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的源流主要来自西方古代政治思想所描述的“人民的权利”或“人民的统治”。但事实上，西方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各类政体，本质上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制和议会制的确立，更使少数人的统治穿上合法的外衣固化下来。

　　图为2023年1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外，一名前国会警察遗孀在纪念“国会山骚乱”两周年纪念仪式上流泪。 新华社记者 刘杰/摄

　　从代议政治来看

　　现行的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发生显著“变异”。究其原因，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支配雇佣劳动、掌握国家政权、控制意识形态、保障资本利益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天然属性，资产阶级政党对政权的主导，使“全体”或“大多数人”的权力实际上被资产阶级政党所代表的少数人攫取，以致议会民主只留其“巢”不见其“鹊”，在实践中更是演变为政党之间对权力的竞争和利益的争夺，民众权利难以真实体现，社会矛盾难以有效化解，国家利益难以切实保障。尽管人们对西方民主的弊端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继续采取“以形式掩饰内容、以包装渲染产品”的做法来维护这种制度。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

　　从选举政治来看

　　西方民主标榜竞争性选举，将“一人一票”的所谓“自由选举”作为西方民主的重要标杆大肆宣扬。事实上，西方选举制度在资本的操纵下已经变成了一种“烧钱游戏”，选举的真正目的难以实现。在选举过程中，资本极尽所能掌控话语权，操控舆论进而“引导”选民。选民的实际权利就是按照一定周期参加一次投票。无论哪个人赢得选举，无论哪个政党胜出，胜利者永远是资本本身，不可能代表民众的真实意愿和切身利益。所谓轮流执政，不过是权力从资本的左手转到右手的政治“魔术”。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不是靠把政权经常保存在同样一些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选举之后，选民不再被关注，选出的代理人如何决策，，很难被有效监督。即便是当选领导人兑现竞选承诺，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以财政赤字或发行国债等来寅吃卯粮，用民众长远利益兑现眼前利益。随着选举政治单一模式的固化演进，其弊端日益凸显。除选举费用不断攀升、社会财富大量浪费外，选民参与选举的热情也不断下降。以美国为例，2000—2020年间的6次换届选举，总统大选投票率仅为50%—66.8%，如果以70%的投票率和55%的得票率进行计算，胜选者实际支持率不到40%。而市（州）选举投票率20%—30%并不稀奇，达拉斯市于2015年曾创下6%的最低纪录。这与西方社会所渲染的“全体”、“大多数人”的民主相去甚远。

　　从政党政治来看

　　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是伴随议会制民主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本质上是服务于选举的产物。西方政党内部组织关系松散，政令执行力度有限。政党之间博弈，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政党都是力图通过竞选获胜来掌握国家政治权力。当一个政党以赢得选举为首要目的时，其所谓主张、方针、政策便只能围绕选举的输赢去设计与谋划，在选举过程中把承诺当诱饵，争取选民支持。两党或多党竞争，一党的执政以其他党的在野为前提，使党派之间不遗余力相互诋毁、相互掣肘，为了否定而否定，以至于逐渐演变为非理性的“否决政治”。政党为各自集团的利益而互相争斗牵制形成了僵局，整个国家得不到亟须的良好治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都被政治角逐和短期行为所摒弃，无法得到真正体现。2021年初发生的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以及2023年1月上演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选举“难产”风波，就是西方政党政治极端化演变的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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