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更蓝：张虔文论。

没有题目的诗

曼德尔施塔姆后期的很多诗是在流放途中口授而成的，这些作品大都没有题目，它们的第一句通常被当成它们的题目。我们可能会便利地想到写作条件的局促和艰苦是这些诗歌没有题目的原因，但还远远不够，导致这种现象的，是诗人和诗歌的关系。当诗歌不再是诗人的一种“创作”，当诗人和诗歌的关系回溯到更加原始的状态，给一首诗命名就不光是多余的，题目还可能沦为一种矫饰，甚至亵渎。

《诗经》里的作品最初被完成时没有题目；在萨福的残篇里，我们也看不到题目。诗歌在它更原始的状态里似乎并不包括题目。题目，是创作的产物。当诗歌成为一个“创作”的对象，当它被苦心孤诣地写出来，题目就具备了一种难以忽视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题目可以被处理得非常艺术；它可以是为整首诗定下基调和音量的第一个句子，也可以在自己和正文之间拉开一个多义的空间，重塑整首诗的结构，调整诗歌的方向，以促生更丰富的想象和意义。从这个角度看，题目不光是必要的，在功能上，它可能比诗歌中任何其他句子都更重要。这种情况，大都出现在现代以来的诗歌当中。从古典到现代，题目的重要性似乎越来越突出，它和诗歌正文之间的复杂关系，大都是在现代主义以后的诗歌里建立起来的。

但是，题目的必要可能损伤诗歌本身的必要。诗歌并不神圣，它却最好诞生在不得不被写出来的那一刻。诗人是被驱使的。他可能经历艰苦的思考，或者像已然绝望的工匠长期重复一个单调的动作，乃至于赌上自己的全部生活，这都是为了获得一个打开喉咙命令。敏感的诗人会珍视自己的这种被动，他会深刻地理解这种被动在诗歌纯度上的重要意义。小说可能是隐藏，但诗歌是尽可能地暴露。在这个命令之下，一个诗歌的裸身出现了；一些句子，会像躶体的四肢陈列在他面前。诗人的工作是捡拾它的四肢，给它们一个自然或者暴乱的秩序，而不是赋予这些肢体一个名字。这个赤裸的身体不需要名字，身体被赋予名字的时候它就成了人。最高纯度的诗歌不需要人，只需要身体。

遗憾的是，近代以来，似乎只有时刻面对死亡的诗人，才更有机会获得这样的觉悟。在曼德尔施塔姆经历的残酷流放中，诗歌就像他日常的遗言。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们也可以说，在遗言般的写作里，给诗歌一个题目也是野蛮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揣测这些作品在诗人最后的日子里是不是成了他绝望的自我救赎，但我们大致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些珍贵的喘息。在长时间凝视死亡造成的崩溃和幻觉中，在远东宽阔得让人晕眩的土地上，这些被白色雾气包裹的喘息可能让作者在某个瞬间感受到自我的真实。

正是在这样的写作里，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才成为一种庄严的检验，不是检验诗歌的优劣，而是检验一首诗的必要性。一首不必要的诗，一首诗不必要的部分，在曼德尔施塔姆这里没有办法掩饰它的多余。这当然不是说，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中写就的诗就更有必要，而是，即使曼德尔施塔姆几乎被流放剥夺了一切，他也没有把诗歌降格为对抗权力的工具（比较起来，在离我们更近的环境中，出现了太多便利地以诗歌反抗意识形态的“英雄”）；他可能已经一无所有，但只有在他以诗歌对抗、控诉迫害他的权力时，他才失去诗歌。这也是这个世界上的黑暗更加需要警惕的地方，它吞噬你的方式不一定是剥夺，而是鼓动。当你决定自始至终站在它的反面，你就扩展了这种黑暗；你站立的姿势，会成为它崭新的、更具迷惑性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真正要赞叹的，不是曼德尔施塔姆在如此极端的处境中仍在写诗这个动作，而是他始终保有的极其清醒的诗歌意识；这样的清醒，真正考验着一位诗人应该拥有的勇气和坚毅。

这种勇气和意志，无疑帮助作者提升了诗歌的纯度。但从更长的时段看，这反而成了诗歌写作所遭遇的最为吊诡的境况之一。近代以来，为什么诗人要在死亡的逼视下，才得以回溯诗歌的源头？这些位于诗歌源头的自然现象，为什么已经开始经历死亡的扭曲？这是不是意味着，诗歌在“创作”的道路上，已经离它的源头越来越远？以至于诗人要在最极端的环境中，甚至以死亡为代价，才能返回到和诗歌更加原始、亲密的关系之中。诗歌也许已经过于艺术，而忘记了自己是一种声音。那些从《诗经》的作者，从萨福的喉咙里流淌出的幸福、古朴的音调，在曼德尔施塔姆这里，在同样留下大量没有题目的诗篇的保罗·策兰这里，已经成为对死亡的口授，一种在生命最为幽暗的光线中的自言自语。我们可能一时很难说清从萨福到曼德尔施塔姆这几千年的光景中，人类的嗓音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声音当然都不需要题目，在这些诗歌中，任何矫饰都是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