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无耻行径，抄袭之人也大都因此身败名裂。但南宋时期有一个叫袁枢的人，只字未改、全文照抄了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內容，非但没有遭到诟病，反而还成了彪炳千秋的史学大家。
　　
　　袁枢，字机仲，1131年出生于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自幼饱读诗书，尤喜读史。而在诸史之中，他用功最多的就是《资治通鉴》，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司马光的“铁粉儿”。在阅读这部以时间为编排顺序，多达294卷的编年体通史时，袁枢深感浩博难懂，因为其中的历史事件被时间割裂，导致“一事隔数卷，首尾难稽”，只能硬着头皮去啃。久而久之，他生发了一个想法：如果将《资治通鉴》按照事件的本末来编排，应该可以降低阅读难度，但转念他又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在当时，史书的编撰体例只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纪传体的代表人物是编撰《史记》的司马迁，编年体就是他的偶像司马光，两位都是大咖。而他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书生，要创造一种新的体例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再说即便创新了体例，但照搬《资治通鉴》的全部内容，搞不好就成了抄袭名人的反面典型。因此，袁枢只好搁置了念头。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袁枢高中进士，入职官场。为寻求治国安邦之道，他更加用心苦读《资治通鉴》，不仅将全部内容背了个滚瓜烂熟，还吃透了司马光的史学见解，愈发感到《资治通鉴》的内容可以为南宋王朝提供兴邦安民的药方。但要让更多的人读懂，必须用一个新的版本重新解读《资治通鉴》。
　　
　　于是，袁枢邀约好友杨万里并坦陈了自己的设想和担忧，没想到杨万里也深有同感，并告诉他司马光本人也曾有对《资治通鉴》进行简化处理、降低阅读难度的想法，只是由于年事已高无奈作罢，而今欲以一种新的体例重新解读，与前辈不谋而合。至于抄袭，如果是抄袭他人的文学著作当然是可耻的，但抄史则是对历史和前人的尊重。有了好友的支持，袁枢打消了顾虑，决定以一己之力编撰《通鉴纪事本末》，但由于公务繁忙，，他的宏愿再一次搁浅。
　　
　　1173年，袁枢出任严州教授，时间相对宽松了许多，便全身心地投入到《通鉴纪事本末》的编撰中。创造一种新的史书体例没有先例可循，袁枢经过深思熟虑确定了“以事件为纲，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首尾”的编撰原则，然后开始从《资治通鉴》中辑抄所需的内容。他选取了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间的239个事件，每一个事件独立成篇，标以醒目的标题，然后将事件的本末悉数抄录，不仅抄了原文，同时还抄了司马光的史论，原文照搬，一字不差。就这样，经过两年的努力，袁枢将1300多年的历史事件，转换为一个个完整连续的故事，42卷本、共记239事、另附录66事的《通鉴纪事本末》顺利完成。
　　
　　《通鉴纪事本末》出炉后，给人们阅读带来极大方便，得到了从皇帝到一般读书人的广泛赞许。挚友杨万里不但为其作序还评价道：“读此书如生在其时，亲见其事。”宋孝宗读后赞叹：“治国之道尽在其中。”当即命令摹印十部，赐给太子和重臣，并擢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袁枢以安邦定国与教化天下的使命感，不计个人毁誉，编撰了《通鉴纪事本末》，不单惠及了当朝，更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这一崭新的史书体例，实现了史书编纂体例的突破，形成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格局，以独创性的抄袭成为彪炳千秋的史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