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走着一个背着吉他的女孩，吉他被黑皮封套罩着。如今已经很少见到这样的女孩了。在我青春年少的那些年，背着吉他在路上的人似乎很多。

那时的吉他没有黑皮封套，一条宽宽的带子，随意地斜挎在肩膀上，更有男同学骑着自行车，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拿着吉他，在宽阔的马路上奔驰。

我的第一把吉他是红棉牌的。它是父亲去兰州的时候给我买的。他当然觉得这是玩物丧志，又拗不过我的软磨硬泡，于是狡猾地耍了一个花招，买回一把特价的吉他，琴枕处的木头裂开了，所以别人的红棉吉他都要200多元，而我的那把只要79元。

我拿着这把永远调不准音的红棉吉他，组建了小小的吉他社，招收了两名男同学——大林与小林。

在北方春夏之交的扬尘天气里，我一放学就飞奔回家，拨动琴弦，常常一首曲子还没有弹完，便透过阳台的窗户，看到了大林与小林。他们骑在自行车上，一脚撑着地，一手拿着吉他，自行车绵羊般被驯服。我们有时候在我家练琴，更多的时候，是去麦田里。

从我家出发，步行不到5分钟就是一处广阔的麦田。快到夏天的时候，麦苗已经长到半米高，寻干燥处坐下，首先要交流一下各自练琴的进展，免不了夹杂着与父母斗智斗勇的情节。

然后开始各自弹琴。这时候我们常常会分开，一大块麦田，各自取一角坐下，练习自己的曲目。一曲弹毕，听到他们的琴声断断续续地传来，黄昏的麦田，微风过处，波涛汹涌。此时的我常常有一种身处大漠的恍惚感，仿佛自己是射雕的女侠，或者手里的吉他幻化为白雕，我迎风而立，世界就在脚下。

年轻时的自己特别容易产生把世界踩在脚下的意气风发之感。当我们骑行在宽阔的马路上，3辆车、3把吉他、3个人，路人纷纷驻足，我们昂首挺胸，那样的感觉在后来的岁月中，即使在本应更加荣耀的时刻，也再没有出现过。

当一个人学会谦卑时，他就已经长大。

我们的骄傲脆弱而又珍贵，无论被老师与家长如何看待，无论在学校或者家里受了多少委屈，脚步一踏入麦田，手指一接触琴弦，弱小的身躯瞬间充满了与一切对抗的力量。那些年选秀节目尚未流行，我们是被父母教育要循规蹈矩的好孩子，我们的未来都是要考上一所好大学，学一个热门的专业，将来养家糊口。音乐与自己的未来之间没有任何连接点。我们一起练琴，但极少谈论未来，未来已经被老师与家长强调得令人作呕，我们甚至很少闲聊，琴声是最好的交流。

如今想起来，作为一名差生，小林心里的郁闷应该比我与大林更多，所以他学吉他也比我们更加用功。他是最早学会弹《致爱丽丝》的人，也是最先能够用和弦演奏完整首曲子的人。当他被老师勒令罚站时，路过的同学对他指指点点：“这就是那个会弹吉他的男生。”小林高昂着头，他的眼前不再是学校那堵高大的、布满球鞋脚印的白墙，而是夕阳下的麦田。他在衣服第四颗纽扣的位置模拟弹琴，手指快速拨动，他扭动的身姿有时会引起老师的注意，于是罚站由一节课变成了两节课。

高三毕业的时候，小林没有考上大学。有一次练完琴，我们商量是否把吉他带去学校，大林决定带，我却嫌重不想带。事实上，因为他们俩的水平远远超过最先购买吉他的我，所以我对弹吉他这件事已经意兴阑珊。我与大林讨论得热火朝天，小林忽然低沉地说：“我无所谓，反正我就在家里。”他说得轻松，我们却听出了他声音里的失落。

小林将吉他扛在肩膀上，猛然用力，自行车飞奔而出，我坐在后座上，抱着我的吉他，他们开始唱齐秦的《冬雨》，这是小林正在学的一首曲子。那个下午的模样如此清晰。我们即将各奔东西。

吉他没有改变我们的人生，即使男生们借助这项技能追求到了自己心仪的女生，但最终与他们共度余生的，却并不是当年的那个女生。

我的那把劣质红棉吉他留在了老家的旧屋里。最初几年我们相聚时，还会谈谈与吉他有关的话题。有一次，趁着酒兴，小林在一间小酒馆里弹唱了两首曲子，手感生涩到他恨不得砸琴。之后，我们似乎都忘记了吉他，它既不是我们的热血青春，也不是我们的伟大梦想。在最容易被热血与梦想绑架的年龄，它反倒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带给我们审美、创造的乐趣与轻松。

如今在每档选秀节目上，几乎都可以看到背着吉他谈论自己音乐梦想的人。每逢此时，我总忍不住想起我的吉他和吉他社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