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门罗曾在访谈中提到自己年轻时迅速组建起家庭，并在怀孕时全身心投入写作——

我在怀孕期间一直像疯了一样写作，因为觉得有了孩子，我就再也不能写作了。每次我怀孕都刺激着我要在孩子还没有降生之前完成大部头的作品。但实际上，我从没有完成过任何大部头的东西。

那么，她所在的社区喜欢她的作品吗？很可惜，并非如此——

人们知道我在这里或那里发表作品，不过，我的写作风格并不华丽。在我家乡，我的作品也不很受欢迎，性，粗话，还不大好理解—当地一份报纸曾经发表了一篇关于我作品的社论：一种刻薄内省的人生观……其扭曲的人格表现在……这文章发表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要是我父亲还活着，他们不会这么做的，因为镇上每个人都非常喜欢他。他是那么受欢迎也受人尊重，大家对我的小说也保持缄默。

我曾经有过全然不知疲倦写作的日子，永远有激情和信念。但现在，我有了些小小的变化，有时候会想到，如果失去它，感觉会怎样，可我甚至无法描述它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对于一个故事究竟如何，它是活生生的。它甚至与这篇故事成功与否没有太大关系。上了年纪以后，在某种程度上，你的兴致有可能被耗尽了，你无法预见这一点。它甚至在一些曾经对生活充满兴致和责任的人身上也会出现，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我现在更加意识到，所有事情都会有失去的可能，包括以前填满你生活的主要内容。或许，应该坚持下去，做些什么来避免它发生。某些原因导致一篇故事失败—我说的不是这个。故事失败了，但是你对于写这个故事的重要性没有失去信心。这可能才是危险所在。这可能是一头野兽，藏身于老年人心里的最深处—你对于值得做的事情也失去了感觉。

《巴黎评论》

我曾梦见我的母亲，尽管梦里的细节各不相同，带来的惊喜却如此一致。不再做梦，我猜想是因为梦里的希望过于明显，宽恕过于轻易。

我在梦里就是现在的年纪，过着现在的生活，而我的母亲还活着。（事实上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她就死了，死的时候五十岁出头。）有时候我发现自己身处我们的旧厨房，母亲在桌子上碾馅饼皮或者在那只破旧的镶红边的奶油色洗碗盘里洗碟子。其他时候我则在马路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遇见她。她可能正穿过漂亮的酒店大堂，或在机场排队。她看起来很不错——并不年轻，但是完全没有被去世前十多年来使她动弹不得的疾病折磨，比我记忆中的模样好很多，令我吃惊。她会说，哦，我就是手臂有点发颤，面孔这边有点僵。挺烦人的，但我能应付。

我重获了清醒时失去的东西——母亲鲜活的脸庞，以及她喉咙肌肉变得僵硬，五官被一张悲伤和冷漠的面具覆盖之前的嗓音。我在梦里想，我怎么能忘了呢——她漫不经心的幽默，妙趣横生，又绝不冷嘲热讽，还有她的轻快、热切和自信。我说真抱歉那么久都没有见她——我并不愧疚，只是感觉抱歉，存在于我心中的是一头怪兽，而不是真相——对我来说最陌生和最宽慰的是她冷冷的回复。

好吧，她说，迟到好过永不。我知道一定会见到你。

我母亲年轻时有张温柔淘气的脸，胖胖的腿上穿着不透明丝袜（我见过一张她和学生的合影），她在渥太华谷一所叫格雷弗斯的单室学校教书。学校位于格雷弗斯家族农场的一角——那是一片肥沃的农场。农田排水系统良好，土壤里也没有前寒武纪的岩石，小河流淌而过，两旁柳树飘拂，还有枫树林、圆木谷仓和一间未经装修的大房子，房子的木墙不曾粉刷，饱经风雨。母亲说，不知道为什么渥太华谷的木材经历风吹日晒之后，不会变成灰色，却会发黑。她说肯定是空气里有什么东西。她常常用武断和神秘的口吻说起渥太华谷，那是她的家——她在离格雷弗斯学校大概二十英里的地方长大——强调这个地方和地球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房屋发黑，枫糖浆的味道无与伦比，熊在农舍附近闲步。我终于来到这里时自然感觉失望。如果山谷指的是山脉之间的凹陷的话，这儿根本称不上是山谷：混合了平坦的田野、低矮的岩石、茂盛的灌木和小小的溪流——错综杂乱的乡间，无章法可言，也不易描述。

圆木谷仓和未经粉刷的房子在贫穷的农场上随处可见，但是格雷弗斯家族却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出于原则。他们有钱不花。别人是这样告诉我母亲的。格雷弗斯家族工作勤奋，完全不愚昧无知，却生活得非常落后。他们没有汽车、电器、电话或者拖拉机。有人觉得那是因为他们是卡梅伦派——他们是学校区域唯一信奉这个宗教的——但其实他们的教堂（他们自己称之为基督长老会）并没有禁止发动机、电器或者其他任何同类发明，只禁止扑克、跳舞、电影，以及礼拜天禁止任何与宗教无关或并非迫不得已的活动。

我母亲不知道卡梅伦派是什么，也不知道别人为何如此称呼他们。她站在自己驯良且随意的英国国教立场上说，那就是苏格兰传过来的奇怪宗教。老师都寄宿在格雷弗斯家，我母亲想到要住在那间黑色的木板屋里就有点害怕，星期天什么都干不了，得用煤油灯，还有各种落后的生活观念。但是她那会儿订婚了，想要攒点嫁妆，总好过在乡下到处玩闹，而且每隔三个星期天可以回家一次。（格雷弗斯家星期天可以生火取暖，但是不能烧饭，甚至不能烧水煮茶，也不能写信或者打苍蝇。但是结果我母亲不用遵守这些规矩。“没关系，没关系，”弗洛拉·格雷弗斯笑着说，“这些规矩不是针对你的。你照平常那样就行。”很快我母亲就和弗洛拉成为好友，甚至到了原本计划要回家的星期天，她也不回去了。）

弗洛拉和埃莉·格雷弗斯是家里仅剩的两姐妹。埃莉嫁给了罗伯特·迪尔，迪尔住在那儿，料理农场，农场却并没有改到他的名下。听别人说起来，我母亲还以为格雷弗斯姐妹和罗伯特·迪尔至少已经中年，但是妹妹埃莉只有三十岁，弗洛拉比她年长七八岁。罗伯特·迪尔的岁数大概在她俩之间。

房子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分割。那对夫妇不和弗洛拉住在一起。他们结婚时，弗洛拉给了他们起居室、餐厅、前卧室、楼梯间和冬日厨房。没有必要分割浴室，因为根本没有。弗洛拉自己用夏日厨房，屋顶敞开，砖墙没有粉刷，旧的储藏室改成了一间狭小的餐厅和一间起居室，还有两个后面的卧室，其中一个是我母亲住的。老师和弗洛拉一起住的这一侧房子比较破。但是我母亲不在意。她很快就喜欢上了弗洛拉和她兴高采烈的样子，远胜过前屋安静死寂的气氛。在弗洛拉看来，并不是所有娱乐活动都必须禁止。她有一副加拿大棋，还教我母亲怎么玩。

分割房子当然是出于罗伯特和埃莉组建家庭的考虑，他们需要空间。但是这件事情没成。他们结婚十几年，一个孩子都没活下来。埃莉一次次怀孕，两个孩子夭折，其余的都流产了。我母亲在那里的第一年，埃莉躺在床上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母亲觉得她肯定是又怀孕了，但是她没有说。这样的人不会说。从埃莉起身和走路的样子也看不出端倪，因为她胸部松弛，身形劳损而衰弱。她散发着病床气，对任何事情都怀有孩子气的焦虑。弗洛拉照顾她，包揽所有家务：洗衣服，打扫房间，为两边房子的人做饭，还帮助罗伯特挤奶和提取奶油。

她天不亮就起床，从未露出疲态。我母亲在那里度过第一个春天，他们进行了一场大扫除，弗洛拉自己爬上扶梯，拆下防风护窗，清洗了以后堆放起来，把所有家具从一间间房间里搬出来，然后刷洗木器，抛光地板。她把壁柜里原本就干净的碟子和玻璃杯都拿出来洗了一遍，用沸水烫了每只罐子和勺子。她精疲力尽，几乎没法睡觉——我母亲会被拆烟囱的声音吵醒，或者听到她用裹着洗碗布的扫帚拍打灰蒙蒙的蛛网。无情而猛烈的光线从没有窗帘的干净窗户透进来。大扫除是灾难。我母亲睡在漂洗上浆的床单上得了皮疹。病怏怏的埃莉每天都抱怨油漆和清洁粉的气味。弗洛拉的双手毛糙。但她依然兴致高昂。她爬上爬下，系着头巾，戴着围裙，穿着罗伯特宽大的罩衫，看起来像个滑稽演员——开开心心，捉摸不透。

我母亲说她是一个跳旋转舞的托钵僧。

“你是一个停不下来的跳旋转舞的托钵僧。”她说，弗洛拉站定下来。她想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母亲上前解释，尽管她有点害怕，唯恐冒犯了虔诚。（确切地说并不是虔诚——不能这么说。是宗教的信条。）当然没有冒犯。弗洛拉对宗教的奉行中没有丝毫恶意或沾沾自喜的警戒。她不害怕异教徒——她一直生活在他们中间。她喜欢托钵僧这个说法，还跑去告诉她妹妹。

“你知道老师说我像什么吗？

弗洛拉和埃莉都是深色头发和深色眼睛的女人，高个子，窄肩，长腿。埃莉身体很糟，但是弗洛拉依旧非常挺拔和优雅。我母亲说她看起来像个女皇——即便是坐马车去镇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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