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

我们都会纵览全球文学期刊封面话题，

遴选有趣而广博的介绍给大家，

3月，让我们在文学地图旅行，遇见名作中的剧情重现。

《文学评论》

战后的左岸和巴黎的重生

上世纪中叶，一大群画家、作家、诗人和思想家都集中在了巴黎。他们共同合作，用爱与激情来对抗战后的萧条，也最终帮助巴黎完成重生。《1940到1950年间的左岸：艺术、热情和巴黎的重生》（LeftBank:Art,Passion,andtheRebirthofParis,1940-50）为这群艺术家画出一幅群像，将读者带入战后的巴黎。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著名的作品——从波伏娃的《第二性》，到詹姆斯·鲍德温的《乔万尼的房间》，再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和索尔·贝娄的《奥吉·玛琪历险记》——这些经典作品背后的故事，和作品本身一样传奇。我们还可以在书中看到诺曼·梅勒的青年时光，窥视毕加索的工作室，再品味一番萨特的爱情故事。这本书记录了波普文化的兴起，也记录了一批文学期刊的出生和消亡。在这段充满生机的历史中，无数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聚在一起重塑了巴黎。

《卫报》

大卫·米切尔对话大卫·皮斯

十五年前，大卫·米切尔和大卫·皮斯双双入选《格兰塔》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十五年后，他们又坐在了一起，谈论身份认同和对写作的感悟。米切尔认为，每个作家都有一些原型主题。作家从生活中习得这些主题，而在创作过程中，即使作家有意地避免原型主题的重复，它们还是会见缝插针地出现在作品之间。比如，皮斯的新作讲述了芥川龙之介精神上的疯狂，这正符合了皮斯的原型主题——关注精神崩溃的个体。皮斯同意这个观点，他说自己总是喜欢去写处于极端状态下的个人和社会，因为只有在极端状态中，人们才能真正看清自己。但即便如此，他是到现在才意识到原型主题的概念，并认为米切尔的原型主题是迷宫和线索。在皮斯看来，米切尔所有的小说都是一张巨大地图的一部分，通过一部部的作品，米切尔在自己的迷宫里一点点展开探索。

《纽约时报》

上东区生活指南

我们都饱受仪式之苦，纽约上东区更是一个被仪式感绑架的地方。在凯特琳·梅西的小说《太太》（Mrs.）中，我们可以看到上东区人家之间近乎疯狂的攀比：母亲们把接送孩子的时间当成走秀的机会，有的父亲特意选在中午来接孩子，只是为了显示自己掌握时间，不需要为别人打工。但这些不放过一切机会展现优越感的母亲们，却都有着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的另一面。她们努力地追求仪式感，想要过上社会公认的幸福生活，而这种对仪式感的渴望正来自于内心的不安。凯特琳·梅西真实地展现了上东区浮华的一面，也记录了上东区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真实体验。

《联合文学》

简·奥斯汀地下俱乐部

舞会、写信、告白、恋爱，简·奥斯汀的小说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女追求自己的幸福。她的小说几乎成为众多爱情电影的原型，更启发了都会女性文学。作为英国的代表小说家，简·奥斯汀笔下的单身女孩全都经历了英国的婚姻结构流变，因此爱情与面包的冲突也反复出现在她的作品中。这种冲突虽然存在于罗曼史的普世主题，却也是诞生于特定脉络的历史命题——再也没有哪部小说比《傲慢与偏见》更能体现婚姻里的复杂政治。伊丽莎白出身虽然不如达西，却能够因自己的才智与性情弥补出身，重塑身份。这样跨越阶级的“自我形塑”，正是贯穿简·奥斯汀小说的核心母题。然而，这种婚姻也具有双面性──女人可能藉此跨越阶级，取得身份，却也可能因为僭越规范受到惩罚，失去身份。

《字花》

变化之美

变化是一个过程。在过程中，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变化还会来。虽然人曾被视为不可动摇的宇宙中心，虽然书看起来曾是蕴藏永恒的实体，虽然一座城也曾得到不变的承诺，但世间万物，都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本期《字花》以变化为题，探索人、书、城的变化之美。六位背景际遇各异，但同样面临内外转变的“变者”，分享了他们面对弯道或起伏时的心态与姿态；而书的脸，又何尝不是和人的脸一样说变就变，有些书不断找到改头换面的理由，设计师、美术家也不断从这些书找到诠释的可能。通过变化，作品的生命在延伸、增厚，而在这种变化中，作品的意义也不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