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知道哥伦比亚大学于口述历史的奠基作用，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现代口述历史的概念，却是源于一个“疯子”的臆想。这个“疯子”名为乔·古尔德，是一位出生富裕人家的哈佛大学辍学生，他生性不羁，终日游荡于纽约街头，因为常常在酒吧里学习海鸥的叫声换取酒钱，得到了“海鸥教授”的称号。他对人声称，会用讨来的钱成立一个专用于支持他写作的基金会，因为他想要创作一部可以和《荷马史诗》相媲美的历史巨作——“我们时代的口述历史”，忠实记录20世纪美国民众的寻常生活。

“海鸥教授”最终被证实为是一个空想家，一个以口述历史为由行骗的疯子，然而口述历史的概念却因为《纽约客》对其进行的长篇报道，第一次进入美国大众的视野里。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内文斯得到基金资助，在哥大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室（TheColumbiaCenterforOralHistory），标志着现代口述历史学的诞生，哥伦比亚大学也从此成为世界公认的口述历史重镇。随着录音设备的创新和普及，口述历史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迅速发展起来。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成立，会员遍布全美，并在各地设立工作机构。1980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提出了一套评介口述历史的标准，以规范口述历史的工作原则和专业伦理。1996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在瑞典正式成立，并从此后定期在全球各地集会。

在诞生之初，作为口述历史领域的领军机构，哥大口述历史的采访对象多为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精英人士，以填补现存文献记录的空白。然而与此同时，欧洲的学者却将口述历史作为记录民众政治生活的方法，试图赋权于在传统历史记录中无法拥有自己的声音的底层民众。1966年，英国历史学家们在牛津大学成立了历史工作坊(HistoryWorkshop)，其宗旨为历史记录不应只为权贵服务，更应该包括与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女性和有色人种群体。

1960年代左右，随着全球化的政治运动新浪潮的影响，这种口述历史实践从欧洲传回美国，传统的精英史观受到冲击，美国口述历史学界开始了一场自我革新，让在传统历史记录中被忽略的大众发出自己的声音，将他们从集体性的历史沉默中解放。美国学者们开始试图拓展口述历史实践的边界，记录包括女性、移民、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亚裔、非裔、印第安人和拉丁裔等多元人文群体所亲历的历史。

1958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教授韦慕庭（C.MartinWilbur)和时任哥大经济学系教授何廉（FranklinLienHo），启动了中国口述史部。该项目要求采访者从有限采访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历史信息，将录音转录整理成文稿，将文稿翻译成英文，并在文稿正式出版时负责编辑和校对。彼时负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唐德刚，虽是无名小辈，但凭借其深厚的历史功底和过人的沟通技巧，被聘成为负责此项目的口述史学者之一。直到1972年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在他十几年的口述历史工作中，唐德刚采访了众多与中国近代史息息相关的人物，完成了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人的口述整理工作。数年后，《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等口述历史作品的出版，迅速为唐德刚赢得“中国现代口述历史第一人”的盛名。

中国口述史部阵容非凡，除唐德刚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学者参与了这个项目，而其中最为中文读者熟知的，则是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的孙女、中国口述历史学的开创者韦慕庭教授的第一位研究生夏连萌。因为其身份的特殊性，夏连萌不仅会说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更有得天独厚的人缘优势。在她数十年的口述史工作中，夏连萌采访了包括陈立夫、孔祥熙、张发奎、顾维钧、陈光甫等中国近代史重要人物。

除了这些记录中国近代史的口述史项目，哥大图书馆还存有其他与中国有关的口述史文献资料，如鲜为人知的《李政道回忆录》和《杨振宁回忆录》，都是基于1964年哥大“诺贝尔奖得主论述科学研究口述史项目”（NobelLaureatesonScitentificResearchProject)的采访录音整理而成。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却很少有中国学者对如此珍贵的口述史文献资料加以利用。“9·11”事件后，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即时启动了相关的口述史项目，其中包含“唐人街人生叙述口述史项目”（TheChinatownTellingLivesOralHistoryProject)和“唐人街实录项目”（ChinatownDocumentationProject)，详细记录与还原了彼时在纽约下城居住的普通华裔移民的日常生活。

进入21世纪之后，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与奋斗在一线的口述历史学家合作，试图将口述历史的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最大化。而2001年则是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的转折之年，当时刚刚上任研究室主任的著名口述历史学家玛丽·马歇尔·克拉克（MaryMarshallClark），决定运用手头的口述历史资源，结合哥伦比亚大学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学术资源，以训练新一代口述史学家为目标，建立全美第一个口述历史硕士项目。然而她的计划却因“9·11”恐怖袭击搁浅，在四年多的时间内，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将几乎所有精力放在了与“9·11”事件相关的口述史项目中。克拉克教授对于口述历史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在超过四年的时间内，我有幸和来自不同文化学术背景的采访者一起合作，搜集相关的记忆，并探索个人记忆，历史和公众生活的重叠之处。‘9·11’项目让我更加了解学术训练对于培养口述历史学家的必要性，在训练这些采访者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累积教授口述历史训练的必要经验。”

“9·11”纪念馆中集合了口述音频区

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哥大终于在2008年迎来了口述历史研究生项目的第一届学生，而这也标志着全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专注口述历史训练的研究生项目的诞生。在创立初期，克拉克教授就决定这个研究生项目不会仅专攻理论，更会着重训练学生的口述历史访谈技巧、音频视频器材操作能力，以及如何与社区合作将口述历史的影响力在现实层面最大化。因此，哥大口述历史研究生项目的课程设置十分多元——目前核心必选课程包括三个：口述历史实践课、口述历史理论课、口述历史工作坊；而可选课程更是十分多样，每年亦有创新，从更偏向学术研究的“口述历史与社会学”，到鼓励学生对口述历史素材进行艺术再加工的“口述历史的文学运用”和“口述历史和纪录片创作”，旨在帮助有不同未来规划口述历史学生，并培养有严谨学术思维和多元采访技巧的口述历史学家。

我作为哥大口述历史研究生项目的第十届学生，2018年4月刚刚修完了所有的课程与学分，目前正在规划、采访和撰写自己的毕业论文。哥大口述历史研究生项目最吸引我的地方，不仅是它在业内具有极高的声誉，更是其小班化研讨会模式的教育方式，以及对于多元文化的推崇与重视。我们的项目每年仅招十几名学生，所有课程都是以研讨会(seminar)形式呈现，为了保证课堂文化的多元，每一届被录取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完全不同的学术和文化背景。以我这一届学生为例，有刚从耶鲁大学文学系本科毕业的中美混血，有曾被迫露宿街头靠努力摆脱困境成为非营利机构主管的中年女性，有获得学生奥斯卡纪录片奖的黑人记者，也有在60岁重返校园获得本科学位的“grandmastudent”(外婆学生）。

在第一学期的口述历史实践课上，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和纽约本地的一家机构实习与合作，而我启动了一个关于少数族裔语言的口述历史项目。从撰写相关法律文书，到制订采访计划，我全程参与了这个口述历史项目的设计和执行，我有幸采访了抗击印度种姓制度的社会活动家、在纽约大学教授克里奥尔语的海地裔移民、在纽约用音乐教授Garifuna语的前海军士兵。在认识与采访他们之前，我对于他们的身份背景一无所知，然而通过口述历史的提问与叙述，我对那些未知的族群文化，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有了细节性的认知。

正如前文所说，哥大口述历史研究生项目不仅想要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更专注于鼓励学生思考如何将口述历史素材进行艺术再加工，以及如何在现实层面将其影响力扩大。每年四月中旬，我们的项目都会举办一个合作性的多媒体口述历史展览，由学生和教授策展搭建，帮助学生将自己的毕业论文在艺术层面可视化展出。每一年的展览都涵盖许多不同有趣的主题，而今年的展览，则是包含了美国司法制度、宗教探索、二战史、自闭症和个人家族史等十几个不同主题的口述历史元素。

于我个人而言，这是一场非常私密又感性的展览，我的展览主题是关于我丈夫的哥哥卡门，一位患有自闭症的30岁成年男子。在我的多媒体展览里，我在现场搭建了一个美国南方小房子的角落，试图还原我婆婆在佛罗里达乡下住房的实景。

本文作者口述史项目

在这个角落里，我摆上了许多卡门在现实生活中会使用和接触的物品——他的乒乓球拍，他的拖鞋，他的绘画作品，以及他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除了这些物件以外，我也尽可能从多感官角度还原卡门的真实日常生活——我用木板搭建了一个假的窗户，而窗户里所映出的树林则是我从真实房屋窗外拍摄的风景；我通过使用橙味的蜡烛和熏香，使得我的展览空间闻上去就像橙子收获季节的佛罗里达乡间；而我也播放了在佛罗里达实地录音的生活噪音和环境背景音，让参观者更有身临其境的体验。

在每一个物件之上，我都贴上了带有数字的标签，每一个数字则代表一段由我剪辑至两分钟左右的口述历史录音，参观者可以打开手机应用，或者使用我提供的录音设备，倾听关于卡门的故事。在他亲友的口述里，那些关于卡门的自闭症患者的刻板印象被打破，他勤奋、善良、敏感，他不只是一位自闭症患者，更是独一无二的卡门。

邀请参观者倾听这些口述历史录音，就像邀请他们进入我的人生，因为我的婆婆曾劝告我，由于他们家遗传的自闭症基因，我和我丈夫的孩子也有可能会患有自闭症。我选择做这个项目，不仅是为了记录卡门的人生，更是一种私密性的自我鼓励，旨在还原一段我也未来可能会参与的人生。而如今的口述历史事件，其实很多时候也逃脱了宏观叙述的枷锁，倾向于一种更私密的体验。我们相信，平凡人的故事和大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正如卡门的人生折射了美国社会对于自闭症的态度的转变，每一个受访人的人生经验都是对其所目睹、经历和创造的历史的补充。采访平凡人的私密感，以及把他们的故事与历史事件联系时的成就感，驱动了一代又一代口述历史学家投身这个小众行业。

而如此投身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其个人化且非正统的特质，口述历史这门学科极易被大众误解和质疑。在理论提出初期，哥伦比亚大学内部对口述历史的学术意义也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填补了历史的私密缝隙，有人觉得它不够严谨难登史学大雅之堂。在我眼里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因为口述历史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补充传统史学疏漏的细节，将普通民众从集体性的历史静音中解放。它着重关注所谓正统史学之外的部分，它的不“严谨”，它的私密性，正是它的魅力所在。然而为了让口述历史可以得到更多承认，现代口述历史学家往往会在艺术学术再加工的过程中，为口述历史素材提供有证可查的背景。最显著的例子或许就是纽约“9·11”纪念馆的口述历史展区，以多媒体的方式将口述历史和正统史料交融，向观众呈现了一段人类悲剧的立体多面，让口述历史在不被质疑的情况下补充传统历史叙述的空白。

在哥大的这段教育经历让我明白，口述历史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责任，它帮助我们倾听平凡人生活的不平凡，记录不平凡历史的平凡之处。目前口述历史依旧是一个资源匮乏的领域，但它却极其珍重，又十分被中文语境需要。我们身处在一个社会变革的历史漩涡内，每一天都是历史，每一个维度、每一刻都值得被如此温柔的方式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