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支持教学型高校的人看来，不是所有学生——甚至事实上是少有学生——未来会成为研究者。为此，南非大学的一位院长质问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谓的研究与通识教育的学位具有多大的关联性呢？这位院长指出，这样的问题在南非等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里的教师大都是白人、男性学者，他们所从事的研究都与全球有关，目的是要获得国际声誉，而他们的学生所需要的则是地方化的、去殖民化的知识与技能。而有些学者考虑得更为实际，研究型教学听上去很美，但对于超过300人的大班上课来说，其实是很难实现的。

研究型教学势不可挡

尽管有不少异议，但很多大学依然在竭尽全力地推进研究型教学。比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本科生参与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很多人都参与到由微软公司资助的一个创建量子计算机的课题之中，所获资金为10亿美元。英国南安普敦大学鼓励其大四的物理系学生到该校或者哈佛大学做一年的学术研究，进入到相关领域中高级别的课题中。在（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每年有超过300名本科生进入暑期项目中。还有很多高校都在推广让本科生进入科研项目进行学习的活动。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在研究型为主的高校，研究型教学的兴盛时期早已到来，而在一般普通高校中，甚至是教学为主型的高校，研究型教学也已形成了难以阻挡之势。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短评

大学教师为何要做科研

研究型教学的兴起所引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大学教师为何要做科研？如何实现以研究为导向的教学？如何将科研成果引入教学之中？

现在，几乎中国所有名校都有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相关规定，而我们知道，今天的绝大多数教授都是达到学校几乎是最高的科研要求的佼佼者。因此，说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科研水平代表着一所高校的最高水平，这话不说完全正确，也不无道理。换句话说，很多名校的上述规定，其实是要求科研水平处于学校最高层次的人必须要给本科生上课。

这样的规定，一般公认为来源于西方的高等教育体制与经验。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建者洪堡就把大学教师与研究者视为一体，他把这一类型的教师当做是大学最理想的教师。自此之后，越是好的大学，越是名校，讲课者越是在学科前沿进行研究的学者。这几乎成为了西方高校向学生与社会推销自己的法宝。迄今为止，这样一种理念对西方的研究型大学都有着重大影响。而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理念也逐渐成为了中国高校所普遍推行的一种教授讲课制度。当然，这样的理念与制度，无论中外，不仅在名校中成为了制度，在一般的普通高校，特别是以教学型为主的高校，也逐渐开始推行开来。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要求所有教师或者鼓励所有教师都要有博士学位。

简言之，大学教师要从事科研或者学术研究的理由大致有三个：首先，大学教师不同于中小学教师、职业教师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要花费时间、精力去做学术研究，这是大学教师的身份、职责所确定的任务之一。

其次，大学教学的目的在于教育、激发与影响，这不单单是知识的问题。作为大学教师，你要想方设法帮助学生去学习，没有学术研究做支撑，在当代社会很难实现真正帮助学生的目标。当然，出色的研究者不能只满足于吸引自我的研究，时刻要牢记的是，自己所从事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最后，要重新理解何为学术研究或者科研。“英国本科生研究大会”的创办人、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里弗斯提出，人们需要转变观念，不要把研究或者科研当做高不可攀的崇山峻岭，上面坐着各种权威人士。他认为，人们需要多从创新角度去考虑何为研究或者科研，同时，应该多从如何让所有师生参与其中而形成新的知识的角度去考虑何为研究或者科研。要让本科阶段的研究活跃起来，形成一种强大的研究文化，这对提高师生的研究能力至关重要。

《中国科学报》 (2018-07-10 第7版 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