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学一位副教授说，20多年前自己刚当老师，学校会每周三组织一次教研活动，大家商讨课程内容，集体备课。“如今这种活动早就没有了。说句不好听的，上课过程中要是突然停电，有些年轻老师恐怕连课都没法上，因为他只会读PPT。”

如今，“PPT老师”在高校确实不少见。南京某大学学生张幼之(化名)保送读研后，研究生期间上的一门课与本科期间课名相同，只多加“研究”二字。不仅如此，同一位授课老师用着同一份PPT,3年过去连数字都没有更新。

有网友总结，下课比谁走得都慢的是高中老师，下课比谁跑得都快的是大学老师。一定程度上，正是有了部分专心培养自己、敷衍学生的老师，也才有了一些吊儿郎当的学生。

“好多大学老师行踪都是谜。”师范专业学生徐静好(化名)正处在完成毕业论文的阶段，她说部分老师在学生论文上有“三不”：不催、不帮、找不到。“好不容易‘抓’到老师人了，就简单说两句：你这题目太大了。我自己知道题目大，需要具体意见，才去找老师的啊。”徐静好说，特别期望能有更多对学生负责的老师。

评价体系重论文，制度导致轻教学

高校对大学教师的教学评价指标定得很弱，几乎不用努力就可以完成，科研的指标却定得很高

是什么让“上课还是写论文”成为两难？记者采访了解到，一方面“学术GDP”压力层层传导，学校奖惩手段花样百出；另一方面，学制设计偏教学与教师考核重研究存在冲突，导致高校重科研轻教学成风。

一是评价体系的功利。

“大到一个学校能获得多少财政投入，一个学院在各个层面能得到多少支持，小到一个学者能不能评上职称、获得多少科研经费，都与发表的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相关，身在其中很难不被裹挟。”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举例说，填写教育部的学科评估表，不是SCI(科学引文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无法录入；不是青年长江人才计划，无法录入；不是教育部这个奖那个奖，不算成果……

所以，当类似梁莹这样的“一个人就能刷掉半个系的学术指标”的人出现，即便她的论文比较水，也不妨碍被计入学术成果。对此，校方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褚蓥说，大部分的高校以“帽子”为引进人才条件的依据，并以大额的资金以及配套的资源奖励来激励学者发论文，根源在于考核指挥棒。“但人文学科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老一代积累了一批成果，新一代在老一代的基础上通过刻苦研究取得新的成就。主管部门注重推动老中青的代际接力，将资源相对平均地分布在各个年龄层次的学者身上，而不是将大量资源集中在头部。”

华东交通大学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一位副教授说，与人文社科类专业不同的是，理工科需要做产学研对接的工作。即便如此，学校对老师的考核仍然能够看出孰轻孰重。“我自己有一个项目，完成技术转移给学校挣了300万，拿了一个国家青年基金30多万，学校奖励哪个？后者。”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学校也为学生保研制定了论文加分政策。一些学习成绩并不是最好的学生，却能通过发论文来提高总分排名，获得保研的资格。例如，一些学科成绩很差的学生，到了年底突然冒出来好几篇论文，加了很多分，从班里十几名一下子到前三。但那些所谓论文，内容是上网买的，发表是交了版面费的，学校对此并不认真审核。

二是制度导致的轻慢教学。

“除个体师德问题之外，高校现有的评价体系和学制设计是导致整体轻慢教学的根源。”一位高校讲师说，高校对大学教师的教学评价指标定得很弱，几乎不用努力就可以完成，但科研指标定得很高，科研项目的级别、数量，论文发表的数量、刊物级别都要求得很高。高校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国家对学校的要求就是如此。

还有所谓“非升即走”的制度。该制度源于美国，上世纪90年代由清华大学率先引入，目的在于通过刚性的制度设计鼓励竞争。非升即走的核心是，在规定期限内拿不出相应的科研成果即须离职。某高校甚至规定，青年讲师几年内不准上课、专心科研，到期升不到副教授自动离职。

不少青年教师吐槽，几乎将全部精力花在科研上后，因科研达标升上副教授，就一定能熟练地授课吗？“研而优则教”的逻辑何其怪哉！尤其是文理有别，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科研成果的井喷期，至少都在40岁以后，迫使他们在刚毕业时就大量发文出书，不啻为透支未来。

“中国大学教师重科研轻教学不是现象，而是现象级！”南京某985高校的团委书记严斌(化名)说，我国高校虽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部分名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序列，但学制设计仍处于“教学型”而非“研究型”大学。在这些学校，课时设计太满，高校教师科研和教学研讨时间被大量挤占。但客观上，高水平大学教职又要求教师拥有前沿的视野，高水平的研究能力。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整体性的轻慢教学。

三是人事制度的懒惰。

多位教师提出，“四唯”问题的实质在于人事上的懒惰症，了解一名老师不应该只停留在表格上、框框里，不应该因为“老鼠”短时间内比“马”跑得快、反应敏捷，就选择“老鼠”，不应该医生救人一命不如文章一篇，这就简直是本末倒置的制度笑话了。

“什么都推给评价标准是推诿。问题不只是标准问题，而在于人事安排和执行者，有没有伯乐之心和伯乐之能？难道真的就调查不清楚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沈华清说。

坚持“四个回归”，以新标准破“四唯”

一些“青椒”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四唯”，而在“唯”的标准是否是真学问、真权威、真创新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校精神所在，实在老师。

必须看到，即便在当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现象广泛存在的大环境下，仍有退休返聘授课，因家中老母亲过世不得不中断课程，事后给大家鞠躬道歉的老师；有收到得意门生婚礼邀请，却因两天后有课要认真准备而放弃出席的老师；也有对跨院系旁听的学生都能认真征询意见，及时回复邮件的老师……这些，恐怕才是中国高校大师精神的灵魂所在。

“必须坚持把‘四个回归’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遵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近日在2018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上强调，一是回归常识，学生要刻苦学习，高校必须围绕学生刻苦读书来办教育，引导学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成为有理想、有学问、有才干的实干家。二是回归本分，教师要潜心教书育人，老师是第一身份、教书是第一工作、上课是第一责任，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方法技术娴熟。三是回归初心，高等学校要倾心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用知识体系教、用价值体系育、用创新体系做。四是回归梦想，高等教育要倾力实现教育报国、教育强国梦。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把自己做强，而是把国家做强，回归梦想要落实到建设一流本科、做强一流专业、培养一流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