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女主播高惠兰面临着来自家庭、职场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腹背受敌，进退维谷。

家庭生活中，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她放弃了小孩，夫妻因此陷入冷战，形同陌路；婆家有显赫的声名，婆婆极为强势，高惠兰疲于应对。职场中，年轻女主播步步紧逼，后者为了上位不择手段，高惠兰不得不更加小心防备。更严重的是，高惠兰卷入了一起杀人案中，因在报道中得罪权力，她被警方视为强有力的嫌疑人，饱受舆论非议……

《迷雾》为高惠兰设置了如此多的困境，但不是像国内的“大女主戏”那般，方便各路男主角来拯救。电视剧想突显的，是困境中高惠兰的自由选择。这些困境，都是她的职业带来的，只要她愿意放弃和妥协，这些困境都将不复存在。但高惠兰不愿意，因为她有自己的职业追求和“星辰大海”——她想不断往上爬，成为青瓦台新闻发言人，实现自己“正义社会”的理想。她要更大的舞台，更大的作为。

不同于我们以前在电视剧看过的职业女性，她是女强人，但她不是“白莲花”般纯洁善良，她是复杂的。为了职业，她可以在母亲即将离世时，选择不去医院，而是跑去采访；为了职业，她结婚时看中的是丈夫显赫的背景；为了职业，她懂得充分利用别人的软肋，在关键时候致命一击……无论观众是否同意高惠兰的某些做法，但的确会被高惠兰的独立、自信、坚韧、清醒、内心强大等品质所深深折服，她身上的职业精神（比如对新闻伦理的始终恪守），让我们看到了职业女性强大而不平凡的魅力。

《迷雾》毫不避讳职业女性的欲望、追求和野心，同时深刻指出，职业女性在家庭、社会和生活中所遇到的重重困境，很大程度是男权社会的偏见造成的。高惠兰为什么要如此拼，甚至有些冷漠和不近人情？她曾对电视台“局长”说，前辈们担任九点新闻主播后一两年就升职到“局长”了，但她已经是第七年了，职位依然是“部长”，为什么？因为她是女人。一个女人想要在职业上有更大的追求，必须比其他男性付出更多，牺牲更多，她如何不全力以赴、来势汹汹？

《迷雾》的走红是情理之中的，对职业女性的真实刻画，对她们困境的如实展示，不仅是让职业女性也包括其他职场中人心有戚戚。但它的走红，也折射了我们同类型影视剧的一些问题，虽然每年都有不少打着“都市职场”口号的电视剧面世，却鲜有刻画成功的都市职业女性形象，我们对她们的想象是匮乏的。

国产剧在职业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一直是一个软肋。最突出的一点是，职业女性“不幸福”，她们无法在职业上获得认同，婚姻和家庭才是她们最终想要的“归宿”。

因此，未婚的愁嫁，好像无论她们在职业上多么成功，都不是真正的成功，她总需要一个爱她的男人。比如前两年出现了不少“大龄未婚女青年”题材的电影，像《剩者为王》《杜拉拉追婚记》，女主人公都是女强人、公司高管、长得漂亮，但她们却有一个共同点：恨嫁。因为还没嫁出去，就愁眉苦脸、抑郁寡欢、心灵受创、与父母关系不和谐。在热门剧《我的前半生》中，唐晶事业有成、独立干练、生活精彩，可她一定就是过不了贺涵这一关，她总要因为一个男人而不幸福并且与自己最亲密的女性朋友闹掰……

因此，影视中这些职业女性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在忙工作，戏剧冲突总是出现在家里、卧室和饭桌上，职场剧的外壳下依旧是家庭剧和情感剧的套路，编剧仍旧突然出的是职业女性作为妻子、母亲的角色。

就在《迷雾》走红之际，一部名为《淑女的品格》的电视剧火了。该剧由“中生代”女演员陈数、袁泉、俞飞鸿、曾黎共同出演，故事的设定是四位“不婚主义”的职业女性（她们的职业分别是教师、医生、设计师、总裁）在都市生活中的潇洒人生。微博上该话题阅读量已经超过1亿次，讨论超过了12万次。

可事实上，《淑女的品格》是一部网民“虚拟”出来的电视剧，它的主演、故事梗概乃至传播的海报、预告片，全部是由网民自制的。恰恰是这样一部“虚拟”的电视剧，却获得了如此多的关注和共鸣，因为它终于让女性不必面对剧本设计出来的职业、婚姻和家庭这三者的激烈矛盾，而仅仅专注于她们的职业追求和自主选择。

为何我们的编剧总是缺乏对女性另外一种生活的想象力？

这显然不仅仅是编剧的能力问题，它或许还得归咎于对女性的刻板想象，依旧以传统时代“女主内”的价值观要求每一个女性。然而20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化变革其实在一直致力于改写“女主内”的格局，女性也可以在社会生活中创造价值逐渐成为主流社会观念。据统计，2016年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超过63%，位居全球女性工作率世界第一名。

职业女性已经是女性的主流身份了，但国产职场剧中对职业女性的刻画，强调的却是这样的价值规训：职业女性在职场上不应该太“强势”，争强好胜的事留给男性就好；工作的同时要兼顾好婚姻和家庭，“主外”也别忘了“主内”。

对女性的无限要求背后是一个结构性的难题，中国人民大学女性研究者宋少鹏教授指出，

“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个人（往往是男人）在公共领域中的职业表现，需要私人领域中亲情的无偿支持。比如，性别化的分工（妻子承担的照料劳动和情感劳动）。......家庭仍是一种便宜地处理再生产职责的制度安排，女性的付出“在‘爱’与‘私人’的名义下无酬化。”

正是这一逻辑的作用下，我们影视剧中的职业女性不能单身，更不能像高惠兰那样有职业追求，甚至不惜放弃爱情、婚姻和家庭，如此才能维护家庭的价值，并创造出最大的“效益”。

《迷雾》和《淑女的品格》的走红，反映的是观众对这一逻辑的不满。我们需要这样正常化的职场剧，也需要打破传统想象背后的结构性难题。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的发展，都不能以压抑女性为代价，“而是，我们在思考社会基本制度安排时，必须带入性别平等的视角，充分考虑再生产职责的社会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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