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5300年前后，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都出现了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中心城市和原始宗教圣地。长江下游超大型的都邑良渚古城，内城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外城630万平方米，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邑。为了防止山洪，在古城以北修建了长10余公里的高坝和低坝，这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调节系统，反映出良渚王权组织开展大规模公共建设的能力。

　　在高等级早期城市出现的同时，阶级加速分化。面积数百乃至上千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级建筑、随葬上百甚至数百件精致物品的大墓，与一般社会成员的小型房子和小型墓葬相差悬殊，说明统治阶层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

　　几乎所有地区的大墓都开始随葬精致的武器——玉石钺。良渚遗址的反山和瑶山的大墓随葬带木柄的玉钺，显然是象征军事权力的权杖。在岗上遗址新发现的墓葬中，最高等级的男性贵族普遍随葬一大一小两把玉钺。这些随葬玉石钺的墓主人应是具有军事指挥权的王者，统治阶层因军权而不断增强权威，由氏族部落的首领变为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王者。这一时期战争和暴力现象增多，各地出现被扔弃在垃圾坑中、埋在大型建筑的基础里作为奠基、或在大墓中作为殉人的人骨架，表明一部分人已开始奴役另一部分人。

　　“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距今4300年前后，中华各地的文明进程出现转型，其重要特征是中原崛起。距今4300—4100年，气候发生较大变化，气温异常，降雨不均，洪水频发，各地区文明的进程受到较大影响。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衰落，黄河中游地区文明进程加速发展。距今4300年前，黄河中游的势力集团在与周围其他集团的力量对比中逐渐占据优势，山西陶寺和陕西石峁两座巨型都邑相继出现。

　　陶寺城址的年代距今约4300—4000年。城址面积280万平方米。城内高等级建筑区内有面积8000平方米的夯土台基，建筑使用陶瓦，墙壁涂彩并有刻画装饰。陶寺出现了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宫城。大墓出土近百件随葬品包括鼍鼓、石磬、玉石钺、彩绘龙纹的大型陶盘。在陶寺遗址发现一处半圆形的坛状遗迹，天文学家认为是当时观测天象，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农时节气的观象台，与《尚书·尧典》中尧“观象授时”的记载相符。陶寺城址的年代、位置、规模、等级都与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较为吻合。

　　图为陶寺遗址观象台（资料照片）。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特别是红铜铸造铜铃与类似文字符号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关注，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礼制研究，提供了珍贵的重要材料。新华社发（邱小林/摄）

　　石峁城是10年前发现的用石块砌筑的山城，距今4100—3900年，面积400万平方米。石峁城由外城、内城和皇城构成，有多种防御设施。城内核心处的皇城台，总高度达数十米，台顶有面积数千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宫殿台基上有雕刻兽面及各种动物形象的石条和石柱。在皇城台还发现多件高50多厘米到1米的陶鹰，应与某种信仰和崇拜有关。石峁城有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在城内还发现多处埋有青年女性头骨的祭祀坑，这表明在夏王朝建立前夕，陕北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相当严重，出现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王权国家。

　　图为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考古发掘现场（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四千年王朝建立”：距今4000年前后，夏王朝建立。在以嵩山东南麓为中心的区域，出现了10余座大型城址。其中，在登封王城岗发现了气势恢宏、大小相套的内外城，该地自战国以来一直被称为“阳城”。在同时期的禹州瓦店遗址，大型夯土台基上有人祭、殉牲等多种祭祀遗存。这些发现都昭示着中华文明进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新阶段。《尚书·禹贡》中的“九州”基本涵盖了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表明在夏王朝建立之初，黄河中游势力集团的眼界已经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形成了范围广泛的天下观。经过了约200年的发展，到了夏代后期，夏王朝的实力不断增强，中原的引领地位逐步形成，影响范围空前广阔。这些可以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得到反映。

　　二里头遗址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年代为距今3800—3500年，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伊洛河流域是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鼎盛期处在夏代后期至商王朝建立前夕。二里头文化创造的以玉牙璋为代表的礼器和礼仪制度辐射到周边广大地区，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二里头文化的一整套青铜与玉礼器，被后来的商王朝全面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