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关于好文字的定义与标准，纷纭如云。文人们的思绪与表达，纷纭如云。

晚唐，司空图似乎受阴历节序的启发，以二十四首叙写风景的四言诗，组成《二十四诗品》，论述诗歌的二十四种风格，与二十四种节气相暗合：

显然，他的诗观就是：像四季、像大自然一样自然而然写诗，在万物天地间安放心灵和肉体。以诗论诗这一开先河之举，比西方和今天的学者以概念论诗、连篇累牍、言不及义，要可爱、有趣多了。用诗来表达对诗的认识，像用爱来表达对爱的珍惜，才是美的、好的。

司空图谈的是诗歌，其实，也是在谈人生，一种充满诗性的人生。整部《二十四诗品》，“道”“真”“幽人”一类字眼屡现，像献给庄子、老子、山水大地的赞美诗。把人格自然化，把自然人格化，就是道，就是诗。最爱其中的两个句子：“要路愈远，幽行为迟”，“如有佳语，大河前横”——重要的路必然漫长、孤寂，慢慢走，不要急。总有佳句如佳人、如大河，来到一个写作者、静修者的面前和内心。

司空图之前，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用比喻来表达自己的诗学观念。比如，“风骨”，他以鹰、雉和凤凰为例，阐述如何使文章的力与美达到统一：“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藻耀而高翔”，羽毛绚烂、居高临下，是凤凰之梦想，也是文章之理想——风劲而骨峻。鹰，被疾风教育出的骨头，在死后可制作成鹰笛。一个作家的笔，应该是鹰与凤凰混血而成的后裔。

刘勰又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一个书写者需要多么磅礴的情意与才华，方有资格与风云同行并驱。看天空，隐隐有历代才子，如电闪、雷鸣、鸟飞。

宋代词人叶梦得则认为：古今谈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初日芙蓉’，沈约‘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蓉”，即天然；“弹丸脱手”，即准确、凌厉。前者需要等待，后者需要练习。由弹丸脱手，而臻初日芙蓉，让一颗弹丸在地平线上准确、凌厉地升起，很难。大部分诗人不愿意在地平线下练习弯弓弹射，就直接宣布自己已经进入伟大者的星空了。

“新诗如弹丸，脱手不移晷。”苏东坡似乎在应和叶梦得。当然，苏东坡其人其诗在后人我辈心中，必然是“初日芙蓉”。

苏东坡之后，南宋严羽写出《沧浪诗话》，云:“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建安之作如森林，弥望，无边。他认为，诗可以分成九种类型：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其提出的“建安风骨”这一概念，特征就是格调高古、气象雄浑——在软弱的南宋，一个诗人提倡风骨，多么痛切而必要。听懂其中深意的人，面红耳赤，失眠，抑郁。假装没有听懂的人，继续眠翠偎红喝黄酒。

清初，文学批评家叶燮在苏州太湖岸边横山一带，隐居、办学、写作。他主张，作家须以“才、胆、识、力”，反映“理、事、情”——“理”，形而上的广阔；“事”，及物、在场、介入；“情”，赓续《诗经》所肇启的抒情传统。这一切，均系于写作者的才华、肝胆、见识、笔力。其著名学生沈德潜，却提出“格调说”，与袁枚的“性灵说”相对立——写出《随园诗话》的袁枚，似乎更像叶燮的学生。

袁枚说：“今人论诗，动言贵厚而贱薄。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刀背贵厚，刀锋贵薄。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犹之论交，谓深人难交，不知浅人亦难交。”袁枚的观点很妙，叶燮应该赞同。诗、物、人，非“厚”“薄”二字即可定境界，关键看其妙否。妙言、妙物、妙人，无论厚薄，都美好。

清末诗人况周颐，在词话集《蕙风词话》中，提出写作诗词的三要点：重、拙、大。似也在回应南宋严羽观点。重如苍山，拙如秋风，大如自然——在剧变、转折中的时代里，整合破碎家国，如此提倡，痛切而必要。

当代诗学评论家不写诗话，为藏拙吗？沉迷于构建宏大、抽象的体系，来谋取学院里的职称与国家课题经费，沉浸于小圈子里的掌声、簇拥和欢喜，生产废话，消耗了造纸厂和野外的树木鲜花。

幸而在新疆听到一首图瓦族民歌，内心一震：“再甘甜的水也是埋在泥沙里的，再好听的声音也藏在杂念背后。”用比喻表达了一种诗学、美学观点。诗与美，就是甘甜的水、好听的声音，需要越过尘世里的泥沙与杂念，千淘万漉，才能来到我们的唇边与耳边。这首民歌，充满了对人性中的泥沙与杂念的宽谅，也饱含对甘泉、好声音的珍惜。

也是在新疆，听到另一首图瓦民歌：

我们属于远方/有自己的群山、木屋和炊烟/流水是一首长长的歌/驼鹿的眼睛就像我的爱人/这安宁/有时绊倒死神的步履/当云彩擦亮天空/爱人哪/我们就搬到天上去住。

诗人属于远方，从尘世，到天空，用笔尖搬动着自己越来越轻盈的身体。只要有爱存在，就能搬到爱人和后人的心灵去居住。

用这两首民歌来讨论诗人的秘密、文字的秘密，更好。比学院里的某些教授们讲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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