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人民的名义》在北京举办创作研讨会。专家及主创就该剧对现实主义创作方向、观众力量、电视文艺的使命担当进行了研讨。

近年来，中国部分影视从业者有“妖魔化”观众的趋向，一边用高价哄抢“小鲜肉”，创作质量低劣的剧集，一边自我洗脑“中国观众的审美不高，就好这口”。这样的情形，之于中国影视业的发展十分不利，之于中国观众而言也是不公平的。

4月15日，《人民的名义》在北京举办创作研讨会。研讨会直接提出了观众认知的话题。

研讨会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国电影电视评论学会共同主办；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人民的名义》总顾问翟泰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赵化勇，李准、仲呈祥、李京盛等专家学者，周梅森、李路等主创，以及出品方、播出方代表近百人出席研讨。

对于影视创作者来说，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应当是尊重观众。在此基础上，来不断养成和引领观众的欣赏水平和艺术旨趣。电视业与观众的关系既不能是一味地追随甚至讨好，也不能是全然割裂的臆测或武断。文艺创作必然是源于观众又高于观众的，令观众在带有情感投射的同时引发其更高维的思索。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带着对观众满满的诚意。它没有将观众视为流行文化的绝对拥趸，在人物形塑和情节设置上倾注了具有时代性的反思；也没有主观臆断观众的审美需求，扎实地面向社会做创作，在故事题旨、细节打磨、线索铺排等电视剧的基础艺术要素上下了诸多功夫。《人民的名义》先用“有意思”留住了观众，进而与观众一同思索并探讨更“有意义”的价值取向。从这一点上来说，《人民的名义》与“人民”确实站到了一起。

解放日报文艺部陈先义主任认为，李路导演、周梅森编剧充分尊重观众和市场的审美诉求，冒着风险和压力，将“现代进行时”的作品推向荧屏，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人民的名义》能以另类的姿态成为市场中的“爆款”，不仅给了“影视投机者”一记警示，也向中国电视人证明了中国的观众和市场对于优秀电视文艺作品的认可与呼唤，创作环境并不如想象中的“忧虑重重”，为更多有着电视理想、跃跃欲试的中国电视人带来了希望。

文艺创作要有责任感，其责任就是要推动社会进步。回首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发展史，无论是鲁迅、李大钊，还是老舍、朱自清等大家之作，都与中国社会的命运同频共振。他们始终关注着时代、关注着生活和社会。包括影视创作在内的文艺作品，有了责任才会有担当，有了担当才会有思考，有了思考才有力量，这才是艺术价值的终极意义。

作为现实主义题材大剧，《人民的名义》全面、立体而鲜活地描绘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经济飞速发展、社会面临转型阵痛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利益与贪官腐败之间的矛盾激化过程，对社会产生极大的观照作用。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淑欣认为，《人民的名义》以超拔的视角及审视程度评照人物，具备高度艺术真实的品格。剧中一些人物原型已经经由法律审判或新闻报道，当观众再看赵德汉时，评判的已不再是新闻中或审判厅上的某个典型，而是经过艺术概括处理后更为丰富而强烈的一股力量，是一种升华的艺术真实。当原生态的生活升华为审美对象，生活的真实升华为艺术的真实，电视剧艺术才实现了通过叙事传递人生体验、通过真善美的价值观担当起社会责任。

某种意义上，《人民的名义》是一部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它引领中国电视朝向现实主义的正确方向高速迈进，也引领了中国文艺由高原向高峰的登攀。它让我们重新回归现实、关注现实、思考现实，用艺术的形式推动现实。

近十年的荧屏，玄幻、偶像题材数量不少，相较之下，反映时代、聚焦时代，有厚度、有力度、有广度的作品一直是稀缺资源。“先天下之乐而乐”的典型居多，“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声音寥寥。

《人民的名义》作为一部受到全民热议的现实题材类型剧，其成功有可能引领一种创作风气的转变。这对今后的文艺创作，尤其是电视剧的创作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当代电视》主编张德祥认为，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现象级”剧集，更是一个重要的“文艺事件”。

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看来，《人民的名义》昭示着我们应该更好地继承、发展包括影视艺术在内的中国文艺的优秀历史传统和文化提炼。《人民的名义》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推进了反腐倡廉的执行力度，促进了干部队伍素质和公民素质的提高，将反腐文化扩延成全民共同追求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

习近平主席曾谈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只有当处在影视创作每个环节中的文艺工作者都兼具文艺之心和艺术之心时，作品的“大气”才能得以充分彰显；只有当艺术作品真正观照当下现实时，中华文化的传承才能有“艺”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