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规模宏阔的古城、严谨考究的功能分区、灿烂纷呈的器物群、神秘瑰丽的造型艺术及其内蕴成熟的礼仪规制等，穿越历史的迷雾，勾勒出浪漫奇崛的古蜀文明画卷，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例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

　　图为商代晚期的金面具。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2021年6月，当考古人员从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缓慢取出一块青铜罍残片后，一团被压得严重变形的金器出现在人们眼前。出土时，这件金器仿佛一张稿纸被揉成一团，难辨形状。经过修复，一张完整的金面具缓缓呈现。这张薄如蝶翼的金面具宽37.2厘米、高16.5厘米，重约100克，眉眼镂空，两耳轮廓圆润，鼻梁高挺，嘴形大而微张，造型威严神圣，是目前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完整的一件金面具。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再次震惊了世界。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巨大的城墙、宫殿区、祭祀区，密集的生活区、居住区、作坊和大批珍贵文物，以及周围遗址的分布形态，闪耀出早期文明的曙光。三星堆遗址文物之丰富、特色之鲜明，显示出它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之一。

　　图为商代晚期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鲁海子/摄

　　8号“祭祀坑”新发现一件顶尊蛇身铜人像，与1986年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拼对成功，专家将这件文物重新命名为鸟足曲身顶尊神像。神像凸目獠牙，戴有牛角面具，双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铜罍上，头上还顶着一个朱砂彩绘觚形尊。铜人像具有古蜀文明的特征，方座铜器是先周文化的代表，而尊是中原文化的代表。这三种文化因素集合到同一件器物上，生动地体现出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为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考古队员在进行挖掘工作。 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余嘉/摄。

　　威严肃穆的神像、纵目千里的面具、沟通天地的神树、神秘诡谲的神坛……这些丰富多彩的具有古蜀文化特色的青铜器，成为中国夏商青铜文明中的一个分支，其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复杂的文化面貌，是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生动实例。从出土器物来看，铜牌饰、铜铃、陶盉、牙璧形器等是中原夏文化的典型器物，三星堆早期的陶盉与二里头早期的陶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无区别；铜尊、铜罍、铜瓿等是商文化的典型器物，三星堆的龙虎尊与河南安阳殷墟的虎食人卣在题材和文化内涵上非常相近；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玉锥形器、玉琮等带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特点。从冶炼技术、铸造技术和方法以及铜器的打磨和细部纹饰刻画等方面看，虽然三星堆青铜器的精良程度与同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存在一定差距，但其使用的焊接、范铸、爪铸、锻打等工艺，反映了古蜀人已经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熟练掌握青铜铸造技术。

　　图为商代晚期的龙柱形器。 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龙造型的器物，如青铜神树上盘旋的龙、造型类似山羊的龙柱形器、虎头虎脑的龙、猪鼻龙形器以及数量丰富、造型各异、大小不一的龙形饰等。有关龙的观念和基本造型等都无疑来源于中原和长江流域文化，尽管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各式龙的形象，在形态上与红山文化、中原的玉龙和青铜龙有所不同，但也体现出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等方面呈现出来的趋同性。除了肉眼可见的文物，考古学家们还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丝绸的“踪迹”，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众所周知，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因素，不管是关于丝绸的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均表明古蜀和中原都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中华文明是多元的，但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不是多元文明的互相灭绝，而是互相整合。悠久绵延的中华文明如同一棵历史沃土培育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从枝叶可以追溯到根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表明，古蜀文明是在成都平原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并凝聚了中原、西北和长江流域文明的精华，从而发展形成的一种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这一古老文明与国内其他地区密切的文化联系，见证了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互融。

　　（策划：魏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