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年糕在一起的这一年，她问我最多的三个问题是：

“你高潮了吗？”

“你真的是假结婚吗？”

“你爱我吗？”

曾经有几次结束撒谎的机会摆在我面前，但直到分手那天，我才揭下了面具。

年糕的秘密

年糕是我的女朋友。之所以叫“年糕”，因为她的个子将近一米八，皮肤又白，所以得了这个绰号。她的头发剪得很短，私服都是男装，去公共卫生间被当成男生是常事，好在她们上班统一着制服，她在人前也总是轻声软语，倒也没人怀疑过她的性取向。

她有两套行头：穿上制服的时候，她是爱岗敬业的“赵科长”，偶尔也会撒娇发嗲；脱下制服的时候，她是“不混圈”的拉拉（女同性恋），总嚷嚷着“我要戒烟”却从来戒不掉。

她的车是一个移动的衣柜，如果下班有约会，她会在车上换掉制服，以典型T的打扮赴约。好几次她拉着我的手正在逛街，冷不防将我的手甩开，装作陌生人大步走远，过后再跑回来，笑嘻嘻地跟我说：“刚看到同事了。”

我和年糕是通过网络认识的，在这个以文艺著称的社交论坛上，拉拉们也能找到自己的小组，寻找坐标接近的同类。最热闹的话题永远是“蒸帖”：和异性恋找对象一样，拉拉们也会用星座、身高、职业等标签描述自己，并在蒸帖中罗列各种要求，比如“纯P”、“不混圈”、“接受形婚”等等。

年糕受过几次骗，用她的话说，“前任们都是奇葩”，有明明结了婚却出来找外遇的，有认识没几天就开口借钱说买房的。所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她在蒸帖里罗列了种种要求：同城，无婚史，不出柜，不混圈，经济稳定……“如果你符合这些要求，愿意与我一生相伴，我会承诺给你一个温暖的家。”在那条长长的蒸帖结尾，她这样写道。

条条框框一多，能够对号入座的自然就少了，更何况是能见度极低的拉拉。年糕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对每个主动送上门来的应征对象，她都是疑心重重，反复试探。直接要求看证件当然不太合适，但可以旁敲侧击地提问：“平时上班开车吗？”“和家人一起住吗？”同时暗示自己“认识很多人”，存心想扒个皮并不是难事。

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开始约会的第一个月，她总是显得犹豫不决。有时在餐厅，前一秒还笑嘻嘻地讲着前任的八卦，后一秒突然就沉下脸来，问：“你是不是也在骗我？”有时在酒店，我洗完头出来，她主动拿吹风机帮我吹干，然后从我身后温柔地环抱住我，轻声说：“你如果有什么秘密瞒着我，现在说出来还来得及。”

她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我确实有秘密瞒着她。

三个月前，我从前夫家搬回婚前的住处，此时距我们那场盛大的婚礼结束，还不到一百天。分居的原因，与其说是我们俩感情破裂，不如说是两家父母积怨的爆发：从订婚、领证到婚礼结束，涉及金钱、礼数的每个环节，都让两边怒火中烧，都觉得自己吃亏了，都看对方不是好人。至于我们这对小夫妻，因相亲认识，恋爱一年多，无非吃喝玩乐，加上从小“听话”惯了，哪经历过这些阵仗，于是各自缩起脑袋，小鸡仔似的躲回父母羽翼下。离婚自然是板上钉钉了，但双方都憋了一口气，要对方先赔礼道歉，不然就“耗着”。

认识年糕的时候，这种胶着状态已经过去了三个月，而直到和年糕分手一个月后，前夫才瞒着他的父母，约我一起去民政局，悄悄办理了离婚手续。在这个二线城市，结婚是每个人终将迎来的节日，而离婚却是可耻的秘密，两家剑拔弩张了一年多，居然也没对外人走漏一点消息，对外不约而同地扮着风平浪静的小日子，甚至有八卦者催生的时候，我们都笑眯眯地说：“快了快了”。

介绍人听闻婚变，跑来试图调停。在她看来，“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因为两家父母的龃龉搞到小夫妻拆伙，简直太荒唐了。

前夫的母亲在历数我们家的一堆“罪状”后，皮笑肉不笑地扔下最后一记“重磅炸弹”：“她欺负我儿子老实呀，在一起的时候都不是处女了，这个你不晓得吧？”

“你说的什么话，这年头谁还计较这个？”介绍人也有六十岁了，皱起眉“啧”了一声。

得知前夫母亲拿“处女”说事儿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早年交往过的一个前男友，在我拒绝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哂笑道：“什么叫处女？不捅破那张膜都算？哪哪儿都给摸过了，装哪门子的纯洁？”

帕慕克的小说《纯真博物馆》中，女主角以“走到最后”的方式和男主角做爱，在七十年代末的土耳其，这种方式意味着“我的整个人生和你的连在了一起”。时至今日，互联网上已经默认了“婚前同居”，但“处女”依然能被堂而皇之地抛出来，作为现实婚姻里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对前夫的母亲而言，我夺走了她的儿子，且没有与之匹配的“纯洁”，就算没有其他理由，仅凭这一条就足以判定，我是个“心机婊”。

在结婚之前，我从未意识到女人对女人的恶意，可以如此的歇斯底里，或者说，一个和丈夫貌合神离多年的女人，对儿子的控制欲可以到这般地步。或许我早该意识到，当年的订婚宴上，当她儿子被亲戚们灌醉时，她像一头愠怒的母狮，一把搂过这个早已成年的男人，抱到沙发上，哄孩子似的又亲又摸，全然不顾周围人侧目，那时的我已经成了她的眼中刺、肉中钉。我也从未意识到，当她在外人面前扮演着开明的婆婆时，内心却如海妖般窥视着我刚启航的婚姻，冷不防地张开血盆大口，囫囵吞下这块曾经的腹中肉。

和前夫恋爱的时候，我曾经半开玩笑地问他：“你能接受我也喜欢女生吗？”

前夫愣了愣，这个问题显然超出了一般直男的认知范畴：“你喜欢女生？”

“这么说吧，如果我跟别人好了，这个人是女生，你能接受吗？”

他像是挨了一记闷棍，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那怎么成！”

“那好吧。”

我还是讲信用的。至少在分居之前，我对这个男人，于身于心都是忠诚的。在 LGBT 的圈子里，“双性恋”从来不是一个好标签：花心、有退路、不真诚，是对双性恋最常见的偏见。大多数异性恋并不知道，尽管 LGBT 一向处于社会边缘，只敢在亚文化里插科打诨，但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鄙视链”：在性别认同上，“纯”同性恋瞧不起跨性别和双性恋；在婚姻大事上，选择“形式婚姻”的瞧不起骗婚的。很多蒸帖里会强调“双性恋/已婚勿扰”，处于鄙视链下端的人如果斗胆发声，分分钟被骂成筛子。

分居之后，我频繁地梦见彩虹。《周公解梦》说，已婚女人梦见彩虹，会与丈夫长期分离。从分居到正式办理离婚手续，花了一年半，我戏称之为“离婚预备狱”。“服狱”期间，在法律上，我仍是那个男人的妻子，当时婚姻法 24 条尚未被修正，我最大的担忧，是前夫起坏心钻这个空子，给我制造个“共同债务”；在道德上，婚内出轨显然违背公序良俗，虽不至于像台湾那样安个通奸罪，但也会被视为一种过错。不过，“通奸”也好，“重婚”也好，“非法同居”也好，在我们的法律范畴中，只存在于异性之间。

对那些隐秘的欲望来说，区区一条鄙视链，不足挂齿，在现实中获得快乐，才是最大的“正确”。如果你抽烟，嗜酒，玩手游，或者喜欢任何会上瘾的东西，或许你就不难理解，那些被欲望所驱动的，前赴后继挑战“禁忌”的冒险者。对当时处于鄙视链下端的我来说，寻求恋爱是饮鸩止渴，但哪一场恋爱，不是图穷匕首见？

所以回到开头，在年糕的这三个问题上，我的交代并不是句句属实，但也并非完全撒谎。这就像卖假酒，纯勾兑很快就会被识破，须掺上三分真情意，甚至连自己都信了，足够“入戏”才不容易有破绽。在认识年糕之后，我忍不住先“微醺”起来：或许我们可以这样一直走下去？或许她最终会理解我的苦衷？

年糕从后面抱住我的时候，我的心脏“砰砰”直跳，几乎到了喉咙口：假如错过这一刻，我还得继续捂紧盖子；但如果在这一刻坦白，我会像格林童话里脱掉熊皮的士兵一样，迎来一个幸福的结尾吗？

据说，人心虚的时候，往往会反问对方。

“年糕，你会出柜吗？”

“这辈子都不会。”

“你会原谅骗你的人吗？”

“这辈子都不原谅。”

我的心沉进了黑色的海底，失望反而让我越发冷静。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完美的假象。对一个决意撒一辈子谎的人，我为什么要毫无保留呢？

就像林宥嘉唱的：“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在我对年糕讲述的故事版本里，我的前夫是个 Gay ，我们闹离婚是事先约定的表演，尽管她一直对此一直半信半疑。我给自己划定了一个期限，为期一年。从我和年糕的相遇开始计算，如果一年后，我还是没有勇气对她坦诚相告，那么无论如何都必须分手。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场看似顺水推船的自导自演，会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如同一根鱼刺，深深扎入我的喉咙里。

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年糕的父母背着各种土特产，从北方老家飞过来，在年糕家住了一个月。老俩口之所以过来，一方面是因为年糕工作后就几乎没有回过家，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催婚。年糕的父亲是家中长子，下有三个妹妹，这些年都纷纷升级做了奶奶和外婆。年糕是唯一的未婚子女，又是长房，在家族里自然会被“高光”关注。尽管从高中开始，年糕就和女孩儿们出入甚密，甚至被撞见耳鬓厮磨的时候，但她的父母多年来很默契地保持了沉默，只在女儿工作之后，隔三差五地念叨谁谁家又结婚了，谁谁家又添丁了。

“我爸妈一定是知道的。”年糕像是在说服我，又像是在说服自己，“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知道又怎样呢？”我想起自己的二十岁，正和初恋女友打得火热的时候，一冲动就和母亲坦白了恋情的情形。我母亲并没有像一些“出柜”帖子里描述的父母，一听“喜欢同性”就大惊失色，痛哭流涕，甚至以死相逼，而是“哦”了一声，用异常平静的语气说：“你还小，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男人的。”接下来的十年中，我们俩好像一齐失了忆，再也没有触碰过这个话题。

“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结婚是结给他们看的，你才是跟我一起生活的人。”年糕像是下了大决心似的，用力拍了下大腿。这话吓了我一跳：你说这话的时候，问过我意愿了吗？

那时候，我们的“同居”仅限于周末，一般是呆在年糕家，在床和沙发上流连。我们很少做饭，要么叫外卖，要么去就近的购物中心吃，顺便看新上映的电影。年糕很少带我见朋友——她也没有什么“朋友”，就像大多数过了 25 岁的拉拉们，在网络之外的现实世界里越发不可见。即使是在网上，她也谨记着“铁饭碗”的来之不易，极少发声，对 LGBT 类的 APP 更是敬而远之。

尽管有耿乐、密陶等同志在体制内出柜的先例，但这些榜样尚不足以成为同志们的激励：创办了同志网站淡蓝网和同志交友平台 Blued 的耿乐，是粉红经济的代表和成功的创业者，2012 年因为对防治艾滋病上的贡献，曾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接见，但在那之前，他一度失去工作、妻子和亲友，深陷创业的困境。对体制内大多数同志来说，LGBT 群体所面临的污名化和边缘化，是每天都看得见的正在发生的现实，而那些敢于公开发声并另辟蹊径的成功榜样，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所以像年糕这样认可“铁饭碗”的普通同志，对“出柜”的态度，当然是不假思索的拒绝。尽管在学生时代，她并不是像我这么“听话”的孩子，而是很早就学会了抽烟、喝酒，顶撞父母，也没少挨过打。但在进入体制多年后，在同事们的眼里，她是个听使唤、没脾气的“好姑娘”，只在她父母和我的面前原形毕露。

趁着黄金周的尾巴，年糕组了一个局：带我和她的父母一起吃饭，有“丑媳妇见公婆”的意思。我们四人一辆车，年糕开车，我坐副驾驶，在乡间一路颠簸，来到一个土家菜的饭店。年糕解释说，之前同事们在这里打过牙祭，印象很不错。末了她又笑了笑，说：“要是只有我们俩，我就不带你来了，人服务员记得我，一看我和你站在一起，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四个人点了一桌的菜，年糕仿佛一个强势的男主人，嚷嚷着赶紧动箸。年糕的父母不住地打量我，脸上挂着笑，但明显有些尴尬。我也有些心虚，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低头往嘴里送菜，听见年糕说：“您二老放心，结婚的事儿，我已经在推进了，别三天两头催，都有数。”说着把手搭在我肩膀上，“你们看我这位朋友，漂不漂亮？”

年糕妈妈叹道：“那是，比你可像女孩子多了。”

我抬起头笑道：“我遇人不淑，已经是婚姻不幸了，年糕可得擦亮眼，挑个好的。”生活就是这么荒谬：在年糕的父母面前，我吐露的真相反而像个谎言。

那顿饭上，年糕一家没有再聊起结婚的话题。年糕父母回老家的时候，亲手做了好几抽屉的手工饺子，冻在冰箱里，供我们吃了好一阵。

临近年底，年糕的应酬明显多起来了。但凡有未婚女青年在场的饭局，总绕不开一个主题：催婚。女人的年龄仿佛开水壶的温度线，眼看水要沸腾了，周围人比你还着急，一个个都大呼小叫起来：“不结婚不完整”，“不生娃不完整”，“不生二胎不完整”……在“繁衍”这件事上，似乎谁都可以打着关心的名义掺一脚。

年糕狠狠地抽着烟，见烟灰缸满了，就掐灭了烟头，浸在茶缸里。她喜欢抽凶点儿的烟，不是红双喜，就是中南海，因为够“爷们儿”。抽那种细条儿的女烟？T 们会觉得你搞笑呢。

“春节之前得物色好人选。”她一边往嘴里塞薯片，一边像是下命令似的，自言自语道，“然后上半年见父母，下半年摆酒，后年生孩子，房子得换个大点的，我妈会过来帮我带孩子。等结完婚我就备孕，那时不抽烟了，把身体调理好，争取一次就中。”

我的双脚搁在茶几上，手里抓着遥控器，看美国喜剧中心《周六夜现场》的直播，没有字幕组的翻译，刚开始还有点不习惯。这个卫星碗是年糕花了不少钱找师傅装的，可以收看一些海外频道，她觉得工作环境已经够保守了，自个儿的私下生活必须得“洋气”。

“你想得倒是美。”我“哼”了一声，“你以为找形婚的那些 Gay ，都安了什么心。”

在 LGBT 论坛里，找形婚对象的“蒸帖”比比皆是，热度丝毫不亚于找“真爱”的。某种程度上，领证结婚的形婚同志，他们憧憬的婚姻状态和“开放式婚姻”有着类似之处，但实际操作中处处是“坑”，步步惊心。

在最理想化的描述里，形婚家庭是“两个爸爸，两个妈妈，给孩子双份的爱”，一对 Gay 和一对拉拉交叉组成法律意义上的两个家庭，通过人工授精或者试管婴儿的技术手段，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平时各自和伴侣生活，逢年过节去父母家演演戏，美其名曰“因爱大同”。对不打算出柜且需要“主流”认可的同志来说，形婚是把保护伞，将闲言碎语挡在“家”门之外，而比起国内尚未合法，且动辄花费上百万元的代孕，一本结婚证就能换来一个甚至更多免费生育的机会，一些会算经济账的 G 自然趋之若鹜。对拉拉来说，“单身生育”的呼声虽高，但主动选择做单身母亲，对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心理素质，仍是个充满风险的巨大挑战。

尽管给自己下了军令状，但年糕对“形婚”，完全没有找“真爱”那会儿的热情，迟迟不肯动笔写蒸帖，最后干脆叫我帮忙。在结婚之前，我也尝试接触过几个 Gay ，讨论形婚的可能性，但且不说有些父母会不停地追问和查岗，光是嫁娶风俗上的讨价还价，就足以让一堆“好事”谈崩。尽管形婚圈里默认的规矩，是养孩子之外的开销一律 AA ，彩礼走个过场，红包各收各的，婚前财产作公证，但现实中做不到完全的泾渭分明。试图从婚姻中分杯羹的比比皆是，譬如要求对方有某地户口，甚至要求入外籍的。

在传宗接代的问题上，形式婚姻更是如陈粒唱的那首歌，“易燃易爆炸”：如果各自有伴侣，要和伴侣协商好，征得同意或支持（至少不反对）；人工授精虽然好操作，但成功率不高，做试管婴儿费钱，女方还得吃足苦头；生完孩子谁来带，怎么养，各出多少钱，扯皮怎么办……异性恋们所看重的外貌、门第、收入等条件，也是形婚同志们所看重的；异性恋们所头痛的婆媳相处、丧偶式教育等问题，同样也困扰着形婚同志特别是拉拉——这并不是夫妻双方有没有感情，发不发生性关系可以避免的。

年糕征形婚对象的帖子里，留的联系方式是我的 QQ ，因为她上班很少有机会看手机，又生怕泄露了个人隐私，形婚不成反而“被出柜”，让我这个“有经验的”先把把关。帖子发出之后，我陆续收到一些好友申请，甚至在我们分手后很久，都有人来小窗问“找到了没”。

开场白总是和谍战片似的，用圈内“行话”敲门，标准格式通常是“年龄/属性/坐标/职业/经济条件/有无伴侣/是否要孩子”，例如“ 28 ，纯 1 ，教师，有房有车，有稳定 BF ，要孩子”。10 个 Gay 里有 9 个要孩子，还有 1 个支支吾吾“没想好”，通常是有隐疾，倘若追问两句，“条件成熟的话还是想要的。”有些人上来就要看照片，但对自己的情况语焉不详，或是反射弧特别长，问个话过去老半天才回，这种明显没诚意的我就会删掉。这样初步筛选之后，整理成一个 Excel 给年糕过目，按照好中选优的原则，挨个约出来见面。

那段时间，我陪年糕相了不少 Gay ，见识了这个群体的冰山一角。尽管学生时代有一阵浸淫于耽美文化，长大后也参加过一些同志活动，但因为形婚所接触到的同志，与活跃于社群的同志相比，更倾向于关起门来，过岁月静好的“小日子”。他们往往对“混圈”的同志怀有偏见，但自身也陷入了另一个圈：有意向或者正在经营形婚的同志们，通过形形色色的即时通讯工具，汇聚成一个个活跃的“形婚圈”。在这里，有肆无忌惮的吐槽，有各自为营的争论，有惺惺相惜的祝福，也有若有似无的撩拨。如同海洋里成群结队迁徙的巨大鱼球，加入这些形婚群的同志们，纷纷感慨“吾道不孤”，因婚姻产生的烦恼，似乎也成了“有责任感”的体现。

年糕也是这么想的，作为一个北方家庭的独生女，她相信形式婚姻是她最好的选择：于他人有交代，于自己有自由。尽管她没有太多时间混群，但会认真听我讲起群里的八卦，进而分析自身的利弊得失。在交往半年后，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倦怠期，常常陷入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而“形婚”是少数能让她兴奋起来的话题之一。

放在形婚市场上，年糕的条件并不占优势——对大多数中国男人来说，她一米八的个子实在太高了。在我们“面基”的经历里，对方首先看重的是外貌，有些会强调外形要女性化。不过，年糕有“铁饭碗”是个加分项，又特别愿意要孩子，这在形婚的拉拉里并不多见：尽管大多数拉拉都不排斥生孩子，但和 Gay 合作的夫妻关系，既没有感情，也没有信任，一步不慎就可能沦为“免费子宫”，甚至被“小家”套牢，失去寻找“真爱”的机会——这显然背离了她们选择形婚的初衷。所以顶着生育焦虑的拉拉们，还是会耐着性子再三考察，而 Gay 们的挑剔劲儿，也丝毫不逊于上海人民广场相亲角的大爷大妈们。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对 Gay ，是典型的“熊+猴”组合，住在我们的邻市，夫夫生活已稳定多年，常在同志论坛上秀恩爱，很是受圈里追捧。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约在星巴克，打算形婚的熊先生看见我，以为约的对象是我，镜片后面的小眼睛“咻”地一亮，看到年糕大剌剌走出来时，表情明显有些失望。在我和年糕眼里，那位猴先生倒真是位美男子，皮肤白皙，生得眉清目秀，可惜他只是铁了心要和熊先生过一辈子，没有形婚的打算。

虽然第一眼不是十分的满意，但综合各方面条件，双方决定继续接触。为表诚意，第二次约见面的时候，熊先生邀请我们上他家做客。房子是熊先生买的，而“贤内助”猴先生的持家水平，令我们两个女人自叹弗如：一进门，就闻到清雅的檀香，房子空间不大，但整洁程度连强迫症都挑不出毛病。在一个带落地玻璃窗的展示柜里，熊先生收藏的古玩被精心摆放着，每一件看上去都有种一尘不染的骄傲。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我们愉快地吃了一顿家庭火锅，饭后，猴先生很自然地套上围裙开始洗碗收拾，而熊先生像个写完作业的小朋友，高高兴兴地带上我们俩，跟家里养的两条金毛犬玩球。

“瞧人家这日子过的。”年糕看着玩得不亦乐乎的熊先生，羡慕道。

我自然也是羡慕这对夫夫的，但我比年糕要敏感一些：猴先生虽然在熊先生面前低眉顺眼，少言寡语，对我们俩也尽了待客之道，但是他的目光，始终像刀子一样剜着我们俩。

“人家的日子是人家的，我们不过是看客罢了。”我对年糕说。

“我看猴先生挺好的，要不等你离了，跟他形婚得了，他基因好。”年糕笑嘻嘻地说。

我冷笑了一声：“你看见他眼神了没？都恨不得把我们吃了。”

果然，我们回去之后，熊先生好几天都没有再联系年糕。过了一个月，他才发消息跟年糕说抱歉，猴先生在家里发飙，跟他闹分手，所以形婚计划暂时搁浅了。年糕虽然有些失望，但她本来对熊先生的外貌不是很满意，加上手头有别的人选，也没放在心上。

在形婚的候选人面前，年糕总是和颜悦色，将同事面前的那一套表演给他们看，甚至会挽起我胳膊，撒娇道：“看，我才是比较娘的那个。”即使被他们当成一棵蔬菜挑拣，年糕也给他们留足了面子，然后到了家里，将炮火对准我：“气死我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玩意儿！”

“急什么，一辈子的事儿急不得。”我耐着性子安抚道。

“我看你是存心不想叫我形婚！”她像只饿疯了的兔子，在狭小的卧室里窜来窜去。

“形不成，对你也不是坏事。”这是实话——在不涉及我谎言的部分，我总是说实话。

“滚！”她吼了起来，然后连外套都不脱地，囫囵躺在床上，抓过被子蒙住脸。

我呆站在原地，试着喊了她几声，没有反应。

楼上人家的水管又开始“哼哧哼哧”地叫，像是夜半的哭声。

“那我走了。”我说。

现在走，就不用再编下去了。

我拿上手机和外套，关上门，像逃开噩梦一样，一头扎进夜里。我的长围巾因为激烈的跑动耷拉下来，寒风毫不留情地扇着我的脸颊，那刺痛仿佛吃了好几记耳光。如果再下起瓢泼大雨，那情景真可以当偶像剧的分手戏了。

就在我几乎要哼起《分手快乐》的时候，发现我的车钥匙落下了。

给年糕打电话，没人接。已经过了12点，估计她手机自动转成夜间模式，没听见。

我硬着头皮往回走，发现电梯需要门禁卡才能启动，但年糕的门禁卡只有一张，在她手里。

我钻进电梯边上的应急通道入口，打开手机的电筒功能。如果此刻小区的保安正好在楼下，会看见这栋建筑的楼道里，自下而上逐层亮起橙色的灯光，又逐层湮灭于黑暗中，像是一只扑火的飞蛾，拖着残体留下的运动轨迹。

我终于气喘吁吁地爬到19楼，敲门。不应。

深冬的夜里真是冷。我跺了跺脚，觉得没法再考虑邻居们的感受了。

继续敲，然后变成捶。

年糕终于惺忪着双眼来开门了：“我睡着了，才看见消息。”

我攥紧了拳头，几乎是咬牙切齿地抑住自己的哭声：“钥匙忘了。”

“哎，别生我气了，走哪儿去呢？”年糕一把拽住我的手，带上门，然后在门背后紧抱住我，像溺水的人在失去意识前，死死地抓住一块破木板。

我的眼泪像暴雨般倾泻在她的肩膀上。与其说是委屈，不如说是绝望。

好像，真的无处可去了。

春节的时候，年糕回了趟千里之外的老家，我也留在家陪父母。亲戚们纷至杳来，我和前夫闹离婚的消息很快在家族里传开了。

“我早知道那家人都不是好人。”一个阿姨愤愤地说。

“那个老太婆迷男人都迷到亲生儿子身上去了，莫不是狐狸精！”另一个阿姨也是义愤填膺。

和她们相比，我反而有点事不关己的冷静，或者说冷漠。

“要我说呀，早离早好，你还这么年轻，条件又好，重新找个好男人，分分钟的事！”又一个阿姨不由分说地抓起我的手，有点弄疼我了。

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和年糕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无论有没有婚姻，“他们”对女人的期待，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唯独不是我们自己。

春天来的时候，我生了一场怪病。起先是头晕，眼前发黑，随后耳朵里像是有碎步声，紧接着一阵剧烈的天旋地转，几乎让我吐了出来。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还没来得及站直，腿一软又摔到了地上。

我被母亲送到了医院里，做了一堆检查，跑了好几个科室，最后确诊是“耳石症”。这是一种容易被误诊为美尼尔综合症的眩晕症，是由于附着于耳石膜上的耳石脱离引起的机体眩晕，需要做耳石复位治疗。

帮我做复位治疗的医生，年纪和我父亲差不多。他看了眼我的病历，叫我坐到旁边的病床上，一边指挥我不断调整头部姿势，一边叨叨道：“你运气算不错的咯！这里这么多家医院，就剩我一个懂耳石复位，不然哪，你还得跑别的城市去，也不一定有懂这个的。”

我清晰地听见耳石“窸窣窸窣”滑动的声音，像个刚哭哑了嗓子的小孩，在医生的指引下，慢慢走出了迷雾笼罩的黑暗森林。

“好了。”

眩晕停止了。我也终于看清了医生的样子，他的笑容很慈祥。

母亲连声道谢，不放心地追问：“这个还会复发吗？”

“复发了再来找我，只要我没退休。”医生摆摆手，“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年轻人放宽心。”

对刚刚从眩晕中解脱的我来说，医生的话，听起来有弦外之音。

得知我康复，年糕在微信上发来一个卖萌的表情：“马上一周年了，我们去吃顿好的庆祝下呗。”

她不知道，前夫才刚通过一个律师，向我转达了离婚的提议。

“他压力也很大，也是瞒着父母跟你说的。设身处地一下，我也很理解你的，一直这么拖下去，对两边都不是好事，你说对不对？”律师是位年轻的女性，声线听着很熨贴，虽然素不相识，却有点“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般推心置腹的意思，不知道是不是刻意为之。

我的脑海里弹出四个大字：

刑 满 释 放

和年糕坦白的时候，她的表情波澜不惊：“我早就觉得，你有事瞒着我。”

“对不起。”

“我一点都不惊讶。所以我们还会走下去的，对吗？”她看着我。

“我想分手。”我揣摩着合适的语气：不能太温柔，让她误会还有机会；也不能太强硬，把她激怒更加没完没了。

“其实我也可以不形婚的。”她把脸转了过去，肩膀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这是不可能的，你我都清楚。”我冷静地看着她哭，克制着去拥抱她的冲动。

绝望的气氛像黑色的沼气，从地下蔓延开来，将我们团团裹住。

她终于止住了泪水，抽噎了很久，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一个老问题：

“你有没有爱过我？”

“……我不知道。”

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正坐在龙虾店里，一次性塑料手套上的调味汁已经发干。盛夏的热风从店门口涌进来，让一直在摇头晃脑的电风扇打了一个趔趄。

“你问我之前经历了什么，这就是我经历的。”我慢慢摘下手套，一边用湿巾擦干净手，一边冲对面的女孩笑了笑。

她认真地看着我，说：“你讲这些事的时候，手一直在发抖。”

“活到这个年纪，谁都有点故事。”我顿了顿，补充道，“这是刚认识年糕的时候，她的签名档。”

我们不约而同地轻叹了一声，从座位上站起来，推开门，一前一后地，像两只安静的猫，隐入夜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