样的一个共产主义音乐公社。

小索的墓在兰州卧龙岗，兰州和白银中间的山里。郭龙的爷爷奶奶也埋在那儿。什么时候回家乡，他们都会带上一瓶酒，上山，看看他们的索哥。

野孩子乐队在小索的墓

2002年，新疆的哈萨克族音乐家马木尔来到北京。小索每周在河酒吧给马木尔安排一场演出。马木尔弹琴停不住，有人在，就一直弹，一弹四五个小时，塔吉克族，土克曼，吉尔吉斯族，最后到汉族，任何东西都能弹，是真正的天才。马木尔约张玮玮去他的IZ乐队排练，张玮玮不知道怎么跟张佺说。张佺告诉他，人一生不是随时都有机会和大师合作的，你要珍惜这机会。于是，那时候，张玮玮给祖咒拉手风琴，跟马木尔排练，也和小河、万晓利录音—这就是河酒吧的风格。

2003年5月，“野孩子”解散，张玮玮跟马木尔去了新疆。过了半个月，马木尔回北京，张玮玮自己留在北疆，到伊犁，又到南疆喀什，然后又回到伊犁。刚到新疆的时候，他听了首歌《雪落伊犁》，一把冬不拉弹唱，特别简单的歌词，描写大雪盖住了整个伊犁。他在伊犁待着，等那场雪，一直等到十一月底，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他走了。

回到北京，他住在霍营，跟小索张佺离得很远。郭龙跟当时的女朋友住在城里。IZ的气氛越来越不好，“美好药店”也濒于解散。他整天一个人待着。

小索、张佺

2004年，张佺和小索去英国演出，演出时小索突然胃疼，回国一检查，胃癌。住院三个月，小索去世了。

小索去世后，张玮玮又去了新疆。他想学弹拨乐。马木尔说，别学弹拨乐了，你不适合，你心里不够黑，太浪漫了，你去学个笛子吧。马木尔把他丢在了哥哥家的山上。

到山上，张玮玮每天放一百多只羊。早上起来，他把它们赶到河边，就坐在一个山头上，看着它们喝完水，一路吃着草回家，一直吃到晚上。他带了一根箫上山，练一支写岳飞的曲子，每天看着羊，对着山吹。直到下山，那支曲子也没学会。

回到北京是中秋节，那天晚上，IZ演最后一场，演完解散。解散的事不用商量，大家已经形同陌路了。那天张玮玮带了两瓶白酒去演出，演完把两瓶酒往桌上一放，说，今天不是喝酒，今天就是喝醉。二十分钟，他连干了十几杯，彻底把自己干翻了。

张玮玮难过。他对IZ特别有感情，对它，他和对“野孩子”的期待是一样的，他希望能在这个集体里生根发芽。“野孩子”、IZ、“美好药店”，这三支乐队承载着他从小对团伙、对纯洁集体的渴望和热爱。

张玮玮，北京霍营，2004。（摄影：anais）

张佺、小索、马木尔和小河是张玮玮最敬仰的人，是他在北京认识的四个师父。对西北的认同感，小索、张佺那种做人的方式，是他的做人之本；小河的自由和挥洒是他完全不具备的，是起飞；马木尔是他最喜欢的新疆弹拨乐，是根源。和他们在一起，他觉得人生中最喜欢的东西都在，是完美的三部曲，结果一口气，全垮了。

那几年，他在东四十条郭龙家旁边租了个院子，除了郭龙和极少的几个朋友，他跟谁都不联系，谁叫都不出门，电话响了也不接。他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到天亮，院子里的所有人都锁上门去上班了，他才能睡着。

回到家，妈妈担心他。他坐在屋子，跟妈妈的目光接触的时候，脸上露出特别尴尬的笑，就像见到一个陌生人那么客气。那时候没有“抑郁症”这个词，但是，情况一塌糊涂。

2006年，忽然有个朋友给张玮玮打电话。朋友在拉萨开了个酒吧，叫他去弹键盘。张玮玮借了个键盘又借了个合成器，背着去了拉萨。

他在拉萨待了四个月。每天晚上干活，下午在大昭寺门口喝甜茶，跟几个乐手打斗地主。打斗地主不用交流，不吭声把牌打好就行。三个月斗地主，治好了他的抑郁症。拉萨工资特别高，那三个月他挣了将近两万块钱，最后他给郭龙买机票，负责食宿，从拉萨出发，顺着雅鲁藏布江到林芝，又到桑耶寺，走了一大圈。

同时，他恋爱了。

张玮玮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与他在大理定情。女孩妈妈催她回家，女孩不肯，妈妈说，你是不是谈恋爱了？“是。”“什么人？”“三十岁，搞音乐的。”——“你被骗了”。

女朋友的妈妈说，你不相信，就打电话叫他来上海，你看他敢来吗？接到电话时张玮玮正在郭龙家里，他跟女朋友说，明天早上上海见。借钱买了张机票飞到上海，他身上没钱了，买了一盒雀巢咖啡，就去了女孩家里。他想，上海人喝咖啡，她要是北京人，我就买一捆蒜。

从上海回到北京，张玮玮想，现在病好了，乐队都解散了，也谈恋爱了，就得干点正事了。

那阵子，万晓利签了卢中强的十三月公司，张玮玮入职到十三月，名义上是音乐总监，实际工作内容是帮万晓利跟人沟通，就像他的助理。他自己没什么感觉，有一回，万晓利忽然跟他说，玮玮你不要这样子，我都觉得不好意思。猛然间，心里有个什么东西狠狠地捏了他一下——我怎么成了一个唱片公司的助理了？慢慢地，他就不去上班了。卢中强知道后，表示完全理解，他说：“玮玮，不要太留恋过去，不要不好意思，往前走一步，很有可能就是另一番局面。”

2006年秋天，张玮玮和郭龙第一次作为一个乐队组合，登台唱歌。当时的曲目是《庙会》和《米店》，歌词是在广州去连州的大巴上才写完的。一上台，词儿全忘了，一通胡唱，下了台，他不想活了，觉得自己干什么都不行，上班也不行，当流浪汉也不行，做乐队也不行，自己写歌也不行。

张玮玮、郭龙

小河安慰了张玮玮整整一个晚上。他说，最开始写歌，演出的时候，你知道吗？每一天去都是特别痛苦的，因为知道去了自己也弄不好，但是你必须得经过这个过程。你不经过这个过程，就没有演好的那一天。

回到北京，张玮玮下了狠心，要和郭龙一起，开始奋发图强。

张玮玮在北京搬过不下五十次家，没有一处住得超过一年。这一次，他在东直门清水苑租了一个房子，在那儿住了整整四年。专辑《白银饭店》里所有的曲目都在那个屋子里完成—一句一句，跟自己死磕，枯坐着，等突然一行歌词蹦出来，突然一段旋律蹦出来。

2010年下旬，《白银饭店》进棚开始录制。张玮玮和郭龙把前几年跟着孟京辉搞话剧的钱全部放了进去。那会儿，他们对这张专辑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就是小河说的，再痛苦也得去，总得走完这一步。”张玮玮又把房子退了，搬到青年路录音棚的旁边，跟另外四个人合租。

张玮玮把他的东西全部打包放好。他跟女朋友订了婚，婚期是2011年5月1日。他想，录完这张专辑，我在北京的所有事情就都结束了，就无牵无挂了，“野孩子”、IZ、“美好药店”都没了，我和郭龙一起做张专辑，这张专辑肯定是失败的，做完就行。他打算做完就去上海，重新开始。重新开始什么？他不知道。

录音整整录了半年，到最后，棚费和其他所有，这张专辑花了将近八万块。张玮玮所有的钱一扫而空。

2011年4月26日，张玮玮出了录音棚，上火车。上车的时候他拍了张照片发微博。当时郭龙正跟一个朋友吃饭，那个朋友跟郭龙说，玮玮真走了，都发微博了。郭龙吃着火锅说：“年年月月锅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不久后，张佺来北京演出，叫上了张玮玮和郭龙暖场。要暖场，又得一起排练，一排练就发现真的是喜欢在一起排练，感情实在太深。他们一起做了一个专场演出，张玮玮郭龙唱一节，张佺唱一节，最后三个人再一起唱几首“野孩子”的歌。

2011年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张佺、张玮玮、郭龙

张玮玮想起，几年前，张佺刚在束河买了新房子，他去新房里看他。那时候，他们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两个独立歌手之间的关系，有了距离，不再是“野孩子”那种氛围。在张佺家，他去二楼上厕所，一回头，突然看到二楼楼梯的墙上，贴满了他们当年一块儿演出的照片。

他看着墙上的照片热泪盈眶。回来后他跟郭龙说，咱们把好多东西是挂在嘴上的，佺哥真的是埋在心里。佺哥是那种人，你永远别想听着他煽情的东西，他关心一个人，他是永远都不会跟你说出来，你不发现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根本不在意你。

演出完，张玮玮想，何必呢？我在上海，郭龙在北京，佺哥在大理，都落着单。最后，大家就开始商量去云南。

2012年，《白银饭店》专辑发布。首发演出前，张玮玮和妻子在印刷厂边的客栈住了一个月盯印刷。印刷的时候文案还没完成，张玮玮在客栈里写了那篇《白银饭店》。交完印刷厂的钱，夫妻俩身上全部的钱只剩一张一百块。深圳的朋友说，那你来吧，给你安排一场演出。下了飞机，见到朋友，张玮玮第一句话是“先借点钱”。演完，拿着朋友给的五千块，两人飞去北京，准备首发演出。他们想，这注定是赔的，投的八万块钱不可能回来了。

5月26日，《白银饭店》首发演出，北京小雨。那天晚上，门票卖了九百张，CD卖了四百五十张—收回了专辑制作的全部成本。张玮玮死都没想到。他和妻子住在朝阳医院东门旁边的快捷酒店，进了房间，两人开始漫天撒钱。

《白银饭店》巡演一结束，张玮玮带着妻子来了大理，那时候，2012年还没有过完。

“我眼望着北方，弹琴把老歌唱”

2016年8月26日，高承勇在白银市工业学校的小卖部内被抓获。1988年5月至2002年2月间，他共在白银实施强奸杀人作案十一起，杀死十一人。几乎是一夜之间，白银，这个向来乏人关注的地方，因为“变态连环杀人案”而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热点。

看到“小白鞋”那三个字，张玮玮脖子上的汗毛立了起来。在他的少年时期，这三个字是整个白银的噩梦。很长一段时间，他见到穿白鞋的人就害怕。后来他渐渐忘了它。没想到几十年后，它又原路追了回来，带着整个白银的压抑恐惧和所有他努力忘记的日子。

1988年刚刚案发时，白银所有工厂的女工下班全由集体车送，车上要有几个男工，看着每个女工进家。张玮玮的妈妈就是当年的一名女工。后来，日子长了，人们松懈下来，有一天妈妈独自回家，后面一直有人跟着她，快到家的时候，她一路喊着爸爸的名字冲进屋里，爸爸出来追，跟着的人已经跑了。

张玮玮的妈妈是1992年离开白银的，离开后总共就回去过一次，她被白银伤透了心。

破案当天，张玮玮给妈妈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之后，热点持续被加温，发酵，散出腐臭的味道。看到铺天盖地的报道，张玮玮的心是拧着的。几天后，各种新闻花样翻新，终于翻到了张玮玮的身上。他在《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呢》写过一句“你是沿江而来沉默的革命杀手”，被解读为“你是沿河而来的变态杀手”。

那首歌写在几年前的杭州，他偶遇巡演中的张佺，两人在高速公路口分别，张佺一个人背着布套包着的冬不拉走了，背影像个志士。张玮玮愤怒了。他对着妻子和朋友们控诉：“干吗说我们白银人压抑到变态杀人？白银特别牛，那儿养不了我们了，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基本全都出来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白银人在外面变成下三滥，兰州榆中县人跟我们白银有什么关系！”

为此，他认认真真地写了一篇《关于白银》，发到网上。很快这篇文章也成了热点。

好在，从热点到冰点，并不需要太久。惊悚的社会新闻每天都有，它们会彼此吞噬。两个月后，“白银案”已经成为被嚼到无味的口香糖。

而白银，它仍在“东经一百零三度与北纬三十五度之间”，孤零零的地方。白银饭店也仍在，现在它身兼网吧、旅馆、按摩院、KTV、酒楼和美甲工作室。离白银几十公里的地方，被开发殆尽的矿坑像巨大的拔掉了牙齿的牙床，寂静地忍受着隐痛。

2016年12月31日，“野孩子”在北京跨年演出。那是个不算热烈但十分温暖的夜晚。第二天，北京严寒，重霾。小河、张佺、张玮玮、郭龙和周云蓬等一行人戴上口罩和帽子，一起去游览了北京天安门，拍了张面目难辨的合影。

2015年，野孩子二十周年北京工体演唱会

中午聚餐的时候，他们从王菲开始，抚今追昔，聊了雾霾，也聊到了当年的河酒吧。现在，他们一年中最常见的相遇是在各种音乐节演出中打个照面，这样能坐下来聊上两三个小时，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得的聚会。

当年在河酒吧并肩作战的兄弟只有小河还留在北京。

2012年，张玮玮、郭龙在张佺的老院子里，一周排练六天。老院子空空如也，野草特别高。院门面对苍山，每天太阳西下，最后一首歌他们就唱《旭日旅店》：“夕阳照着旭日河边的旭日旅店”。唱完，太阳就下山了。那会儿的大理少见灯红酒绿，太阳一下山，气息往下沉，人就特别舒服，等着入夜早早睡觉。

张玮玮、郭龙

那年年底，张玮玮和郭龙与“摩登天空”签了约，隔了不到一周，“野孩子”签了树音乐。从此，他们开始了生平最神奇的艺人生涯。从没有一个艺人是同时签两个公司的，签约后，矛盾立刻出现了，两个公司演出的时间就那么多，又是竞争关系，事情棘手又别扭。

但是，乐队要运营，目前唯一的路就是签公司，走音乐节。去音乐节演出，歌翻来覆去地总是那些，大家来演出其实都是为了生活，当年河酒吧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再也不可能了。音乐节会改变乐队，各种责任压过来，每个都要想办法搞平衡。张玮玮不是个心大的人。想一件事，他是骑着摩托车想，吃饭想，晚上一个人坐着也想，直想到通为止。

张玮玮和郭龙在三年内换了四拨乐手，得罪了一串人。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他们在跑演出，演出之外，几乎全天都在排练。早上一起床，他们跟新来的一批乐手排两个小时，回家吃饭，午后“野孩子”排四个小时，吃完饭晚上再排两个小时，人快崩溃了，但是没办法。

有一天，郭龙喝完酒，把张玮玮约到一个朋友的饭馆，拉着他的手说，他想退出乐队，他觉得太累了。

那几天，张玮玮是失恋的感觉，沉浸在酸楚之下，然而他只能答应 。

到2015年，张玮玮跟郭龙说，完成东北巡演，咱俩就散了吧。话刚说完，张玮玮的岳父重病，他赶到上海，三个月后，岳父去世了。

这是张玮玮经历的第一个至亲去世，三个月天天在医院守着，看着生命结束，他给郭龙发短信：人一辈子什么到底是重要的？什么文艺艺术追求这些其实都不重要，身边的这些人，这些那么长久的感情是最重要的。

回到大理，两人商量了一下，还是继续吧。他们在大理找到了新的乐手小夕和萨尔。

也是那一年，张玮玮和郭龙在兰州的大剧院演出，张玮玮为父亲留了最好的位置。演完才知道，父亲不舒服，没能看到这场演出。没过多久张玮玮就接到了家乡的电话，父亲病重。回到白银一周，父亲走了。

离开那么多年之后，是父亲的葬礼让张玮玮在白银真正地待了三个月，这个葬礼是他和白银最后的缘分。

他收拾父亲的遗物，看到父亲上学时手抄的谱子，整整齐齐的，每个五线谱上的音符大小一模一样，收拾出来那么高一摞。他想，音乐对于父亲而言是太严肃了。后来，他在一次讲座中说：

父亲去世后，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愧疚之中，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曾经让他感到骄傲过，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辜负了他。后来我慢慢地想明白了，我和我父亲其实是互为彼此的人生，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人生。我从来没有按照他预期的那样去做音乐，但是他在写字台前抄五线谱的那个身影，却深深地影响了我。每次我一个人在家练习乐器的时候，那个身影就会从我的脑海里面升起来。我相信，那个时刻就是属于我们的永恒。

我没有成为他希望的那种音乐家，到目前为止，我给自己的定义就是一个走江湖的艺人。但是我非常认可这个身份，而且我觉得我很快乐。我也希望他能感受到我的快乐。

2017年春节过后，“野孩子”与树音乐的合约到期，没有再续约。张玮玮和摩登天空也是合约到期，没有续约。他们觉得，长期和公司合作会降低乐队自身的行动力，所以选择了回归独立。

像每年一样，春节结束后，“野孩子”就开始正常排练。每天午后，大理的院子里会准时响起歌声。偶尔出现错音，张佺会抬起头，温和地看谁一眼。每练两个小时，他们会在院子里踢上半个小时的毽子。彩色的羽毛在大理的蓝天白云下显得分外鲜艳。踢上一会儿，身上微微出了汗，就又是回屋唱歌的时候了。

晚上，他们会带上家眷聚餐，饭菜都是自家烧的。郭龙喝醉了，还会向张玮玮表白：“到了那个时候，我仍然会替你挡刀子，替你去死。”张玮玮相信他。

2017年的春天，张玮玮在大理买的房子装修已返工三次，历时一年，仍未完成。这是他的第一套房子，本想在四十岁生日的时候住进去，也没能如愿。在大理买房子，还有给父亲的打算。大理那么好，他一直想把父亲接来。二楼的铁柜子是为父亲收藏的古董打的，现在铁柜子还在那儿立着。

张玮玮说，他的下张专辑还是白银饭店，《白银饭店2》，他要用十首歌写十个白银人的故事。

白银有一趟从城里到矿上的绿皮火车，那是中国最后一趟绿皮火车。妈妈告诉张玮玮，去年10月31日，那趟火车停运了。

妈妈说，她以前坐过那趟火车，是跟他爸爸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他俩还不到二十岁。爸爸带着妈妈坐那趟火车去看白银的矿，那条铁路特别热情，一路挂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大红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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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唱》是叶三近些年对一些音乐人的访谈合集，共记录了十二位音乐人的故事。

大鹏与小管、“生命之饼”吴维、老狼、袁惟仁、张楚、李志、“五条人”阿茂与仁科、赵牧阳、“野孩子”张玮玮和郭龙……断断续续、兜兜转转，叶三将她生命中这些与音乐相关的朋友们，放进了这部“音乐故事集”里。

不论是隐没台后的词人、乐评人，还是聚光灯下的歌者、演奏者，纷纷从时间和空间的各个角落里聚拢而来，奏上一曲有关青春、梦想与自由的生命之歌。这是他们的歌与故事，更是我们的热爱与回忆。

说歌里的故事，唱故事里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