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是党内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弘扬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弄清历史是非统一思想，凝聚全党力量指导未来的重要途径，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延安时期，我们党非常注重党史学习，并根据各个阶段党和人民的事业、党的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学习的任务与目的进行调整，从而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伟大工程服务。

1、学习的缘起和正确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历经长征落脚陕北之初，忙于扩大和巩固西北根据地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党史的学习与研究并没有立即提上日程。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了中共诞辰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1935年12月23日，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提出1936年第一季度中国工作计划，其中第三项就是为纪念中共成立十五周年做准备。几经调整，纪念活动于1936年7月召开，出席纪念会的王明写了《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米夫写了《奋斗的十五年》等纪念文章，陈潭秋在纪念会上做了纪念报告。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党内对国共两党关系、中共历史认识的不统一、不清楚逐渐显露，各种错误观点在党内盛行。对党的历史认识不清楚，甚至存在错误观点，不利于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向前发展，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极其不利。鉴于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做结论条件并不成熟，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党的主要任务，所以此时党史学习和研究主要集中于后者。

1937年4月初，张闻天在抗大开讲《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并提议成立“中国革命史研究会”，成员均跟班听课，然后就各人承担的章节写出讲稿，分头去各班担任教员授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以近代以来各阶级挽救民族危亡为节点，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国共第一次合作及破裂等问题。6月28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关于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一文，针对一些人借国共关系变化和中共政策转变来否定共产党十年历史的论调进行了批驳，“如果有人责备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不应该继续革命，不应该实行武装暴动，不应该建立苏维埃，不应该进行土地革命，那这就等于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应该投降叛变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而且应该帮助他们来镇压、屠杀与加紧剥削中国工人、农民与小资产者们”。

这个阶段党史学习集中体现在1937年5月至6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两次会议都对党的历史尤其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总结经验教训，在论述如何更好地“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主题的同时，深刻指出大革命的历史表明：“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突出强调了“我们的领导责任”。

2、弄清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历史问题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在组织上失去共产国际这把“尚方宝剑”的王明，并不心甘情愿承认错误，并且在延安广大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中依然有一些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依然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阻碍。为了扫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毛泽东倡导的“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应运而生。

1938年9月，斯大林倡议并亲自参加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开始在《真理报》上连载，10月出版，并迅速传到延安。1939年7月15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询问了《联共（布）党史》一书的发行和学习情况，尤其强调：“发行和学习此书是提高党的思想水平的一个转折点和强大杠杆，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深入最广大群众的一个最有力的手段”。8月，中共中央给任弼时的电报中指出：一般县委以上干部已经开始学习《联共（布）党史》，它成为教学的必修科目，是延安所有学校的教科书。联共（布）的这一做法，对中共最直接的影响就是1939年冬季毛泽东等人合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干部课本，以“供各学校、各训练班教课及在职干部自修学习之用”，期冀对党史的认识形成基本共识。

王明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干部课本进行了批评。1940年3月，王明把集中反映自己“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再版，并在序言中写道：“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除此之外，“过去苏维埃后期的错误，虽经过遵义会议得到纠正，但在十二月会议时也还有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中央率领红军东征时后来也有人有不同意见；过去长江局对中央也有不同意见”。因此，如何认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迫切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

经中央同意，毛泽东从1940年夏开始着手“党书”《六大以来》的编辑。在编辑中，毛泽东先后挑选86件重要文献，以散页的形式发给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其中一部分是反映错误路线产生、形成、危害及其被纠正的文献，另一部分是反映党在这一时期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全面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形成的文献。这种编排方式，使说明这个时期“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因此成为“犀利的思想武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得出结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

3、弄通党的路线与思想方法的学习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全党范围内党史学习和培育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思想方法，成为一项原则性要求，成为推进延安整风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