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九月，钱佳楠这样写到：

亲爱的人，

刚过去的八月，我发现自己有了第一根白发，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惊慌失措，急忙问母亲可以吃点什么补补身体，而后就到亚米网下了一单当归红枣茶，韩国人参鸡汤之类，聊以安抚自己的心灵创伤。依稀记得中学时曾和朋友聊起未来，十多岁或二十出头的时候，都觉得三十岁是个异常恐怖的岁数。青春期荷尔蒙蓬勃的顶峰，我们甚至幻想过“要在最美好的年龄死去”，比如二十多岁时自己的婚礼上，死在人一生最美的时刻。不知不觉，我已经到了村上春树开始写作的年纪，29岁，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年龄开始写作已经显晚了，然而我是在最近才感受到村上的幸运——他没有在更焦躁的年龄早早地把自己的生活素材消耗殆尽。

去年，Allan Guarganus在研讨课上说，“人生有很多悖论，譬如说，你们都这么年轻，却这么着急，而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反而一点也不着急。”到了最近，我才开始领受这个年龄的好处，这好处是什么呢？张爱玲在《私语》里把这份感受传达得最贴切：

“年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

逼近而立之年的我的感觉正是如此：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

在年轻人看来，这哪里是“好处”？这简直就是惊悚电影——刚好相反，如今这个年纪的好处正在于，看清年轻时自己执着于成为繁华热闹的一部分不过是虚妄。

记得大概是五六年前，初识定浩兄和德海兄，德海老师问过我：“你想着写作带给你生活上的改变吗？”我记得自己摇了摇头。他说，“那就好，那你根本不用着急。”

事实上，我的摇头是违心之举，我渴望写作带给我生活上的改变，渴望凭借写作证明自己并非庸人，也渴望凭借写作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同类——因而我一直是焦躁的，和很多年轻人仿佛。

不久前和同龄人聊起30岁焦虑，孔夫子的“三十而立”仿佛成了中国人的一道末日催命符，不少人纷纷在这个年龄做出人生的重大决定，之前在怡微的《云物如故乡》里读过，她说29岁的时候有一个发现，给同学寄贺年卡时需要寄去新的地址。很多人在这个年龄步入婚姻，或许其中也含有赶“末班车”的意味。也有人选择创业，选择自费出书，多数行为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几年前，一位昔日的同事私下对我说：“我要出一本书，你知道吗？我今年要30岁了，我必须做一番大事。”

陈村老师在文章里写，“只有小孩子才觉得舞台上天天有自己”。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仍然挣不脱孩子的这份执念，并没有做好准备领受人生漫漫长路的幽深寂寞，甚至，年轻人不曾真正知晓，即便有过烟花绽放的刹那，旋即也将归入黑暗的永夜。在世俗文化发达的国内语境下，寂寞潦倒的人之常态常被视作羞耻的烙印，人们从窦唯、崔健一路嘲笑到许知远，而我在这种嬉笑的背后看到的是更多人用嘲笑声这些内心的恸哭。

国内似乎对30岁的人有很多基本要求，结婚生子，工作稳定，有房有车等等，而今的我会感慨，这大约是过来人得出的人怎样才能过了30不被“嘲笑”的经验之谈——有了这些“体面”的掩护，至少不至于让老丑显得太过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