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互补、互相促进、共同治国在中国由来已久，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华法文化的精髓。

　　关于德的概念，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阐明：“悳（通‘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从心。”只有“直在心上”才能“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古人还把德的价值与国家施政联系起来，宣扬德教和德化的重要性。关于德教，《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对此，郑玄注曰：“德谓善教。”关于德化，更多的是与重民、爱民联系在一起，如《左传·襄公七年》曰：“恤民为德。”《管子·正》曰：“爱民无私曰德。”

　　经过漫长的生生不息的演进过程，德由善教逐渐趋向于善治，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道德政治文化，把国家的兴衰与道德的弘扬、人心的向善密切联系在一起，使德治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为德法互补互用、共同治国方略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德治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重民、惠民、教民、以民为本，孔子曾以“养民也惠”称赞郑国子产治国有方，他特别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看作不仅是“仁”，而且是“圣”。孟子进而论证了“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可见，德的功用主要在于教化，首先是化个人的不良心性，，使之纳于德的规范之中。也就是运用德的标准进行教化，唤起人们内在的、正直的、善良的天性，即内化于心，使之自觉远恶迁善，不仅远离犯罪，而且经过内省，使心灵净化，于潜移默化之中达到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所谓“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

　　其次，以德化不良之俗。由于古代中国是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统一多民族的大国，因此流行于各地区的风俗多不相同。其中既有良善的风俗，也有荒诞、落后、愚昧的风俗，所谓“百里不同风”。而各地的风俗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因此历代在以德化民的同时，也注意以德化俗，使荒诞之俗归于理性、邪恶之俗归于良善，务使不义不肖之徒明礼义、知廉耻，使四海同归于德化。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以德化民。以德化民反映了政治家的视野由个人扩展到全国的民众，表现出一种博大的政治气魄和抱负。以德化民除了以德的标准施教于民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善政辅助善教，把施政的立足点移至为政以德。历代统治者对以德化民都十分重视，借以表征德治与善政。由于民是国家的构成元素，民安则国宁，因此，通过以德化民，既巩固了国家统治的群众基础，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德的治国之用。

　　德法在功用上有所不同：一为直接的治国手段，如法是也；一为间接的化民为治，如德是也。但是，德、法二者均为治国所不可或缺，所以它们被古人说成是治国之二柄。从历史上看，德之功在于化，然而只凭德还不足以禁人为非、惩治犯罪，不能有效地驱动国家机器的运转，实现国家对内对外职能，而必须与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相结合。正因为如此，德法互补、共同为治才成为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治国方略，形成了数千年特有的治国理政传统。