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上天。

如果你已经站在风口上，很早就成了时代的宠儿，祝贺你；如果你错过风口但梦想不灭，请紧盯夜壶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有人开始给作家划代。“70后”“80后”“90后”，每一个时代都推出几个代表，他们站在风口上，都能飞上天。但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大批作家，处在风口下面。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站在风口。

他们曾经怀揣梦想，现在却散落在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了风口下面的河床下无法飞升的黑色石头。

他们还在直面当年的梦想吗？

错过了风口而仍然怀揣当年梦想的人在生活中不可能太如意。在现实琐碎的生活中，怀揣当年梦想有时候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周围的人会侧目，会面露不屑，会冷嘲热讽。梦想仿佛是一个负面词语，是一个孩子们才该有的东西，是一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敢打量的物件。

那些在风口上的人已经成名了。错过了风口的人，为什么还不实际一点呢？

但是他们偏偏不。

我就是风口下面的一个。

几年前某文学杂志举办了一次文学笔会，邀请了全国一些在该杂志发表过作品的作家，其中就有三两位正站在风口上的“80后”作家。

笔会过程中，主办方邀请我们乘船旅行采风。在船上，来自河北的一位作家找到我，和我谈起距当时十年前我在《收获》杂志发表的一篇小说，他对其中一个细节赞叹无比。我正在高兴有人多年后还记得我作品中的细节时，他突然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

你差一点出来了，太可惜了，这些年你在干什么？他说。

出来了，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是站在风口上，出名的意思。

他的话深深刺激了我。

那天我远远地站在游船的甲板上，任太阳毫无遮拦地照射着我，任江风一股一股扑面而来。同行的那三两位正处在风口上的“80后”作家单独扎堆在一起，傲视众人，世界仿佛在他们手中。

我如果早“出来了”，也会像他们那样吗？

是什么原因让我没有“出来”呢？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坐在宾馆房间的窗户前，久久没有入睡。我如同看风景一样看着我千疮百孔波峰波谷的人生。我看见了一只夜壶灯。它像一个走失的孩子，悬在一个无人的路口。

我看见它还亮着，亮在无人处。它是我的梦想。

我的作家梦和夜壶灯有关。很小的时候，村子里不通电，后来通电了，也不正常，有时候有电有时候停电。那时候村子里用得最多的是煤油灯。夜壶灯是什么呢？农村里夜间说书使用的大煤油灯，扁圆形，外面露一根粗灯捻。它太像一只夜壶了，农村人都称它为“夜壶灯”。

我的作家梦起源于说书，起源于《水浒传》，起源于英雄和江湖的故事。

那时候没有书读。我弟弟曾经攒过几十本连环画，并以此向村里人和家里的客人炫耀，连环画里的故事就是我们的世界。那些说书人来说书的日子，就是我们的节日。一个场子，无论是人家户门前还是生产队稻场，夜壶灯挂在树上或者一根柱子上，故事开始了，我的梦想也开始了。

我们追着说书人听，从这个营子追到那个营子，对书中的故事和人物着迷。我在说书人那里听了《水浒传》，在我弟弟那里看了《水浒传》连环画，后来在我父亲那里看了老本绿皮封面的《水浒传》。我明白了一件事，同一个故事，从不同的地方出来就会不一样。故事是可以编的。我和弟弟，我们在追逐说书人、追逐夜壶灯的时候，我们也相互编故事，给林冲一个杀高衙内的机会，让鲁智深当个官，给李逵娶个老婆，等等。

故事是可以编的，我们也可以编故事，这应该是我作家梦的起源。

夜壶灯就这么开始点亮，它深入到我的心灵和梦境。

我上大学时开始写小说。我记得第一篇小说是写我们寝室里的众生相，但是写了很久写不下去了。我上大学时加入校文学社，开始参加各类文学活动。我开始发表作品，先是千字文，小散文，后来是小说。一开始发表在地市级刊物上，后来上了省级刊物，再后来上了《当代》《收获》这些大刊。这样接连持续下去走向风口，似乎是正常的发展轨迹。

但是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它打乱了我生活和写作的正常节奏。刚刚进入新世纪，我的只有两岁多的儿子被诊断出患了一种当年罕见的怪病——孤独症。

新作《疼痛吧指头：给我的孤独症孩子》

梦想会被一些看似偶然的事件生硬地打断，这是很多人梦想出发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我的儿子患了这种不会开口说话、行为发育迟滞的精神疾患，这种病是全世界目前尚未解决的难题。我们全家到处求医，在一开始找不到病名和病因的情况下需要确诊。确诊后，需要治疗，需要探索和尝试西医和中医的各种治疗方法；需要培训，需要一对一的语言训练，需要对孩子做玩乐游戏方面的感统训练；需要专人对孩子进行上厕所、吃饭、穿衣等方面的生活训练。所有这些汇总起来，需要钱，需要时间精力，需要对孩子无限度投入的爱。

重要的是挣钱，还有时间精力。时间精力严重不够用。

那些年，生活像什么呢？我觉得每天都有一只老虎在后面追着，每天都有一把火在后面烧着。在那种情况下，我想坐在书桌前安静地读书写作，可能吗？

我没有时间再参加文学活动、笔会、学习、改稿会；没有时间去申报各级会员和相关课题。渐渐地，我离文学这个圈子越来越远，相关的信息我越来越少知道。

那只夜壶灯，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

若干年后，河南南阳和湖北鄂州请我去搞文学讲座，讲座之后有人提问，其中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中年妇女的提问让我印象深刻。

一个问：我年轻时热爱文学，但结婚后公公婆婆身体不好，先后瘫痪在床，我一直伺候他们到离世，我也差不多老了，但我仍然热爱文学，我现在还来得及吗？

另一个问：我婚前热爱文学，但是婚后孩子和老人多，等我拼尽全力把孩子送上北京全国著名大学，我已经到今天这个岁数了，我继续文学写作，还来得及吗？

她们的问题让我发呆，让我差点落泪，让我想起我辛苦奔波的那些日子。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的夜壶灯在哪里呢？

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很多个夜晚，我半夜醒来，坐着发呆。我在寻找我的夜壶灯。它在迷茫的夜里，在一朵一朵黏稠的雾中，我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去寻找它。我像找我丢失过两次的孤独症儿子一样，在街头的角落里找到他的时候，既精疲力尽，又泪流满面。

我相信那两个向我提问的曾经热爱文学的中年妇女有过和我类似的感受。

我在生活中碰到了很多错过风口而不忘梦想的人。这一点人和我一样，大部分辛苦劳碌。他们在生活中忙碌、奔波时常弯腰妥协，甚至苟活，但是身上必然会保持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外在的形式是多样的。

我有一位作家朋友，他写的小说发表在很多刊物中。他有一个脑瘫儿子，并且和老婆离异，一个人靠给别人开出租车支撑孩子的费用。他的作品都是在轮休的时候写的。每次参加一个笔会或文学会议，对他来说既兴奋又困难，他需要提前很长时间去协调请假，去做准备工作。我在襄阳有一位姓周的诗人朋友，他靠白手起家有了一个电器厂，他当老板以后还经常为节约一点费用亲自干砖瓦粗活，但是他接待文友、承办诗会却出手大方，他那里成了当地文友们聚会的乐园。他的手很粗糙，但是却用这双手写出了清新细腻的小诗。

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多。

包括我。

我也一直不让我的夜壶灯熄灭。记得在最忙碌的出差的路上，在宜昌市云集路的一家书摊，我看到两本略带先锋性的杂志，我把它们买下来，走到哪里背到哪里。

在家里晚饭后，我总是绕到很远的有文学书籍的书店那里散步，在那里翻翻看看，间或买一本，像一只夜壶灯一样拎着走。

我在风风火火四处奔波治疗儿子的十几年，正是新世纪开初的十几年，这十几年我大部分时间花在挣钱和儿子的治疗上，但是我又始终丢不下作家梦。我买了大量的期刊和书籍在奔波中随身携带，我随时提醒自己，眼前有一只夜壶灯，另外我还深入到社会生活最前沿最痛苦最直接最琐碎的第一线，这使我同时以两种眼光审视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和文学，也看到了新世纪后的文学在混乱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踉踉跄跄的步伐。

我站在两边看，用两种眼光看，看到了单纯站在一个角度，甚至站在风口所看不到的风景。文学当然出了问题。因为它集中表现出来的故事和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严重不一致。

大多数作家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老百姓认为是假的。

当代文学如何丢掉了“真实”，是一件相当令人费解的事。因为那么多作家，那么多评论家，那么多文学期刊都在大时代面前做着努力。

作家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推托对象：网络。

作家们都在埋怨，说我们的时代和读者越来越肤浅。

作家们感到委屈，我们天天都在寻找真实，体验真实，真实难道不在我们手中？

包括那些处在风口的作家。

我和那些沉寂在生活中而又不失梦想的大多数作家在劳碌中紧盯着我们的夜壶灯，同时也紧盯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慢慢发现，那些所谓的文学风口，那些所谓的代际代表作家，并不能代表我们复杂的时代，因为他们没有书写出我们复杂的时代之象。

如果我们用心盯着我们的夜壶灯，盯着我们的生活和文学，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文学并没有在那些所谓的风口，并没有在那些浪花高处，而在生活的深处，在河床下面的黑色石头中间。只有在这些地方，才有时代之象。

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把握时代之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过早地站在风口反倒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因为时代之象呈现在风口的，往往只是大象的一只耳朵或者一条腿，时代之象，离开水面的浪花深深地沉在河床之中，离开风口而沉落在琐细的生活之中。

给时代画像的困难在于人的渺小，在于作家总固定在一个角度。大家都在疯抢着，但是抱住的却只是大象的耳朵、大腿、肚子或尾巴。

时代之象既是现代性的，又是传统的，而不是二者的相互争吵；时代既是网络媒体，又是纸媒体，而不是非此即彼；时代既是国企又是民企；时代既是传统生意又是网上交易。

要想清晰地用语言表达出时代之象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时代是道，我们都在道中。

在一篇一篇书写身边故事的时候，我发觉那只夜壶灯又回来了，不，它其实一直就在我心里，只是我过去总是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它。它其实一直亮在我们千疮百孔而又疲惫不堪的生活中，亮在和我一样每天辛苦奔波的普通百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