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历来是国产电影接受观众“大考”的重要时间节点。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摆渡人》《长城》《铁道飞虎》三部国产圣诞贺岁档电影口碑的集体“扑街”与票房走高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大量网友支持“烂片”就要打差评的论调，另一方面，又不断爆出水军肆虐，篡改影片评价的新闻。2016年12月31日，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主办的“电影批评建设”学术研讨会上，20多位业内专家、学者围绕影评人的信用危机、电影产业生态环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电影好不好看，到底谁说了算？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能对电影发表几句评论。“电影评论在年末成为一个大事件，说明针对今年的电影创作现状观众有话要说”，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吴冠平认为，开放的电影市场捍卫每一个观众自由表达的权利，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以评电影。

《摆渡人》监制王家卫近日也针对影片几乎一边倒的“差评”回应道，“无论什么东西，都会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人，这不重要，只要你看过。喜欢，我们高兴；不喜欢，我们也尊重，但要看过才是尊重电影，尊重自己。” 

“‘爱之深，责之切’，网友的评价虽然不一定是‘权威’，但也是观众心声的投射”，业内人士指出，真正拿出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作品，可能是重要得多得多的问题。

《长城》等电影燃起了影评领域内的战火烽烟，混战已不足以描述这场由专业影评人、各平台上的网友、公知、电影人甚至出品人加入的舆论风暴。一句颇具争议的“张艺谋已死”带来的是人们对影评标准的思考。

在互联网及其传播渠道越来越多样化的大背景下，影评界生态和格局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差异化、多元化已经是一种“新景观”，“标题党”“博眼球”“修辞狂欢化”成为一种常见现象。然而，众声喧哗，严肃、深刻的影视评论也成为吐槽时代的稀缺品。影评人周黎明分析，普通观众打分出于情绪的宣泄，很正常也有权利，但不代表他们的打分有十足的参考价值。相应地，专业影评人要给出理由，评论影片可以非常犀利，但不能做人身攻击。人身攻击是一个底线，虽然电影评论是个人化的东西，但是客观上起着导读的作用。

同为影评人，图宾根木匠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打零分可能是简单粗暴的消费者心理，应当把这体验性评价和评论家评价区分开来。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吴冠平进一步解释道，学术评论建立在电影史、电影理论的学术视野之上，应该尝试突破既有的学术圈，突出其权威性、引领性和影响力。用户评论反应个体的消费体验，在用户反映的层面有一定的合理性。未来，可以尝试通过青年学者建立桥梁性的话语体系，实现不同评论维度之间的有效对话。

目前，电影是否有票房，是否有好评，除了影片的质量外，还有偶然的因素在“作祟”。“好片也可能被差评，也可能没有票房；烂片也可能有票房，甚至大卖。有时运气起很大的作用。”清华大学教授尹鸿预测，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一些客观、公正、有鉴赏力的独立影评人会逐渐出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影评人。而电影的发展则需要建立良好的影评人制度。

被奉为经典的电影《小城之春》曾经只落得“那么苍白，那么病态“评价；一手创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电影评论家钟惦斐曾经三次观摩电影《黄土地》却不发一言，因为看不懂，所以不开口。从中不难看出良性公允的电影评价不但不会遭到创作者的抵触，相反会成为创作的直接动力；评论有个体和时代差异，对某部作品的评论出现差异性和多元性是正常的；尊重事实做客观判断，不盲评、不盲从是评论者的基本素养，也是电影评论的伦理要求。

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影观众加入了影评的队伍。面对参差不齐的影评人队伍，《中国艺术报》社社长向云驹强调，良性、健康影评应具备挑战、应对、机制、责任四项特点，不看片不评论，不为钱评论，不人身攻击是电影评论的伦理底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主任、教授李道新也提出，“任何话语体系都可能挑战规则，范式的意义是打破范式，影评的意义是打破影评，传统的人文观念和美学素养也在不断的遭遇挑战。”当影评人在做影评的时候，学习是最重要的，要谨慎发言，努力完善自己。

中国电影要发展，中国电影要走出去，必须建立具有公信力的评价话语体系，这个体系的建设需要学界和媒介的共同努力。皇甫宜川认为，公信力意味着话语权，在2016年的年底，中国电影通过这样一个话题收官无疑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