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简介 2022年3月作品番号

苏辙简介番号更新时间:2022年3月;

苏辙个人资料

中文名：苏辙

别名：字子由，一字同叔；号颍滨遗老，苏文定、苏颍滨、苏黄门、小苏

谥号：文定

性别：男

民族：汉族

国籍：北宋

所处时代：北宋时期

出生地：眉州眉山(今属四川)

出生时间：公元1039年3月18日  逝世时间：公元1112年10月25日

职业：宋朝将领

职位：门下侍郎、尚书右丞等

爵位：开国伯、魏国公

成就：“唐宋八大家”之一、“三苏”之一

代表作品：《栾城集》《六国论》《龙川略志》《论语拾遗》《古史》

苏辙简介

苏辙(公元1039年3月18日—1112年10月25日)，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汉族，眉州眉山人(今属四川)，北宋文学家、诗人、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

嘉祐二年(1057年)，苏辙登进士第，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任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此后随张方平、文彦博等人历职地方。

宋哲宗即位后，召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1086年)，任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

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苏辙因上书劝阻而忤逆哲宗，落职知汝州。此后连贬数处。崇宁年间，蔡京当国，再降朝请大夫，遂以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州，号颍滨遗老。

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去世，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宋高宗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宋孝宗时追谥“文定”。

苏辙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其诗力图追步苏轼，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苏辙亦善书，其书法潇洒自如，工整有序。著有《诗传》、《春秋传》、《栾城集》等行于世。

苏辙生平简介

苏辙，字子由，十九岁时，和哥哥苏轼一同考中进士科，又一同殿试制科策问。仁宗年纪大，苏辙想他或许对政事感到疲倦，所以尽力讲政事得失，而对宫禁朝廷的事，论得尤为激切。他在试卷中说：

陛下即位三十多年了，平常静心思考，也曾有所忧虑于此事，还是无所忧虑于此事呢？我读了策问，陛下已有忧虑恐惧的话了。但我愚笨不敏捷，自以为陛下有这话而已，实际行动则还没有。从前宝元、庆历年间，西夏作乱，陛下白天不能安坐，夜间睡不稳，天下人都说陛下忧惧小心，像周文王。但从对夏停战，陛下放弃了忧惧之心，已二十年了。古代的圣人，没有事就深怀忧虑，有事却不怕。那种在无事时的深怀忧虑，就是为了有事能不怕。现在陛下没有事就不忧虑，有事就大恐慌，我以为忧乐的出发点不对了。我是个疏远的小臣，道听途说，不知是不是真的？

近年以来，宫中贵姬到了千数，歌舞饮酒，倡优取笑没有节制，陛下在朝不问治国谋略，在便殿也不去征求大臣意见。三代的衰乱，汉、唐的后期，女宠的害处，陛下也知道了。长久不停止，各种危害将由此引起。在内受蛊惑的迷惑，以伤害和气损坏身体；对外因私下请求搞乱法纪，以致败政害事。陛下不要认为在内好色，不会有害政事。现在国内穷困，百姓愁苦，而宫中喜欢赏赐不加限制，所想的就给，不问国库有没有。管财政的官员不敢抗争，大臣不敢劝谏，拿着契券手敕，急求如同打仗救火。国家对内有养活士人、养活军队的费用，对外有给契丹、西夏的岁币，陛下又自己作一个陷阱来消耗其剩余财力，我怕陛下因此得到人们毁谤，而民心不归向陛下。

策问试卷送上后，苏辙自己认为一定被黜落。考官司马光置于第三等，范镇感到为难。蔡襄说：“我是三司使。管财政的官员不抗争这话，我感到惭愧而不敢有怨。”只有考官胡宿认为对皇上不恭，要求黜落他。仁宗说：“用直言来得人，而因直言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宰相不得已，把他列入下等，任商州军事推官。当时父亲苏洵奉命修《礼书》，哥哥苏轼签书凤翔判官。苏辙要求在京城侍养父亲。过了三年，苏轼还京，苏辙为大名推官。过一年，遭父丧。服丧后，神宗已即位二年，苏辙上书论政事，被召见于延和殿。

当时王安石以宰相与陈升之管三司条例司，叫苏辙入三司条例司。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和他议论大多相抵触。王安石拿出《青苗书》叫苏辙仔细议论，说：“有不便之处，就告诉我不必疑虑。”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使出利息二分，本意是在救济百姓，不是求利。但出入之间，吏员趁机营私作奸，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钱到百姓手里，即使良民也不免乱花；到交还时，即使富民也不免超过期限。这样，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州县官的事不胜其烦了。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没有借钱给百姓。有责怪他的人，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钱，不是国家之福；叫吏员靠法催督还债，对百姓不利。我虽然从不发放借贷，但四方的丰收和灾荒谷价的贵贱，从来能及时知道。有谷贱处就收购，有谷贵处就发售，所以四方没有太贵、太贱的弊病，岂用发贷款？’刘晏所说的，就是常平仓法。现在此法仍在而患在不整顿，你真能有意于百姓生计，就整顿实行，那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见效。”王安石说：“你的话有理，我当慢慢思考。”从此一个月不讲青苗法。

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请发给度僧牒几千份作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还，和王安石意见相合，于是青苗法实行。王安石派八位官员到四方去，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朝廷内外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都不敢说。苏辙去见陈升之说：“从前嘉祐末年，派官去抚恤各路百姓，但他们各人都务求滋生事端，回来所奏的大多不可实行，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和此事有何不同？”他又写信给王安石，竭力陈说此事之不可行。王安石发怒，将加罪，陈升之劝阻，任为河南推官。张方平为陈州知州，征召他为教授。三年后，授齐州掌书记。又过三年，改任著作佐郎。又随从张方平签书南京判官。住了二年，因哥哥苏轼作诗得罪朝廷，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升调。后移为绩溪知县。

哲宗即位，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入京。元祐元年，任右司谏。宣仁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想革除弊政，而旧任宰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都在位，窥测朝政的得失，苏辙都把他们论奏去职。吕惠卿开始时谄媚王安石，提倡虐政危害天下。到和王安石势均力敌时，就排挤陷害王安石，比仇敌还狠，世人尤其恨他。到这时，自知不免受责，请求提举宫观以逃避贬官流放。苏辙上疏把他的奸恶加以揭露，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马光因王安石免疫法之害，想恢复差役法，不知差役法之害相当于免疫法。苏辙说：“自从废除差役法几乎二十年，官吏百姓都未习惯。何况役法关系众多事务，盘根错节十分复杂，实行得慢些，方能审慎详尽。如果不深究事情的始终，轻易地立即推行，恐怕实行之后，又产生各种弊端。现在州县的免役钱，照例有累积剩余，大约够用几年，暂且依旧雇役，到今年为止。催促监督有关官员审议差役法，趁今冬成为法令，来年再行差役法。要使既实行之后，不再有人议论，那就进退都有利了。”

司马光又因王安石私自设《诗经》、《尚书新义》来考试天下士人，想改变科举，另立新的条例。苏辙说：“进士来年秋天考试，没有多少日子了，而议论不及时决定。诗赋虽然是小技，但要讲究声律，用的功夫不浅。至于治经书，诵读和讲解，尤其不是轻易的事。总之，来年都还不能实行。请求来年的考试，一切还照旧，惟有经书的释义兼取注疏及各家议论，或提出应举者自己的见解，不专用王安石的学说。并罢去对律令释义的考试，使应举的人知道有定论，一心一意做学问，以待选拔考试，然后慢慢地议论元祐五年以后科举的条例，也不算晚。”司马光都不听。

起初，神宗因夏国内乱，用兵进攻，于是在熙河增设兰州，在延安增设安疆、米脂等五寨。元祐二年，夏国派使者贺哲宗登位，使者回去，尚未出境，又派使者入境。朝廷知道他们有请求兰州、五寨土地的意思，大臣讨论守或弃尚未决定。苏辙说：“最近西夏使者虽然来到，边界的事，并没有说起。猜他们狡猾的心思，大约知道朝廷厌倦战争，坚持不提出请求，想使这个建议让朝廷提出，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朝廷深知这个意思，忍着不给，要他们迫于势穷力竭，才来请求，但一失这机会，一定会后悔。他们如果调集兵马，驻在边境上，答应他们就是怕兵势而给与他们，不再是恩典；不给就开启边界冲突，祸害无穷。时间紧迫，正在这时，不可失计。何况今天的事，主上年轻，母后垂帘听政，将帅士兵们，尚未接受恩惠，战争之日，叫谁去出力效命？如果军书纷至沓来，胜败纷纭，临时作出决断，由谁来负责？请皇上把此事反复考虑，早日决断，不要让西夏人又闹事猖狂。”于是朝廷允许还西夏五寨，夏人顺服。迁苏辙为起居郎、中书舍人。

朝廷议论使黄河回到故道，苏辙对吕公著说：“黄河决口向北流，从先帝时就不能使其回故道。现在不根据以前的状况而对尚未出现的情况早事修筑，却要其回故道，这很困难，而责任也重，这是自认为智力和勇气胜过先帝。”吕公著觉悟，但不能照办。升为户部侍郎。苏辙因在朝廷奏事对答，进言说：

财赋的来源，出于四方，而积聚在首都。所以善于治国的人，把财物藏在百姓那里，其次是藏在州县中。州县财政有富裕，转运司也就常能充足；转运司既充足，户部就不困乏。唐朝制度，天下赋税，一份上供朝廷，一份送节度使那里，再一份留在州中。比较起今天来，上供的数目可以说少了。但每次有紧急的事，皇帝命令一发出，船运车载相连接，大事就办成了。祖宗以来，法制虽不一样，而各路积蓄的数目，还极丰厚。所以能及时收取散发，开支可以自主，财权在手，要做的事必然成功。从熙宁以来，讲求财利的官员，不明白本末道理，想使国家富裕，而先使转运司困乏。转运司已经困乏，上供就不能连续不断；而户部也困窘了。户部和度支使既已困乏，那么内府另外的积蓄，虽然像山一样堆积，而烂坏成朽土，对国计没有好处。

不久他又说：

我用祖宗旧制来考察，今天本部所行的事，体例不同，利弊相去很远，应根据事实加以措置，以堵塞弊害的根源。谨举三弊害奏闻：

第一是分河渠事务为都水监，第二是分造甲胄事务为军器监，第三是分修缮建造事务为将作监。三监都属工部，因此本部所专管的事，剩下不多，出纳增减之权，由其他官署决定。近来，司马光执政，知道这种情况有害，曾让本部收揽各司的权利。当时所收还的，未抓住要害，至今三个事务仍被其他官署所擅权，深为可惜。

大抵国家的有财，好比人的有饮食。饮食的道理，应当让嘴管出入，而由肚子决定多少。然后分布气血，以滋养各个部分，耳朵眼睛靠这而能看见听清，手脚靠这有力气。如果不专让嘴和肚子去管，而叫手脚、耳朵眼睛都来分管饮食，虽然想要吃饱也办不到了，何况平安长寿呢！现在户部之在朝廷，就像嘴和肚子，而让其他官府分管这事，和这比喻有何不同？几十年以来，群臣常因一件事未办成，就分到其他官署。财权一分散，用财就没有节制。其他官署以事情办成作为功效，就不顾财力的有无；户部以供给财力为功效，就不去问花钱的事该不该办。彼此各管一职，其势不能互相通气，即使户部有有才智的官员，终究也无益于事，有无能力都一样有害，府库终于空虚。现在不及时补救，后患一定更严重。

从前嘉祐年间，京城连年大水，大臣们才将河渠事设都水监去管理。置都水监以来，比起过去，有何补益？而大不利的，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使的职权。转运使在管河渠事务时，州中各护岸工事，护岸的吏员士兵、储备物资，没事就分散，有事就合作。水流冲向哪里，各护岸的人都赶去，吏员士兵得以合力，储备物资可以一起使用。所以有事之日，没有暴敛伤财的祸害，事情完成之后，慢慢地补救其缺失，两方都没有妨害。自从有监丞，依法责求成效，有紧急情况时，各护岸并不互相帮助，而转运司受害无穷。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这是其一。

先帝把官制改革一新，并列设六曹，随各曹分管事务，所以三司照旧例多属工曹，名义虽属正当而实际并不利。从前胄案所管的事，现在在朝廷内成为军器监而上属工部，在朝廷以外为都作院而上属提刑司，要造兵器之类，户部不得参与意见。访知河北道近年制造羊皮袋，动以千计。皮袋的用处，是当军队困于水流，又无船只渡过，然后需用。而这些物品，稍经年月，一定蠹坏。朝廷没有出兵的计划，而有关官员却在办理添置，不管利弊，使公家和私人设法满足，损害财物。如果专归转运司管，一定不会这样。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这是其二。

从前修造案掌管百工的事务，事情有可缓的和急促的分别，物有利有弊，户部都能决定。现在工部以办成事为目的，缓急利弊，谁去议论？朝廷近来因箔场的竹箔，堆积久了会烂坏，提出叫出卖，上下都以为妥当。诏书下发不久，又以为各处建造，每年要用，就命令搬运堆积，废除出卖的办法。我不知道将作监现有多少工程，一年要用多少竹箔？从这里取来积压在那里，没有使用的时候，有没有损耗，而作出这决定。本部虽知这样做不利，而因为是工部的事，不敢再说。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这是其三。

诸如此类的事很多，臣不能全部举出。所以请用诏书明确告诉有关部门，撤销外地水监丞，把所有河北治水的事及各路都作院都归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都应兼归户部管辖，使其决定事情的可否，要花费多少财力，而工部管质量好坏，完成的快慢。可否实行、费用多少由户部管，那么对伤财害民之事，户部就无法逃避责任了。如果质量好坏、完成快慢由工部管，那么出废品和太慢供不上，工部就无法推托责任了。制度出于一律，而后天下的贫富，可以责成户部了。

哲宗接受他的意见，惟有都水监仍旧不变。

朝廷认为吏部元丰时所定吏员名额，比过去吏员名额多几倍，命令苏辙依事务轻重裁减。吏员中有个白中孚说：“吏员名额不难确定。从前的九品内选录，即现在侍郎对下级官吏的选录，事情的繁忙，无过于此了。从前选用吏员仅十几个人，而现在下级官吏的选用至几十人，事情并不比过去多而用吏员多几倍，为什么？从前没有严格的法律、重禄，吏员受贿赂，就不愿人多去分所得的贿赂。现在实行重法，给予重俸，贿赂比过去少，所以不怕人多而贪图事少。这是吏额多少的大致情况。过去规定，一天中发生的事情按难易分为七等，繁重的事定为一分，轻的到一厘以下，积若干分就定一个人的名额。现在如果取各司两个月的事务定分数，那吏员名额的多少限制，就无从隐瞒了。”苏辙说：“这是关系到许多吏员切身利益的。如果以分数定人数，一定会大量减少名额，将要引起大量纠纷，虽朝廷也无法处理。”于是对宰相全部讲出自己的看法，要求根据实际定数额，等吏员中的年满转出，或因事死亡的就不再补员，减到限额为止。不过十年，多余的名额也就减完。收效虽然慢些，而现任的吏员知道与自己无关，不再抱怨。吕大防命令各诸司吏任永寿和中书省吏员几个人管这事，便违背苏辙的建议而定额，每天裁减吏员，又因自己的爱憎改变各部门次第。任永寿又因贪赃刺字流放，吕大防就大致依苏辙的建议实行。苏辙代苏轼任翰林学士，不久代理吏部尚书。出使契丹，接待他的是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背诵苏洵、苏轼的文章和苏辙的《茯苓赋》，遗憾见不到全集。出使回来，任御史中丞。

从元祐初年开始，国家政治焕然一新，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人心已经安定，只是元丰旧党，分布在朝廷内外，常常兴起一些邪说来动摇皇上，吕大防、刘挚很担心这件事情，想逐渐推举任用他们，来平息他们先前的仇恨，称之为“调停”。宣仁皇后犹豫不决，苏辙当面指责这作法不对，又上奏疏说：

最近我曾当面议论过，君子和小人不能够一起相处，圣上的意思好像不认为我说的话不对。但因皇上的龙威就在我眼前，我心情紧张言辞急促，言犹未尽，我做臣子的如果不把该说的说完，那么谁来补救陛下的过失呢？亲近君子，疏远小人，那么国君就尊贵，国家就安定；疏远君子，亲近小人，那么国君就会担忧，国家就危险。这是必然的道理。我没有听说过，由于小人在朝廷之外，担忧他们不高兴就把他们引荐到朝廷之内做官，而给自己留下祸患的。所以我认为，对小人虽然不能把他作为心腹委以重任，但让他们做地方上的州长、太守之类的小官吏，为一些俗务奔走效劳，只要他们做事不偏颇也就可以了。如果把他们引入朝廷做官，这就好像害怕强盗得到自己的财物，而把他们引入自己的寝室，知道虎豹要吃肉，就打开野外的牧场，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君子、小人在形势上如同冰和炭，相处必然相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图利益，能忍受耻辱，攻击他，但却很难让他离开职位；君子洁身自好，看重道义，受挫折他就引退了。古语说：“一种香草和一种有臭味的草放在一起，结果十年之后仍有臭味。”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先帝聪明、睿智、通达事理，痛恨颓靡的风气，想要为四方修明纲纪，使之和三代一样兴盛。如果我们做臣子的不能顺从先帝的法规，却擅自制定出各种法规，那么就会对上违背了天意，在下失去民心。二位圣主如果顺应民愿，采用先帝之法又适当改变，那么上下都会感到喜悦安慰。这样一来，过去掌权的官员，现在朝廷即使不加排斥、驱逐，那形势也不能再留在朝中。倘若能仰仗二位圣主的仁慈，能容忍他们在朝廷之外做官，也已经是厚待他们了。而提议的人被元丰旧党的话所迷惑，竟然想招引、接纳他们，和他们一起共事，把这种做法叫做“调停”。这类坏人如果重返朝廷，难道肯徒然地停止而不报仇吗？他们一定会戕害正直的人，逐渐恢复以前的做法，以泄私忿为快。做人臣的遭受祸患，也许不值一提，而我所痛惜的是祖宗的基业和我们的社稷啊！希望陛下坚定自己圣明的意志，不要被流言迷惑，不要让小人进入朝廷，又受害而后悔，那么天下就很幸运了。

奏疏送入宫中，宣仁皇后让宰相在帘前读给她听，然后说道：“苏辙担心我们君臣正邪兼容，他说的话很符合道理。”众大臣都顺从并符合太后的话，“调停”的主张终于停止。

苏辙又上奏说：

我看到当前天下虽没有大治，而祖宗时的法纪还在，州郡百姓大致安定。如果大臣们端正自己处心公平，没有生事和邀功的意思，根据弊端修补法令，实行安定百姓使国家太平的办法，那人心自然安定，虽有不同的党派，谁能不归心？过去那些不同的看法以及反覆无常的人，也不足为虑了。但怕朝廷做事，常常不大明白仔细。不久前，黄河向北流，正是符合水的本性，而水官主观办事，要引导水向东流，使水从低处向高处流，违反五行的常理。到陛下派官员考察时，知道不能做，还有人固执不听。至今多年，使黄河回故道的事虽作罢，减水的事还在，就使河北的百姓，财和力都很困乏。现在西夏、青唐，外表称臣归顺，朝廷安抚赏赐极多，就怕失去他们。而熙河的将领官吏创议建筑二堡，侵占他们肥沃的土地，在讨论接纳醇忠时，因夺去他的节钺，功劳尚未可见，而争端已出现。朝廷虽知道不对，始终不明白地处理，如果因此造成边界争端，关陕难道还可安居乐业？这二件事，就是我所说的应端正自己平心办事，不要滋生事端求取功劳。

从前嘉祐以前，乡里派衙前役，百姓常有破产的灾难。熙宁以后，出卖了坊场而雇人服衙前役，百姓不再知道有衙前役之苦。到元祐初年，一切都想恢复旧制，一律恢复差役法。官府收坊场钱，百姓出衙前役之费，四方百姓惊骇，众人议论纷纷。后来知道不可行，不久又恢复雇役。去年秋天，又恢复差役法。又熙宁时雇役的办法，三等人户，都出役钱，上户因家产富裕，出的钱无限制，下户从前不服役，也叫出钱。所以这两种人户，不免叹息怨恨。至于中等户，从前已经服差役，现在又出钱不多，免疫法的实行，对他们最方便。废除免疫法，上下二等户，高兴是可想而知的，惟有中等户反而受害。且像几县内中等的人家，照例出役钱三贯，经过十年，出钱三十贯而已。现在差役法既已实行，在各县做杂事的手力役是最轻的，农民在官府服役，一天花费百钱，花的钱最少。但一年之中所花的钱，已经是三十六贯，二年服役期满，费用七十多贯。服役回家，大乡可以轮休三年，小乡还不到一年。以此比较，差役五年所费，比雇役十年所费多出一倍。出赋役的人，多数在中等户里。这样的规定，不利处不是一件，所以天下人都想雇役而厌恶差役，现在五年了。这样两件事，即我所说的应根据弊害修改法令，作为安定百姓使国家太平之法。

我因见闻很少，不能知道当前的全部利弊。但上述四件事不去掉，像我这样还知道不对，何况怀有不同意见，心中想反覆，希望国家有失误，可以作为藉口的人呢？我恐怕这四件事，他们已经在心里暗暗记住，造了不少谣言，等候时机行动，来动摇众人的视听了。请求告知宰相，事情有失当的，更改不要疑虑，法令有不完备的，修改不怕疲倦。如果既已得到民心，那不同的议论自然消失。陛下垂拱而治安享太平，大臣们逍遥地安于富贵，海内百姓受福，上下同心，岂不很好。

大臣怕揭露自己过失，终究不肯改正。

六年，为尚书右丞，升门下侍郎。当初，西夏来贺皇帝即位，跟着求和，并且商议边界。朝廷允许和约，认为地界已定，付给他们每年的赏赐。商议很久，未作决定。第二年，西夏人用兵袭击泾原。杀死抢劫弓箭手几千人，朝廷忍耐此事不问，派使者去赐给策命。西夏人在接受礼仪时很傲慢，以地界作为理由，不再派人来答谢，再次侵犯泾原。元祐四年时，西夏来贺坤成节，并且商议地界。朝廷先以每年赏赐给他们，地界又未决定。西夏人于是对边界多方侵犯和提出要求，熙河将佐范育、种谊等人，就违背和约侵占夏境筑了质孤、胜如二堡，西夏立即拔除毁掉。范育等又要用兵接纳赵醇忠，及擅自招降他的部族人一千多，朝廷拒绝不接受，西部边界纷扰。苏辙要求罢免范育、种谊，另派老将守卫熙河。宣仁后认为正确，大臣竟同意范育、种谊，不予听从。

苏辙又当面上奏：“君主和臣子，地位不同。臣子虽明知是非，而不能去做，要罢休只能罢休；君主对于事情，不知道就罢，知道了而不能实行，那事权就丧失了。我今天说这话，是要陛下把威力和权柄收揽在自己手中，来端正君臣的名分而已。至于专听一些人的话，不逐步制止，到严重时，必然给他加以罪名，不免罢免。事情发展到如此，难道是朝廷的好事，所以我是想保全大臣，不是想害他们。”

元祐六年，熙河上奏说：“西夏十万骑兵压向通远军边界，挖掘所争的崖巉(chán)地方，杀人三天而退去。请求趁他们退走之时，赶快把近内地的堡寨移向边界，乘有利就前进，不必再守信用。”这建议交给大臣们议论。苏辙说：“应该先决定是用兵呢，还是不用？”吕大防说：“如果应该用兵，也不能不用。”苏辙说：“凡要用兵，先要论理由的正当与否。我们如果不正当，决不能用兵。朝廷近来和西夏人商议土地分界，想用庆历的旧例，用彼此之间取正中为准，这在道理上最简单公正。西夏人不同意，朝廷就不坚持。朝廷遇到事情，常失于先易后难，这就是所谓的起先图省事。后来又答应不属于赏给夏人的城堡，依绥州之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作为堡铺，十里是草地。约议刚定，朝廷又要求在两寨的界上侵占夏国土地，划一条直线，夏人答应了。又要求夏人在界线上再留草地十里，夏人也答应了。凡这些都是后来难。现在又想在定西城和陇诺堡之间划一条直线，所侵占西夏土地一百几十里。陇诺是祖宗时的旧边界，难道是所谓的不属于赏赐夏人的城堡吗？这就不正当，是足以引起寇乱的大事。”刘挚说：“不用兵虽好，但事情有须要用兵时，也不可不用。”苏辙奏道：“夏兵十万屯驻熙河界上，不在别处，专在所争之处杀人、掘崖巉，这意思可以知道，这不是西夏人的罪，都是朝廷处事不恰当的缘故。熙河路常敢于制造事端，不守信用，我想责问主帅。”后来屡次因边界士兵深入夏境，宣仁后就听从了苏辙的建议。

当时三省任用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并且说姚勔(miǎn，同“勉”)也说过。三省又任命蒲宗孟为兵部尚书。苏辙上奏：“以前任用李清臣，给事中谏官纷纷反对，争议未决。现在又用蒲宗孟，恐怕不利于政事。”宣仁后说：“缺官怎么办？”苏辙说：“尚书缺官已几年了，何尝荒废事情？今天任用这二人，正和去年用邓温伯没有不同。这三个人，不是有大恶，但此前和王珪、蔡确等人一起进用，心意和今天实行的政治不合。现今尚书共缺四人，如果用这四人，使党徒们互相引进，恐怕朝廷从此不安静了。”议论就此罢休。

绍圣初年，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邓润甫(邓温伯)为尚书左丞。二人长久在外地，不得志，稍稍又讲熙宁、元丰的事来激怒哲宗心意。正逢廷试进士，李清臣所拟策问题目，就是邪说。苏辙上谏说：

伏见御试策问题目，指责近年以来实行的政事，有继承恢复熙宁、元丰之法的意思。我以为先帝以天生的才能，施行大有作为的志向，他所施行之事，超过前世古代，其中有百世不能改变的。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肯接受尊号。裁减宗室，施恩不给五服以外的远亲，减省了朝廷无数的费用。出卖坊场，雇募人充衙前役，免去民间破产的灾难。废去各科考试中死记背诵的科目，训练各将领部下懒散的兵卒。设有官阶而无实职的寄禄官，恢复六部的旧制，实行严格的给吏人俸禄的法令，禁止交通关节以营私。实行有限攻势制服西夏，收取六类户役钱来宽免杂役。大凡这些，都是先帝智慧的决策，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仍在奉行，并没有荒废。至于其他，事情有失当的，哪一代没有。父亲开创于前，儿子补救于后，前后互相补益，这就是圣人的孝道。

汉武帝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政枯竭，于是实行盐铁、榷酤(què gū)、均输的政策，百姓负担不了，几乎酿成大乱。昭帝任用霍光，废除烦重苛刻之法，汉朝就安定了。光武帝、明帝以苛察作为明智，用图谶来决定事情，上下的人都很害怕，人人心中不安。章帝即位，深知其错失，代之以宽厚、平易之政，后世加以称道。本朝的真宗重文轻武，号称太平，而群臣因为他的极盛，伪造天书。章献皇后临朝，采取大臣的建议，把天书藏在棺材里，使其灭迹；仁宗亲政，绝口不提天书。英宗从藩王入继帝位，大臣创议追崇濮王。到先帝继位，有人要求再实行其事，先帝就止息其议而不予回答，因此得到安静。以汉昭帝、章帝的贤明，和我朝仁宗、神宗的圣德，难道不重视孝敬而轻易从事变更吗？我区区的愚意，愿陛下反覆思考臣的话，不要轻易去改变现行政策。如果轻易改变九年来已实行的事，升任多年不用的人，那些人怀有私怨，而以先帝为藉口，大事就坏了。

哲宗看了奏章后，认为引用汉武帝比喻先朝，很不高兴。削去职名任汝州知州。过了几个月，元丰时诸臣都在朝廷任职，再贬苏辙为袁州知州。未到任，降为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处分。绍圣三年，又贬化州别驾，安置雷州处分，移到循州。徽宗即位，移永州、岳州，不久恢复为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崇宁年间，蔡京掌握国政，又降为朝请大夫，取消宫观官，住在许州，又复授太中大夫退休。在许州建屋，自号颍滨遗老，自己作了万余字的传，不再和别人相见。整天静坐，这样过了将近十年。政和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年间，谥为文定。

苏辙性情沉静简洁，写文章气势宏大而淡泊，和他的为人相似，不愿被人知道，而俊秀杰出之气终究不可掩饰，他的高超大致和哥哥苏轼相近。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都流行于世。三个儿子：苏迟、苏适、苏逊。族孙苏元老。

苏辙生平评价

苏辙论析事情精确，修辞简明严格，未必比他哥哥逊色。王安石当初议论青苗法，苏辙几句话就阻止了他，王安石从此不再讲这事，如果不是后来王广廉附会王安石，那这议论就止息了。苏辙说话不多欲望很少，素来能得到王安石敬仰之心，所以能这样。像这些，苏轼好像不及他，但若论苏轼英俊豪迈的气派，弘大雄伟的文章，苏辙作为苏轼的弟弟，可以说是难了。元祐时代秉持政事，竭力斥责章惇、蔡确，不赞成调停；到讨论使黄河恢复故道、雇役法，和文彦博、司马光意见不同；西部边境的策略，又跟吕大防、刘挚不合。君子不结朋党，在苏辙身上可以体现。苏辙和哥哥在进退和出仕入仕上，无不相同，在患难中，友爱更深厚，没有一点怨恨，近古尤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