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 之八 见证

　　几代金融教材 折射市场变革

　　35年来，通过学校、电大、党校、网络等不同渠道，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李建（右一）授课学生超过300万人

改革开放40年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沧桑巨变，不仅发生在实践领域，也同样影响着理论和教育领域。

　　以金融学为例，作为现实市场经济核心理论学科，从一开始照搬的苏联模式，到引入市场经济新概念，，从一边批判一边改变，到变成考生们最为追捧的显学。

　　40年的金融学教材，也从一个微观角度，折射着市场经济从无到有，经济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并逐步成熟与国际接轨的全过程。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李健今年65岁，每天依然非常忙碌，除了给本硕博各阶段学生上课，还担任MOOC课程团队负责人，为范围更广的“学生”提供金融学远程教育。在前往金融街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之前，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在几摞学术期刊后，和北京青年报记者聊起了见证金融学科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的历程，她说能见证和参与这个过程是幸运的，也是有价值的。

　　改革开放初期讲金融学 一边批判一边讲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学（货币银行学）》是金融学科的统帅性核心课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学科取得了长足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金融人才，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重要贡献，李健教授完整地见证和参与了这段历程。

　　1978年，中央财经大学恢复招生，1979年，李健考入中央财经大学，她们那一届是学校第一批面向全国招生的学生，198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除了借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年，这35年几乎都在学校从事金融学教育工作。

　　李健读大学时，国家的改革开放刚启动，很多领域都发生了剧烈变革，金融学教育也不例外，她上学时老师们给她们印讲义，教材上是从苏联那里搬来的计划经济内容，但社会却从计划经济的体制中不断松绑，市场经济元素不断出现，在毕业前，李健从未接触过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的书，对西方经济学的名词、术语、概念到整个理论体系完全不了解，当时能查阅到的资料上，对这些都持批判态度，学习就和改革同步，“改一点，老师们就给我们讲为什么这样改”。

　　她从教后，需要给学生讲授这些东西，领导布置的一个任务是讲授《当代西方货币金融学说》，当时面临两大困难，一是物质条件差，资源稀缺，没什么像样的教材，李健1984年到北大进修一年，才接触到了西方经济学。在讲课中，自己也给学生用蜡纸油印教材，“印象深刻，刻曲线不好刻，出来歪歪扭扭的，现在看确实很简陋”。李健一边教一边学，经常到图书馆充电，“带着馒头和水瓶，一钻进去就是一整天，那会儿舍不得复印，把书上的东西抄在小卡片上，做了好几抽屉小卡片，这个学派200张卡片，那个学派300张卡片”。从图书馆回来后誊出来，图表都得自己手画，“就像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种感觉，整个知识体系，学术框架，研究范式，都是全新的，相当于从一片白纸上一点一点学”。

　　另一个问题同样棘手，书上讲的和现实不一样。当时关于经济学的课程都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为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金融学分为资本主义的货币与流通，社会主义金融理论，这就是两分法，后来说老叫资本主义不好听，改成货币银行学原理，就是讲西方的东西”。对于这些内容，老师们一边讲一边批判，讲一段批判一段，但是，批判的内容却在改革中出现，这给老师和学生都带来困惑，“学生会问，既然是批判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这么改？”这就要求老师研究大政方针和现实问题，然后才能解决学生们的困惑。现在成为常识的一些东西，在当时还是先锋和前沿概念，甚至有些“敏感”，大家一步一步往前探索。

　　当时讲的计划经济以财政为主，金融只是辅助，到了80年代中期，金融就变得很重要了，“1984年人民银行成为央行，工行接了它的商业性业务，这是一项标志性的改革举措，之后，对西方的东西接受的多一些了”。李健回忆，一直到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教学中的两分法才基本结束，不再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老师们可以真正从学科角度开始教学。

　　风云激荡的改革年代 零距离托着金融学成长

　　在一片白纸上搞建设，艰辛可想而知，但也有白手起家的优势，束缚教条少，发挥空间大，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剧烈变革中，一切都是新的，人们并不知道要往哪里走，但坚信原来的老路不能走了，各种改革和探索为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们提供了绝佳的样本和案例，后来的学者们经常赞叹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从不同角度解读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李健她们当时身处其中，就见证了这样的过程，“改革应该怎么走，为什么要这么改，每一项改革有何利弊，都可以研究，一项接一项，目不暇接，带来的冲击很大，有太多东西需要去搞明白”。改革出现的问题也需要研究，“比如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以前计划经济时代不需要研究这些问题的，当时就得作为新问题来研究”。

　　那个年代，政府对改革也没有经验，希望借助专家学者们的智慧，学者们并不仅仅局限在象牙塔里从旁观者角度研究改革，而是积极投身改革，非常“入世”，他们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改革措施调研、论证、座谈等，这些实践经历让他们对学术有了更深的认识。1985-1986年，李健曾借调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给杨培新做助手。杨培新提出了通过承包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主张，被中央采纳，被理论界誉为“杨承包”。这样的经历弥足珍贵，让李健近距离了解制度的设计和探索，视野更加广阔，境界也更高了，“当时做学术，讲课和国家、时代结合得非常紧，可以说是零距离的，广播、电视、报纸上讲的改革措施，很快都会进入教材”。

　　国家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教学的改革也是渐进式的，教材从完全的计划经济，到逐渐增加市场经济的内容，到后来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渐变的过程中，教学不断在变化。

　　改革开放，一方面是改革，另一方面是开放，频出的改革举措丰富着学者们的研究，不断开放的环境也让大家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刚开始大家都不懂，也不像现在可以开很多学术研讨会，因为周围很少有人可以去请教，和国外的学术交流几乎是空白的”，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局面有所扭转，到了80年代中期敢把洋人请过来了，1986年，李健参与邀请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做讲座，“当时在现实中见到了原来只在书本上看过名字的人，还挺激动，我说我要把你的理论介绍给学生，他原以为这里都是批判他的，没想到还有人知道他，喜出望外”。后来，和国外的学术交流多了起来，知名学者来中国做学术访问也越来越多，“很多都是原来批判的，后来也不批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健的教学水平也不断精进，1985年给本科生讲《当代西方货币金融学说》，每年完善一次，1989年就公开出版，这本书填补了学科的空白，1992年就获得了国家优秀教材奖。

　　世纪之交学科建设 瞄准国际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