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温哥华的第一个夏天，离上海一万两千公里。

两个月没下雨。早上七点，阳光都融化了，一群人穿着荧光绿的跑步衣服，从楼下浮过去。

咖啡在窗台上隔搁了一会儿，还有点烫。

再试一口，液体划了个斜坡，沉淀露出来，杯底一片崇山峻岭。

包已经收拾好，还可以发会儿呆。听到卢卡进了卫生间，我得再帮他温一壶咖啡。

咖啡机噗噗作响，手机上跳起小桃的微信语音请求。小桃是我唯一的表妹。

近几年，我和小桃只在春节全家聚餐才见面。她不太和我一起坐，而是靠在父母一侧，面前放满高高的一杯椰子汁；刘海，鬓发，黑框眼镜，深深低向垒起的餐盘，不断举起手机看活络着的微信朋友圈。

十岁以前，我和小桃暑假在外婆家，晚饭为争两片卤牛肉争得鼻青脸肿；半夜里，又挤上同一张单人折叠床，互相挠痒痒，聊天睡不着，扭开台灯，面对面盘腿做布娃娃。

外婆说，你们是彼此的唯一，要姐妹情深。

现在，外婆不可能知道我马上结婚。那么，她还是没拖太久。

“外婆没了。”信号不好。电话接通后，小桃的声音先出来。

“什么时候？”心里一扇门“砰”地关住，疼得眼泪直冒。

图像出来。小桃像是手抖，握不住电话，虚白的脸晃了又晃。她的眼睛看着前方，不看我，像小学生第一次上台演讲，胆颤地忍着，朝前方莫须有的一片空白吐出一串字。“今天下午三点四十。本来要出院。还说回家吃小笼包。衣服穿好，刚摸到走廊里坐下，她往地下一滑，扶到床上，心电图没了。”

小桃泪汪汪的，眼睛泡得老大，手里团着一球纸巾，在眼皮周围卷来卷去。

“那现在怎么说？”咖啡机“嘀嘀嘀”好久，我去关掉，厨房找不出一张纸巾，下巴奇痒，我用手背蹭一蹭。

“八月三十一日追悼会。”后面该问“你什么时候到”了吧。

还是那团纸巾，往嘴角按了一下，把后半句抹了，沉默里淌下一串奇痒的泪。

“我还在温哥华。最近，回不来。”

近十年，我离职，改行，结婚，离婚。从城镇到上海，再到海外。我远远地离开外婆。她也终于习惯不问。

以后也问不到了。

02

“站到老地方。”我慢慢挪到窗边的角落。他摇摇晃晃跟过来钳住我两个手腕，脱下鞋底，抽腿、屁股，肉多的地方。青紫的瘢痕到处都是。第二天，邻居看到开玩笑，“你爸又给你纹身了。像个黑社会。”

“以前你为什么老打我？不然我也不会住到外婆家。”

二零零七年小年夜，我和爸爸约了给外婆送年货。离开外婆家四年，离开父母家十二年，我们终于像朋友，可以聊我们之间的事，又好像在聊别人的事。

“我打你，不希望你原谅。你对外婆好就行。她对我们家有恩。”爸爸不正面回答，像心里还有气。他骑了一辈子自行车。过水塘的时候，喜欢放慢速度，让车轮神气地颠过，后座两箱牛奶“咯噔咯噔”。我走一边，跟着看。然而，他的腿力渐弱，前轮开始没耐心地左右摇晃，像十年前，每次他打我之前的那种急躁。

那时候，当我说起外婆外公是医生，比爸爸妈妈条件好；不想在冬天洗衣服，手太冷；喝光一小瓶椰子汁，没有给妈妈尝一口；任何事情似乎都惹他生气。

“结婚时候，光想着残疾人，同病相怜，好照应。可没想到是这样的工人家庭。”外婆说她一直不了解爸爸的身世，我长到十多岁，也才第一次听他亲口提起。

“我五个月，一条腿粗，一条腿细，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医生告诉我生父生母，是小儿麻痹症。医院里，隔壁床上有个人，年轻时候性病，生不出孩子，他们就把我给掉了。这件事，我死都不原谅。”说到“死都不原谅”，爸爸的脸上有种孩子渴望复仇的神情。

“你爸当然有气。我们对你、对你妈多好。”外婆说。

一九五八年，我妈妈出生，在婴儿房感染病毒。妈妈两岁时，外婆带她跑遍半个中国，花光家里大部分钱，得到确诊，终生失明。妈妈长到十岁，全家下乡到贵州，顺便把妈妈送进遵义盲聋哑学校。妈妈学布莱叶盲文，外婆也学，手把手教她。妈妈不想上学，被外婆打手心。“眼睛看不见就完了？也得学习，找活路。”

一九七六年，外婆带全家搬到江苏，帮妈妈找到一个学习医学推拿的老师。幸好学会盲文，妈妈能摸盲文医学书。一九八三年，妈妈在公社医院开始带薪实习，外婆再帮她介绍对象。

“一步一步，过日子要有计划。你妈和你，没人管，你们就完了。”

外婆每次说到“完了”，声音高上去，有点抖，像害怕厨房的碗柜突然倒下，所有的碗凭空摔碎，一地巨响。无论如何，她永远不允许任何人碰那口碗柜。

外婆外公住在医院的宿舍楼。当时分配下来最好的一套。第三层，不冷不热，有空调；客厅的灯永远亮着，不用担心电费；冰箱里牛肉随便吃，手上有冰可乐；每天看新闻联播，谈高级职称，国家一直在涨工资。

“还是我这儿待遇好，对不对？跟你爸在一起，天天挨打，哪可能有活路？”一九九五年起，外婆把我接到家里住了八年。

03

“脸鼓了，外婆养得好。”有时候，妈妈和爸爸一起来看我，拎了小方奶油蛋糕递到我手上，摸我的脸。

“过年回家呆两天吧。别跟你爸多话。”家里没电话，每次回家前，外婆给爸爸妈妈的邻居打一个电话，让邻居传话，安排给我做哪些菜。邻居见到我，笑嘻嘻的，“哎呦，候鸟回来了。”

二零零七年，师范大学毕业，我不想当老师，进了广告公司做初级文案，外婆生气住院。“广告有什么好做？可别给骗了，傻呆呆的样儿。”

过了三年，外婆得白内障，慢慢看不见，提出见见我当时的男友。

“外婆你放心，我理解她的家庭和父母。我肯定要照顾她一辈子的。”他坐在外婆对面，气定神闲，仿佛已经跟我在这个城镇里度过大半生。

外婆笑了，向前伸出手，抓到男友的胳膊，顺着胳膊摸到手腕，手掌。

“手里有点力气。感觉还牢靠吧。”她后来单独跟我说。

又过了两年，一个冬天早晨，她单独打我的手机电话，叫我去家里吃小笼包。

“外婆得癌了，而且眼睛比你妈还瞎。老糊涂，没活路，再也帮不动你。考虑结婚吧。”隔着桌子坐，热腾腾的白雾那头，她吞口馅，说两句，哭起来。

“好了，好了，没什么好讲的，吃吧。”这些时候，外公也看不得她弱。

二零一三年，我去上海工作，他不去。我们渐渐疏远，离婚。

离婚后，一直瞒着。走之前去看外婆，她像忘记我结过婚，光顾着问工作。“上海有什么好？老板给签合同，给交社保？”

在上海，我常常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长久坐着，忘记吃晚饭，有时候凌晨到家吃一些曲奇和水果，倒头就睡；或者打开冰箱，温一温早上剩下的豆浆或燕麦粥。后来，我吃一点油腻就胃疼，南瓜、燕麦、豆类、蔬菜吃进去才舒服。

大部分周六周日，我需要不定时加班。隔几个月空了，打电话给外婆，问她有没有想吃的东西，周末带给她。外婆想来想去，每次都是乔家栅的粽子、糕团。

我到的当天，她把小桃叫上，张罗一大桌午饭。

“吃盐水鸭了吗？蹄膀咸不咸？”她什么也看不见，侧着脸朝我问。

“她吃素了。”小桃从碗里掀走一大片蹄胖的皮，一边替我回答。

“怎么，减肥啊？那是要死人的。”她眉心一皱，眼神抖擞地一聚，像找亮光，迎接我的答话。我没响。隔了几秒，她的眼珠自顾自转了两圈，回到面前的饭碗。

“你胖，你瘦，我反正看不到了。老糊涂，再也不能管啦。”

到二零一七年春节，我包了两千元红包，吃饭时按到外婆手里，顺便说我要去加拿大一阵。她固定在靠背座椅上，一家人看着，她捏着鼓起的红包，用劲摩挲了半天，像是要把它捂热，然后，像刚睡醒一样，淡淡问，噢？公司安排吗？老板这么器重你吗？

张嘴喝鱼汤的时候，她像才反应过来，鱼汤刚含进去，就一扑腾，流着哭腔。

“外婆再也见不到你了，快完了，完了。当初可是我把你从婴儿房抱出来。”

暗哑失明的眼球后头滚出眼泪，胸口的大嘴猴围嘴一片披披挂挂，鱼汤和泪水搅在一起。

到了温哥华，我很久不敢问起外婆。

那个必然的答案，来了，我又能做什么呢？

04

挂掉小桃的电话，我回客厅窗台坐了一会。阳光刺眼的，把泪烘干了。心跳停止的那一刻，究竟是什么感觉？

“宝贝，你的包呢？他们刚打电话告诉我婚礼仪式九月一日。还剩三天。把你后面那扇窗子锁上，我们该走了。”

卢卡滚了一个拉杆箱，轰隆轰隆送到客厅的门边，仰头一空手里的半杯咖啡。

“我？就那一个袋子。”我指了指客厅中央一个旅行包。什么？只有七十二小时！才回过神，好像还少点东西。

“陪我去唐人街找件旗袍。”“旗袍”我用了中文，不知道英文怎么讲。

“什么鬼，到卡尔加里再找吧。”

四十八小时后，在卡尔加里唐人街，小桃发来外婆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的视频。几个花圈，扎出红白绿粉紫的团花。几个人在殡仪馆光赤的灰墙前站了一圈。

我辨认出外公，爸爸，小桃的父母，其他外婆的朋友。围着中间一口透明棺慢慢走。视频是小桃拍的，手机像素模糊了他们的表情，听不见声音，仅十秒钟。

关掉视频，白色条幅上的黑字“缅怀亲爱的玉凤”在眼前晃了又晃。

高纬度的城市，在夏季，阳光惨白，风很凉。

“宝贝，你不买气（旗）刨（袍）了？又在找什么东西。”卢卡看我握着手机，绕唐人街几条道一圈又一圈。

在太平商场，我找到一件旗袍。小立领。淡鹅黄色丝绸，领口顶上一圈细滚边用略深一点的明黄。手工绣花，花不多。水粉，黛蓝的细线，一层又一层严丝合缝。棉布领标，繁体字刺绣“香港精制服装”。

刷卡的时候，忽然眼泪啪嗒掉在VISA四个字母。

“最后一件你的尺寸，行大运噢。”售货员看也不看我，兴高采烈递出签字联。

我和外婆就这样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