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们的现场合影

上海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镇和发源地。“上海的儿童文学创作之所以生生不息，不断有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涌现，是因为上海的儿童文学界有探索奋进的优良传统，有和谐亲切、互相鼓励互相关心的气氛。”在高洪波眼里，这近四十年间，上海儿童文学中生代作家所书写的是一卷“大书”：“这部书是作家们用生命和才华在寂寞中写就的，并且会一直延续下去。”

原《儿童文学选刊》主编、86岁高龄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周晓的记忆中，1970年代末，作家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如同一只春燕，唤醒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春天。从这部作品开始直到今天的近四十年来，上海中生代儿童文学作家保持了长盛不衰的创作生命，为中国孩子留下了畅销至今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中国少女》《狼王梦》《女儿的故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黑猫警长》等经典作品。“用‘说不尽’这三个字来评价上海中生代儿童文学作家，最恰当不过。”周晓说。

左起：《男生贾里全传》秦文君/著

《中国少女》陈丹燕/著

《狼王梦》沈石溪/著

上海中生代作家群的同龄人、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则深情回忆了这一代作家的创作历程，分享了他们保持四十年旺盛创作力的心得，“四十年来，正是因为这些作家的才华与坚守，才成就今天的成绩和辉煌。”

在活动期间主办方播放的视频中，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心路，当沈石溪对着摄像机说“我已快是古稀老人”时，在场许多人笑了。尽管已经写了38年儿童文学，在他们眼里，这个时有新作问世的“动物小说大王”似乎永远应该是年轻人。“永远年轻”的不仅是他，还有所有秉持一颗纯真童心、永远“蹲着和孩子说话”的儿童文学作家们。作家梅子涵也没觉得自己老了，虽然整齐的黑头发变成了日渐凌乱稀少的花白头发，这证明了岁月并不饶人，但他一直记得自己在某个夜晚所看到的远方白茫茫的一片，在太阳升起后发现，那是金灿灿的麦田：“我们已经不年轻了，夜晚看的时候头上一片白，天亮的时候看，其实我们仍旧‘金黄’，不同年龄都是‘金黄’的。因为有了儿童文学，我们的世俗有了诗意，我们像尘埃一样的生命可以活得像一盏灯、一颗星。”

1979年4期《少年文艺》上推出了

王安忆的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

从早期全国仅两家儿童文学出版社，到如今从事儿童文学的出版社、图书工作室遍地如花，中国儿童文学态势蓬勃发展。正如高洪波所言，儿童文学走过的这四十年，是作家们用生命和才华写就的四十年，亦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四十年，这期间有寂寞，有欢欣，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于写作信念的坚持。

回忆起最早的写作经历，作家秦文君记得自己总是在很狭小的地方书写，尽管后来有了宽大的书桌，她写作所用的地方也不超过1/4，其余随手可及都是书：“这有种坐‘冷板凳’的感觉，不让你因为有了点成绩而膨胀，而是让你跟灵魂对话。”直到现在，她有时还会梦到自己还没发表过作品时的感觉，“我还是很怀念那种真挚、虔诚”。曾在四五十岁时以为自己写完手上那一本书之后，就会开始过另一种生活的秦文君，在六十岁时才发现，自己只有写作这一种人生，丢不掉了，“写到某一点会很快乐，刻骨铭心的快乐，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相比，让你一直写下去，死心塌地”。

活动现场（郭浏／摄）

这种快乐，作家陈丹燕深有同感：“在我的创作生涯里，儿童文学更像是诗歌，这样的书写充满了诗意，也有很多寓言性在里面，我非常喜欢这种文体。”最早开始创作时，作家沈石溪写的就是动物小说。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以一年一本的速度踏着自己的节奏慢慢写那些充满灵气和野性的动物，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竟然成为了“畅销书作家”：“如果说从前的儿童文学是一盏小橘灯，如今则早已灯火灿烂。”作家郑春华记得的则是每一次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交流的场景，那些充满童稚的语言和目光渗透到她的笔下：“童年是人类共同的故乡，我注定在我们的故乡里流连忘返”。

在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伟看来，年轻的中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特别注重文学传承，这也是上海儿童文学四十年繁荣发展、兴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陈伯吹、包蕾、贺宜、任大霖、任大星、任溶溶、圣野等老作家就像是一株株参天大树，他们与中生代作家一起构筑了上海儿童文学的扎实基座，并激励着新生代作家砥砺前行，撑起上海儿童文学的璀璨星空。

“我们这一代作家并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们有很好的长一辈作家的引领，陈伯吹、张天翼、周晓、冰心……这些我都记得。”陈丹燕回忆。这样的文化继承，不仅体现在前辈作家对于后辈作家的关怀上，也在年龄更为相近的作家之间传递着深情厚谊，彼此激励，共同成长。进入少年儿童出版社后，秦文君的名字对作家张洁来说不再是书本上的作家，在工作中她感受着秦文君对于刊物的精心与敏锐，以及对同事的关爱，“人世间的一个个相遇，汇聚于生命之河，连接着人的成长”。开始走上写作路时，作家陆梅曾给陈丹燕写信，陈丹燕的作品曾深深唤醒了她压抑在心的情绪体验，使她对美和自由、尊严感同身受。在她眼里，致敬只是一个仪式，是一代作家对上辈、上上辈作家文脉接续、文心传承的祈望，“因为陈丹燕的探索性写作，上海的城市文学有了更丰富的生命表达、更纵深的历史细节和更开阔的看世界的眼光”。而陈丹燕自己所记得的，则是诸多感谢：考上大学后，作家赵丽宏曾带着她在大学校园里散步谈心，成为第一个和她讨论儿童文学的人；进入《儿童时代》杂志社当实习生时，她的带教老师王安忆常带她去看电影，参悟编辑小说时那些文学之外的艺术高度……

刘绪源部分作品

在活动中，有一个名字被一再提起：刘绪源。两个月前离世的他不仅是专精儿童文学和哲学的文学理论家、学者，也是几乎在场所有人的良师益友。即使在病弱时，他也是那个自嘲“邻床的两位病友都不爱看书，他们的床头灯不坏，只有我的坏了，每晚8点只能‘愉快入睡’”的人。“在刘绪源的批评中，永远有生活的温度、文学的温度，归根结底是人的温度。他以充满温度的批评文字指点了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的成长，我们将永远珍藏着于绪源先生有关的记忆。”青年评论家赵霞说。

在上海儿童文学的发展中，《少年文艺》《儿童时代》和《少年日报》是不可不提的三个刊物，作为文学新人的发源地，许多儿童文学作家最早的写作就是从这些刊物出发的，而众生代作家创作的旺盛期，也是少儿报刊繁荣发展的黄金期。“梅子涵的处女作《进军的灯火》、彭懿的第一篇童话《涂糊糊的壮举》等，秦文君的《少女罗薇》等多部短篇小说代表作、沈石溪的十几篇动物小说……”对于所刊发的作品，《少年文艺》资深编辑单德昌如数家珍。正因为作家的信赖、读者的热情，使得《少年文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单月发行量达到一百多万份，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大的儿童文学期刊。在那个没有E-mail的年代，《儿童时代》主编陈苏印象最深的是编辑与作家之间的深切交流：“一封封信函和稿件穿梭在编辑和作者之间，作者是编辑部的常客，编辑部仿佛是作者的心灵家园，笔会则是最令人向往的文学聚会，编辑和作者一起切磋交流、修改稿子，每篇佳作的诞生都有着故事。”给孩子提供一片纯净的文学天地，是所有儿童文学刊物和作家们的共同目标，正像《少年日报》主编孙宏说言，在儿童文学领域，刊物的成就源于无数大作家对于小读者的热爱、对于儿童文学的热爱，源于他们的奉献和给予，在于他们永远保持的一份纯真、一颗童心。

秦文君从《少女罗薇》到《男生贾里》走进孩子们的心灵世界，陈丹燕用《我的妈妈是精灵》及“女中学生三部曲”展现少女复杂朦胧的内心世界，梅子涵以《女儿的故事》体现方言在儿童文学中的独特魅力，周锐从专长热闹派童话到如今多文体发展，彭懿从童话写到幻想小说，及至图画书创作，以及理论、翻译领域的全面开拓，沈石溪“现象级”的动物小说创作，专注于低幼文学创作、以《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被孩子们喜爱的郑春华，和以独立的风骨和有温度的文学批评为人们所铭记的刘绪源，这场别开生面的文学巡礼，不是学术性的研讨，而是情感与温度的集结，是理性和感性的碰撞，是对过往岁月的梳理，更是对现在的凝视和对未来的展望。

《巴夭人的孩子》彭懿／文、摄影

儿童文学走过了黄金十年，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令不少出版社对于优秀作家和作品更为注重。面对优渥的出版环境，儿童文学作家们思考的却是怎样才能写得更好，在带给孩子欢乐的同时，以更多的爱和美滋养他们的心灵。写到如今，秦文君意识到，一名作家的创作周期并不是无限长的，因此她最真切的想法，就是“趁自己写得动的时候，老老实实多写点，至少将来无憾，以后其他再说”。在观察当下童书出版趋势时，秦文君也有一丝疑虑：有时候她将一部长书交给出版社，却会被分成几本出版，向她约作品时，出版社也希望文字短一些，不要太长。“有时这会给我带来一些困惑，是不是现在文字不是特别被需要了？”但对她而言，运用文字提供审美的功能，永远是儿童文学的重要价值所在，“通过文学发现人、探索人，把细微到神经末梢的东西写出来，把被人们遗忘的东西写出来，都是通过文字，这一点永远不会变”。“儿童文学是非常有诗意的一种文体，我们在这个时代不要遗失儿童文学的诗意。”陈丹燕说。在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都处在繁荣期的当下，她希望年轻作家能有更长远的目光：“这本是个可以挣很多钱的时代，但儿童文学的初始本就是和功利相违背的。童年是纯真的，不需要为功利考虑。”也许正如郑春华所言，任世界变迁，内心的安定才是面向儿童进行创作时的立身之本：“越写，想得越少，越糊涂，内心越清晰。”

活动由上海市作协、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主办，《少年文艺》《儿童时代》《少年日报》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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