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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做“大”

壹 重表达

还是做“小”

贰 单打独斗

如今的拿到院线去放映常常会吃闭门羹，不少导演表示，院线只要看到“纪（审）”就不愿意上映，“将我们看作是票房毒药，这件事也让我们很痛苦。”王一岩苦笑着表示。

还是重故事

还是重营销

但重表达的观点似乎不能让张雅欣认同，张雅欣是本届节纪录单元评奖委员会终审专家，她认为，“的纪录片好像是被误导了，我们总是希望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道理，一种概念，而忽略了它的本体其实是故事性。观众之所以不是特别喜欢我们的电影，其实就是我们的故事讲得不够好。如果我们能把一个故事讲得深入人心，然后再把道理蕴藏在其中的话，那么我们和国外纪录片人的距离或许就能更近一些。”

纪录片电影真的就是票房毒药么？也不尽然。去年韩国上映的纪录片《亲爱的，别过那条河》累积观影人数超300万，票房超2.3亿元人民币，而该片的投资却不足100万元人民币。在国内，纪录片电影《飞鱼秀》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它的票房只达到了收支平衡，，但它创造了超百分之百的上座率（多售出两张票，观众坐在折叠椅上观看影片）和单张91元的最高纪录片电影票价。“纪录片电影处在好时代，但是我们却没有准备好。现在的纪录片还是单打独斗，弄来一个片子，自己和院线经理商量能不能上，上几场，没有一个营销团队来帮助。”陈真说。

黄平茂认为，纪录片现在有一个趋势，一个变大、一个变小，“大的是纪录片进院线，小的是网络上播出的纪录片时长越来越短。电视也是如此，过去是30分钟，现在的纪录片栏目大约18分钟。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内容的货币化变现能力的问题。很多成熟的电影，在它上院线前收支就可以打平。不论我们今后是进院线还是走网络付费，在收入上都是一种很大的尝试。”黄平茂称，而今观众的注意力是非常稀缺的，每个人都在抢观众的时间、时段。电影比较成熟的做法是拿出收入的四成用作宣发，而网络恰恰是宣发的主要通道之一，因此综合来看，从产业的收入规模到趋势，网络能带给纪录片的东西很多。（记者 荀觅）

《飞鱼秀》的发行人徐广宇则认为，一个初始的产业应该更抱团。“我们往往重视前端而不重视后端，如果没有好的市场手段就没有好的市场结果。”徐广宇还建议，可以把还没放映的纪录片放到百度上做评估，“互联网可以用结果数据的方式呈现一个现象，告诉你做这个事到底靠不靠谱。”在做《飞鱼秀》之前，他就是通过数据发现这部纪录片是有市场的。

2004年起就开始制作纪录片的导演陈真，如今已完成了十几部作品，但他现在最大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片子大多数人没有看过。“我们需要把纪录片放进电影院里，应该说现在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原来少，我们没有机会，现在多了，机会来了，但机会却轮不到我们，这一点我们也很伤心。”

究竟是什么才能吸引观众为纪录片买单？正在创作纪录片电影《梁祝》的导演王一岩认为，纪录片的关键就在于真实，“因为真实的力量一定是观众最想看的东西。我认为电影就是电影，不应该划分纪录电影还是剧情电影，甚至是动画片，我觉得大银幕上的形象表达都是创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表述。我们更看重真实的东西，过度的故事渲染未必是我们所追求的。作为纪录片的表现手法，我更加追求的是不露痕迹地让观众感受到我们作为导演看到的世界，最终的判断交给观众，这样我们才能做到让更多的观众去看你的片子。”

在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各种大数据被一一公布，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有龙标放映的电影614部，但纪录片仅25部，票房约2000万元左右。而美国在去年上映的电影纪录片则有159部。如何才能让纪录片更好地银幕？日前，“纪录电影产业论坛”在北影节·电影市场召开，论坛上汇集了中国纪录片业界的决策者、研究者、发行方、从业者，共同把脉纪录电影市场走向，让纪录片顺利渡过三道坎。

从荧屏银幕

如徐广宇所说，纪录片能否搭上互联网快车呢？腾讯纪录片主编黄平茂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手机和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人身上的一个器官，很多成熟的电影上院线前都会利用网络做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