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时量，是可比的。在复旦实验中学，像陈亮这样的青年教师，通常每周平均课时18节，每节课在40分钟；但在城堡学校这样的英国中学，教师通常每周平均课时达22节，每节课60分钟。也就是说，中国老师每周授课时间约720小时，而英国老师则为1320小时，比中国老师要多80%左右，真的很忙。

　　更“要命”的是，英国老师要上的课可不是同一个年级的。作为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相关主持者，张民选说，中国各科老师基本都以年级组为单位进行组合，在一学期内只教同一年级各平行班；而英国，包括数学老师在内，各科老师基本都是跨年级授课，比如同时上六、七、八3个年级的数学课。这意味着，英国老师一天之内要面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讲授完全不同的课程。

　　张民选说，尽管英国学校班额比中国要小，比如30人一个班，但一上午连上4小时课的强度极大，教学进度也容易受此影响放缓。“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备课，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批改作业，更别提我们比较习惯的教研活动了。”

　　忙，须有效率。也难怪此行带队司长保罗·凯特认为，“上海提供了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数学教育，期待这能为全英带来系统性变革。”

　　除了排班机制上的大不同，英国国家卓越数学教学中心中学部主任玛丽·斯蒂文森非常关注中国同行的“课后”。她和主任助理卡罗尔·耐茨，这两周一直在沪上学校“巡回”，走进课堂观摩，更走进办公室观察。她们意识到，英国教师在入职前的师资培训后，几乎没有面向教师专业发展的在职培训，也没有“以老带新”的师徒机制。

　　在她俩眼中的中国老师，同样很忙，因为不少功夫花在课外。就如陈亮所在的大办公室，是一个年级组老师共用，数学老师相对坐在一处，便于课后及时分享，比如说课、评课。他们都隶属于数学教研组，更资深的数学教师担任着组长，老中青都有，“我们每周三下午都固定时间开展教研组会，包括集体备课。”

　　“按相关标准，每五年，每名老师参与的教师教育活动不少于360学时。”复旦实验中学副校长黄凤仙告诉斯蒂文森和耐茨，这个统一要求只是“最低门槛”，事实上包括教研活动在内的教师教育时间远远不止这些，有些师资学习还安排在业余时间，比如暑假。除了数学教研组活动，年级组每周五下午也开碰头会，校级、区级、市级都有不同层次的教研。

　　不可否认，在中英数学教师交流之初，英国老师甚至对组织相互听课等教研活动产生“反感”，认为那是“干涉教学自主性”，因为他们向来“自有一套”，很难想象可以走进其他老师的教室去审视、去评判、去借鉴。然而，当他们来到上海中小学，也尝试“吃螃蟹”，上了公开课，面对各种意见和建议，他们感觉“这其实并非不可能”。

　　如今，类似于沪上“中心校”的做法，英国也建立起数学教育HUB，也就是枢纽型学校，由一校辐射周边的集群学校，共同开展中国式教研。按规划与比例，英国8000所小学将形成约70所中心校，而3400所中学则形成约35所中心校。

　　英式教具：

　　配套教学支持系统“可玩性”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中英教育对照中，有一种教学支持系统通常被忽视了。在记者采访的多位一线教师和专家学者眼中，英式教具和学具令他们颇为惊讶。不论是来自张民选团队的上海师大教育学院初等教育系副教授黄兴丰等，还是曾赴英为高中授课的复旦实验中学数学老师陈亮等，他们带回的教具学具实物或资料照片，形式多变、色彩丰富，有一种让人“玩中学”的兴趣。

　　陈亮展示他自费购买、价格不菲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数学教具，看似“乐高”式的拼搭积木，其实是帮助小学生掌握自然数以及加减运算等。每块积木上的洞眼多少，就是相应的数字；偶数是正方形或长方形，奇数则突出一小块；不同积木拼接组合，就可比较大小、分类排列、凑成整十，从形象思维发展抽象思维。

　　更高年级的几何教具，是更为立体化的块体，有点像三维版的“俄罗斯方块”，可以拼搭成形形色色的正方体、长方体等。与之配套的，还有布满小点的专用画纸，老师要求学生在实体搭建后，在平面上连线作图，转化两种维度，锻炼空间能力。

　　其实，这些教具学具的背后，有整个系列的配套教材，形成强大的教学支持系统。不同教育机构都有开发，在线上可供采购，相互竞争进课堂。黄兴丰透露，目前他们团队正在与牛津大学出版社接洽，如何引入上海数学课堂进行教学实验。“在动手游戏中掌握数学概念，不失去学习兴趣，这对数学很重要。”

　　陈亮在他的数学课上，已经开始“消化吸收再创新”，他请学生们用硬纸板自制类似的“俄罗斯方块”，拼建几何模型，“同学们都超喜欢”。陈亮认为，也许中国学生善于计算纯数学问题，反而“最怕应用题”；而英国学生往往“反过来”，从具体问题出发，从具象到抽象。

　　在大宁国际小学林静眼中，英国学校“老师不动、学生动”，老师拥有专属教室，而学生一节课换一批人“走班”。英国老师的教室就是他个性化的“实验室”，可以配置自己爱用的各种教具，从五颜六色的铅笔，到五彩缤纷的纸张。讲台台板下，还收藏着电子尺规、几何画板、图形计算器等软件。

　　与林静一样，不少赴英授课的中国老师发现，英方的数学专用教室带有趣味性摆设，比如黑板上方悬挂着一排三角形小旗帜，每面旗都是一个自然数，就形成了从负数到正数的一条数轴；挂钟上不是1到12的数字，而是一道道“算术题”，比如：1是1的零次方，2是4的开方等；另外，教师常用一套扑克牌来教学，譬如将勾股定理印在一张牌上。

　　基于工具性支持，英国数学课堂的“可玩性”提高，教师有充分的课堂组织能力。有时，教室墙上贴满20道“题目”，对应的“答案”则贴在另一张纸上，学生们在“题目”与“答案”的迷宫中频繁走动，探寻其中一一对应的关系，也有点像中国的“猜灯谜”，多答题、多奖励。

　　中西合璧，上海教育与英国教育部门的新一轮合作备忘录已签到2020年，明年来沪“访学”的英国中小学教师将首次突破百人。

　　或许，世上没有最好的教育法则，只有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