剔除1所学校可能完成多项成果这一因素，统计高职院校的282项成果实际由208所高职院校完成，其中国家示范高职院校62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47所，其他高职院校99所。进一步统计发现，共有55所高职院校获得2项及以上国家级成果奖，其中国家示范高职院校26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17所，其他高职院校12所。而2014年成果奖中，获得2项及以上国家级成果奖的高职院校共有53所，其中国家示范高职院校38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10所，其他高职院校5所。可见，2018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和一般高职院校获奖的比重有所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获得3项及以上的高职院校有13所：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和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均获得5项；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4项；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等6所高职院校均获得3项。2018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获得3项及以上的高职院校有14所：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获得5项；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和滨州职业学院均获得4项；淄博职业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天津职业大学、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和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均为3项。以上涉及的27所高职院校均为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

　　连续两届获得2项及以上国家级成果奖的高职院校包括：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滨州职业学院等22所，这些院校也全部为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其中广东省4所，江苏省4所，山东省3所，浙江省3所。

　　（四）对获奖项目涉及专业的统计分析

　　2014年和2018年两届教学成果奖对成果所属专业类（中职）或专业大类（高职）略有调整，2014年要求对照的标准分别是《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2010年修订）》和《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试行）》，而2018年要求对照的标准分别是《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2010年修订）》和《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从获奖成果的统计结果来看，由于对照标准的调整，少数专业大类的称谓发生了微调，如“制造大类”调整为“装备制造大类”，“财经大类”调整为“财经商贸大类”等；但从专业内涵来看，两届成果奖中获奖数较多的专业大类（高职）排序基本一致，装备制造大类、财经商贸大类、农林牧渔大类、交通运输大类、电子信息大类、医药卫生大类和文化艺术大类的专业获奖数相对较多；专业类（中职）的获奖排序也基本一致，加工制造类、信息技术类、旅游服务类和交通运输类等专业的获奖数相对较多，具体详见表6。

　　（五）对获奖项目研究主题的统计分析

　　对32个推荐单位推荐的1054个项目的研究主题按推荐单位进行分类统计，每个单位列出排名前3的研究主题；同时按区域进行分类统计，列出排名前8的研究主题，具体见表7。

　　应该说，各省或直辖市推荐项目的研究主题代表或反映了本省（市）一段时间以来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成果。从表7可以看出，各省（市）教学成果奖涉及的主题基本一致，但也存在一定的区别：①人才培养模式是各地普遍关注的研究主题；②东部地区更加关注创新创业、产教融合和国际化等主题，中部地区更加关注课程改革、协同育人和信息化等主题，而西部地区更加关注课程改革、产教融合和专业建设等主题；③从研究主题的内容来看，东部地区的研究主题紧跟国家职业教育热点问题，而中西部地区的研究主题主要关注职业教育内涵建设。

　　对获奖项目的研究主题进行分类统计，（见表8）2018年成果奖获奖数排名靠前的主题分别是人才培养模式、协同育人、专业建设、创新创业、产教融合、实践教学、文化育人和国际化。与2014年成果奖比较，以上获奖主题基本一致，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化、“三农”问题、创新创业和现代学徒制等主题均获得2项及以上的一等成果奖，这些均是2018年成果奖获奖主题的热点。

　　二、基本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对近两届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的综合比较分析，可得到5个方面的结论与启示：

　　1. 东部地区成果奖的获奖能力呈现“一家独大”，马太效应值得反思。通过对近两届成果奖的数据分析发现，无论是获奖数量还是获奖质量（获奖率及获奖层次），东部地区均呈现“一家独大”局面。职教史研究发现，“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与经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过程”，教学成果的获奖能力又一定程度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由表3可见，各省推荐项目的获奖比率排名前8的分别为：江苏、北京、天津、山东、浙江、上海、重庆和广东，与2017年各省人均GDP的排序基本一致。因此，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各省（直辖市）职业教育国家级成果奖的获奖能力是否与该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然而东部地区的获奖能力“一家独大”，其马太效应不可忽视，如何规避这一问题，值得下一届成果奖评审予以重视。与此同时，少数省份的成果奖获奖率不足10%甚至为零，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区域特色多样性又该如何体现，值得反思。

　　2. 高职教育类型的成果奖数量有增多趋势，中职学校呈现“挤压现象”。近两届的职业教育成果奖数据反映，，高职教育类型的成果呈现增多趋势，高职院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成果也呈现增多趋势；而“中职类型”和“中职学校”均呈现减少趋势。也就是说，在职业教育成果奖的“获奖域”方面，呈现出中职学校遭受高职院校和其他单位（本科院校和科研院所）双重“挤压”的现象。与此同时，由于工业4.0时代的到来和智能制造的高速发展，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规格要求不断提高，近年来中职学校升格为高职学校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以上这些现象是否昭示了“职业教育高移”正在悄然发生，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