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3月18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中央高级学习组与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中共党史，按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三个时期进行研究，一面请在延安的每个时期党的负责人报告情况，一面从各方面收集党史资料。3月27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又规定：从下周起开始进行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首先请毛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期的轮廓；本年内中央各部门首先注重党的路线学习，目的是弄通党的路线与思想方法，然后再进行各种专门业务的精研；同时成立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3月30日，根据安排，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对党史学习研究的目的、对象、方法、注意事项等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4月13日，西北局组织部邀请绥德地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李合邦报告警备区党史，并决定以后在沿河三县、陇东、关中、延安等地举行党史报告，每周两次，以使干部熟悉边区各地党的发展历史。在广泛深入学习的基础之上，1942年底到1943年初西北局高干会召开，总结了西北苏区历史问题，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的思想动向，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引发了对共产国际历史、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历史的集中学习。学习的重要载体和推进工具主要是《解放日报》，先后刊登社论《论共产国际的解散》（5月28日）、《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6月27日），温济泽的《共产国际》（5月29日），张仲实的《共产国际与中国》（6月6日），莫艾的《万众一心——共产国际解散后访问党校张平化同志》（7月3日）、《党有长城——共产国际解散后访问党校何长工同志》（7月4日），此外延安、晋西北、鲁中和山东分局等地亦开展了学习活动。

至此，对这一阶段党的历史作出结论的内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毛泽东着重讲了“两个宗派”问题，即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搬洋教条，夸夸其谈；还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两个宗派”的发言，实际上为会议的整风主题定下了基调。

4、通过学习得出历史结论统一全党思想

1943年10月延安整风转入第三阶段，即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得出结论，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10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参加党史学习人员名单和分组计划，决定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任，学习时间暂定为三个月，采取从抗战开始后的问题入手，然后再回到大革命、内战时期的问题，并向政治局提议，在参加学习者中间公开宣布允许讨论党的路线问题。同月，在《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的基础上，毛泽东挑选最能反映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讲话、文章等编成的《两条路线》一书出版，并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材料。

通过系统的学习和组织过去曾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中工作的同志召开各地区、各部队的党史座谈会，诸如红七军座谈会、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等，形成系列研究党的历史的重要成果。1943年春，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做了《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系统回顾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3月，刘少奇在延安作《六年来敌后的工作经验》的报告，总结了党在敌后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7月1日，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全民族抗战爆发6周年，毛泽东写了《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7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而写的《清算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思想》的文章。9月，周恩来在延安先后写了题为《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和《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笔记。年底，王若飞在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回顾了党创立以来到南昌起义的历史。

在深入学习讨论中，全党历史认识上趋于正确，思想上趋于统一。194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如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对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正确结论的得出，无疑在思想方法上坚持了周恩来所讲的“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和概括。

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不仅仅在于以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来学习、研究、总结党的历史，更根本的目的在于把党史的学习与党和人民的事业、党的建设统一起来，揭示规律，昭示未来，实现全党思想认识上的正确与统一。这为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精神基础。

    （作者：谭虎娃，系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