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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杰出的小说家、文体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离开故国俄罗斯后，曾于1940至1950年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开设文学课程。他为此精心撰写了大量的讲稿，后经整理和编辑，辑成《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及《〈堂·吉诃德〉讲稿》三部讲稿。日前讲稿新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该社同期还出版了英国大诗人W.H.奥登的散文作品《染匠之手》，其中包括奥登作为牛津大学诗歌教授发表的著名演讲录。书中的文章题材广泛却又互有关联，奥登对诗歌，对艺术，对人生的种种境况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同为二十世纪的重要作家，纳博科夫和奥登无论身世和思想都有太多的不同。但显而易见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些讲稿或演讲录，某种意义上是他们为谋求生计而作，但都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们的文学价值观，以及独特的切入文学的角度。他们的所思、所感，正应了纳博科夫访谈集的书名《独出机杼》。而且他们关注的是文艺，背后呈现的是他们在二十世纪中的重要经验。

在《染匠之手》前言里，奥登坦然道，关于我们的文明，一个令人伤心的事实就是，诗人只有通过写作或谈论关于自己诗艺的东西，而不是通过写下实际的诗，才能赚到更多的钱。由此，如果说奥登写下的所有诗歌都是为了爱，他写受托的散文作品则是为了赚钱。但实际上，就像该书译者、诗人胡桑所说，这只是奥登一个谦虚的说辞，他真正的用意还是想在散文里面把思想呈现出来。

“而且这也是奥登特别看重的一部作品，动用了他能动用的所有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在里面几乎可以说，他实践了本雅明的理想，用引文去写作。”

纳博科夫自然是很少用引文的，他也没那么在意所谓的思想。而且他特别强调，他切入文学的唯一视角就是他对文学的兴趣，也就是说，从艺术的永恒性和个人天才的角度来看。因此，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平庸，理由就在于他在陀氏作品里体味的陈腐的说教与“被美化的陈词滥调”。在《俄罗斯文学讲稿》写托尔斯泰的章节里，他写道：

诚如书评人晓林子悦所言，纳博科夫对托尔斯泰的赞美，隐现他对昔日的眷念，因为托尔斯泰与他父亲相熟，这位白胡子小个儿老头是他幼年幸福时光里的一个影像。他对托尔斯泰的欣赏也隐含了他们在于文学观的默契。纳博科夫说，托尔斯泰“永远执着于没有时间限制的属于全人类的重要问题”。在1969年接受《时尚》杂志采访时，纳博科夫说道：“一个傻瓜也能明白托尔斯泰有关通奸的态度，但要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好的读者就需要想象。”

但在这部讲稿里，更多篇幅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讲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白痴》等五部作品，而给予托尔斯泰的却只是《安娜·卡列尼娜》，以及一部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纳博科夫还批评道，《堂·吉诃德》属于很早、很原始的小说类型，整体结构和情节都是粗糙的，它的文学地位是被强化的、不断叠加演绎的结果。但他还是用长达二十余万字的《〈堂·吉诃德〉讲稿》来分析塞万提斯和他的这部不朽作品。

纳博科夫手绘《堂吉诃德》故事发生地、纳博科夫对《包法利夫人》千层饼主题注解及查理帽子的手绘图

这难道仅只是为了投合学生的趣味，并因此乐得向学生展现他眼中的“反面教材”？毕竟，曾经富有的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后境况大不如前，凭《洛丽塔》成名之前，都颇为拮据。他需要靠在大学里讲课维持生活。事实未必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讲述哪个作家作品，诚如晓林子悦指出，纳博科夫都努力给学生提供有关细节以及细节之间联系的确切信息，以及感性的火花。“在纳博科夫眼里，没有感性的火花，一部作品就没有生命。”

1962 版和 1997 版两部电影中的洛丽塔

奥登的见解颇为不同，他更倾向于删除一些不必要的联系。他说：“一首诗必须是一个封闭体系，但是，在我看来，体系化的批评会纳入一些死气沉沉甚至错误百出的东西。

在对自己的批评文章进行润色时，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将它们删减成笔记，因为作为一个读者，我偏爱批评家的笔记本胜于他的论文。”虽然如此，奥登却希望人们逐篇地阅读这些笔记，因为这些笔记章节的秩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奥登也的确非常重视读者，他曾经说过，即便他那些看似抽象而非个人化的诗歌，也都在尝试与读者建立某种交流；他认为他的读者都是独立个体，他可以倾吐衷言，也可以与他们面对面地交谈，读者并非集体性的大众，他也不是从一个知识或权威的超然位置来发表演讲。

相比而言，纳博科夫看似特别高姿态，他近乎有意与读者对抗。在1964年接受杂志采访时，他说：“我的写作只取决于唯一的读者——我的自我。”三年后，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纳博科夫又说，“我不关心公众道德”，人物不是作家的傀儡，写作不需要处理思想，“最好的观众就是他每天在剃须镜中看到的那个人”。

以此推论，纳博科夫像是个标高独立的诗人，奥登倒更像是个更具日常性的作家。纳博科夫说：“风格是一个作者的习惯，是将这个作者区别于其他任何作者的特殊手法。”他最有名的一句话，莫过于他在《文学讲稿》里声明的“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但奥登却说T.S.艾略特“是个非常特殊的诗人，不可模仿”。所谓不可模仿，以诗歌评论家朵渔的看法，无非是风格上的独创性过于明显，模仿即死亡。

因此，如朵渔所说，奥登宁可往回走，着迷于恢复传统的诗歌形式，在一个守成的位置上开拓自己的天地，而不是顺理成章地去做一个“现代主义的继承人”。不同于艾略特，奥登更加看重诗歌的可交流性，“没有与人交流的愿望，不会成为艺术家，只会成为神秘主义者或疯子”。朵渔表示，为了达到一种普遍的交流状态，奥登倾向于一种“轻”写作，他的语言很直接并接近普遍的表达。当然，纳博科夫看似一个不妥协的现代主义者，实际上也是文学传统的坚守者，看他推崇狄更斯、福楼拜等传统作家的创作就可想而知了。

不拘一格如纳博科夫，或许会赞同奥登在《创作、认知与判断》一篇里提出的一个说法，在别人的眼里，如果一个人写下一手好诗，那么他就是诗人。而在他自己眼里，只有在为一首新诗做着最后的修订时，他才是诗人。在这一刻之前，他只是一名潜在的诗人，在这一刻之后，他只是一个停止写诗的普通人，也许永远停下了。也就是说，奥登每一次写诗都在诗人与普通人之间转换。纳博科夫同样如此，在写作之外，他更是一个喜欢捕捉蝴蝶和收集蝴蝶标本的普通人，他的不普通在于他从中领受了很多启发。在他看来，和捕捉五彩斑斓的蝴蝶一样，领悟文学之美，同样应当着力于捕捉特殊性所带来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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